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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出台了《关于新蔡县民办学校休课整顿的通知》。这份文件规定，民校必须先停课后办证，还组织校长们参加“驻马店市民办学校校长培训及换证会”。
“名为换证，其实是没收证件！发证遥遥无期。”
“说是先停课后办证，但是停了以后又不给办！”
“每次都写申请报告，交了钱也不给办！”
校长们开始大倒苦水。栎城乡韩港村世红小学在1996年创办时就拿到了《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和《收费许可证》，之后每年参加年审，但2000年年审时证件却被无故收回，至今没有再发，世红小学由此成为“非法学校”。校长张世红大惑不解：“刚刚办学时还证件齐全，经过几年的发展，学校的硬件建设、师资力量和教学质量都有了明显提高，每年还向乡教管站上缴500元代管费，咋就成了非法办学了呢？”
2000年的整顿几乎成为新蔡县民校的灾难。在惊惶不定中，校长们预感到，虽说春天从未降临过，但真正肃杀的寒冬却到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抗争！他们利用民办学校协会（也是非法身份）的组织力量，集中校长们的智慧，开始逐级上访。先是县政府、县教委，无果，后又