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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被称为“金学”。以1924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标志着《金瓶梅》研究古典阶段（明清序跋、丛谈、评点）的结束；以1933年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发行《金瓶梅词话》，标志着《金瓶梅》研究现代阶段的启动；以中国大陆、港台地区、日韩、欧美四大研究圈的形式，标志着现代阶段的全面推进；以版本、写作年代、成书过程、作者、思想主旨、艺术特色、人物形象、语言风貌、理论批评、文化传播、资料汇编、翻译出版等课题的形成与展开，标志着现代阶段的学术水平。金学，遂为当代显学。
据不完全统计，仅1901—2000年，中国（含港台地区）所出版之《金瓶梅》研究专著，即达199部（国外出版之中外文专著除外）；中国大陆（不含港台地区）中文报刊所发表之《金瓶梅》论文，多达1949篇。而且，1980年以后其专著有190部，其论文有1903篇。
另在中国大陆，1985、1986年在江苏徐州，1988年在江苏扬州，1990年在山东临清，1991年在吉林长春，1993年在浙江鄞县，先后召开了6次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1989年在徐州、1992年在山东枣庄、1997年在山西大同、2000年在山东五莲、2005年在河南开封，先后召开了5次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
中国的《金瓶梅》研究，经过冷热起伏，终于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当仁不让也当之无愧地走在了国际金学的前列。
中国金学队伍中既有颇多建树的青年金学家，他们的考证、评析、考论、新解、新证，使得金学园林花团锦簇，成为中国金学宝塔耀眼的塔尖；也有著述丰厚的中年金学家，他们是这座宝塔的塔身；中国金学宝塔的塔基则是由老一辈金学家营建，可谓源远流长。
中国的金学队伍在新陈代谢中发展壮大。在这个队伍之中，不断有卓越的新人新作出现。石钟扬先生即为其中之一。2000年10月，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山东五莲召开，钟扬当时为安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虽然早已发表过多篇《金瓶梅》论文，却是第一次出席金学会议。我当时对他的印象是行文汪洋恣肆，言谈机警颖睿，又因为乡谊（我出生在安徽省蚌埠市），便感到格外亲切。其后不断有书信往来。不久他调来南京财经大学。2005年9月，在河南开封召开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他未能与会，大家颇觉遗憾。2005年11月，海峡两岸明清小说研讨会在南京召开，遂又谋面。前不久，他电话约我为其大著作序。我虽然位微学浅，却觉得有不少话可说，不至于依例空谈，便欣然命笔。
钟扬本书系《金瓶梅》人物研究。我在拙著《二十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中曾说： “人物形象问题，是金学同人讨论较为充分、著述格外丰富的一个研究方向。如果说‘瓶外学’（作者、评者、成书、版本研究等）是百家争鸣，那么‘瓶内学’（思想、艺术、人物、语言研究等）便是百花齐放。此一领域亦可谓著述如林，仅专著就有孟超《金瓶梅人物论》，石昌渝、尹恭弘《金瓶梅人物谱》，高越峰《金瓶梅人物艺术论》，刘烈《西门庆与潘金莲——〈金瓶梅词话〉主人公及其他》，孔繁华《金瓶梅人物掠影》，鲁歌、马征《金瓶梅人物大全》，孔繁华《金瓶梅的女性世界》，叶桂桐、宋培宪《金瓶梅人物正传》，罗德荣《金瓶梅三女性透视》，王志武《金瓶梅人物悲剧论》，冯子礼《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比较》，王汝梅等《金瓶梅女性世界》，陈桂声《金瓶梅人物世界探论》，魏崇新《说不尽的潘金莲——潘金莲形象的嬗变》，晨曦、婧妍《金瓶梅中的男人与女人》等15部之多。”如果统计论文，则有276篇，其中潘金莲69篇、西门庆54篇、李瓶儿29篇。因此，研究《金瓶梅》人物，就要抓住其主要人物——西门庆与潘金莲。钟扬本书自不例外，其副标题即为“石钟扬说《金瓶梅》： 品读潘金莲与西门庆”。
姑以其西门庆研究为例。钟扬发表在《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一期上的论文《西门庆是“新兴商人阶级”的典型吗？》与《济宁师专学报》1999年第一期上的论文《十六世纪一个新型流氓的喜剧》，是他研究西门庆的起点，也是基点。这两篇论文，他后来曾整合为《流氓的寓言——论西门庆》，发表在台湾《大陆杂志》第九十九卷第四期（1999．10．15出版）。本书的西门庆部分，即为上述论文的修订与扩延。
持西门庆“新兴商人”说者，除当代卢兴基先生首倡以后，尚有跃进、李时人（称之为“前资本主义商人”）、王文彬等。此说是《金瓶梅》思想主旨研究中的重要一说，广有影响。本书持不同观点，而将“新兴商人”卢兴基说与吴晗说分别开来，认为“在吴晗那里，所谓‘新兴商人阶级’实则地主阶级的一部分”（引文见《流氓的寓言——论西门庆》，下同）。因此“这所谓新兴商人阶级既不改变封建的生产方式，也不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其所经营的也只能是封建的商品经济。”这是有力的辩驳。卢兴基先生亦固守定见，他提交给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的题目就是《不同凡响的艺术塑造——再论西门庆这个新兴商人》。希望这一讨论能继续下去，我相信，这种双方言之有物的论争，必将有益于金学事业的进展。
刘绍智《试论西门庆》（《宁夏教育学院学报》1983年第四期）是西门庆专题研究的第一篇论文。其后二十年，除前述西门庆研究专题论文54篇以外，凡研究《金瓶梅》人物者，几无一例外，都要论及西门庆。但我以为，对西门庆的研究，本书最具光彩。
“何物西门庆”？本书定性其为“全景型的流氓”，其“在商场”、“在官场”、“在性生活领域”，“《金瓶梅》的精彩处，……在写了一个流氓的发迹变泰的历史，一个流氓全方位的狂欢，……一个流氓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的英雄气概”，而这个“流氓的神话”，是“瓦解与破坏了封建官制，……封建法制，……国家的税法，……封建礼教”。但这个“流氓的喜剧”，不是“在官场倾轧中倒台”，或“被奴才来旺所杀”，或“在商场竞争中失败”，而是以其“自取灭亡的方式，撕破了这一丑恶的生命，嘲笑了这一丑恶的流氓”。结论是“兰陵笑笑生的喜剧的笔调，通过否定西门庆，否定了一个时代，否定了一个社会”。关于“审丑”也是“审美”，东吴弄珠客、文龙、邓星雨、潘承玉、罗家坤、陈果安等均有论述，而本书更为生动： “兰陵笑笑生……既不是为丑而丑，也不是以丑写丑，更不是以丑为美，而是从美的立场与角度出发，去撕破丑、嘲弄丑、鞭挞丑。”
“第一奇书奇在何处”？奇就奇在哥哥说其“云霞满纸”（袁宏道《致董思白》），弟弟却说“此书诲淫”（袁中道《游居柿录》）；奇就奇在“劈空撰出金、梅、瓶三个人来，看其……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计弄来，后半自己的梅花，却轻轻地被人夺去”（张竹坡《金梅瓶读法》）；奇就奇在“西门庆未死之时便该死，既死之后转不死”（《第一奇书》七十九回文龙评语）；奇就奇在这是一部“说不尽的金瓶梅”（宁宗一《说不尽的金瓶梅》）；奇就奇在这是一场“致命的狂欢”。是为序。
2006年1月8日于彭城预真居
《致命的狂欢》 题记不读《金瓶梅》，不知天下之奇（1）
——导言： 兼与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商榷
一、 从“四大奇书”到“第一奇书”
明代的四部长篇小说：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被学界称为“四大奇书”。
“四大奇书”名称的确立有个历史过程。从明代天启年间到崇祯年间先后问世的《韩湘子全传》、《三遂平妖传》、《斥奸书》、《禅真逸史》等书的序言或凡例，都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说部中的“大哥大”相提并论，却都未亮出“四大奇书”的名号。此期间有类似“四大奇书”的说法，又并非上述四书。崇祯间笑花主人序《今古奇观》有云：
元施、罗二公大畅斯道，《水浒》、《三国》奇奇正正，河汉无极，论者以二集配《伯喈》、《西厢》传奇（按，指《琵琶记》传奇、《西厢》传奇），号四大书，厥观伟矣。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第1056页，济南： 齐鲁书社1990年2月版。
清顺治年间西湖钓叟序《续金瓶梅》，将《三国演义》拿下，称另三本为“三大奇书”： “今天下小说如林，独唯三大奇书，曰： 《水浒》、《西游》、《金瓶梅》者。何以称乎？《西游》阐心而证道于魔，《水浒》戒侠而崇义于盗，《金瓶梅》惩淫而炫情于色。”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690页，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稍后李笠翁（渔）采用西湖钓叟“奇书”之名，竖起了“四大奇书”的旗帜。李笠翁为清初的两衡堂刊《三国志演义》作序，劈头就说：
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 《三国》、《水浒》、《西游记》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其赏称为近似。见北京图书馆藏两衡堂刊本《三国志演义》卷首。按，通行毛宗岗评本《三国演义》卷首金圣叹序便是毛氏据李序改托的。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附录“丛书目”载《四大奇书》，按云： “以《三国》、《水浒》、《金瓶梅》、《西游记》为四大奇书，始于李渔（《〈三国志〉序》）。”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第221页，北京： 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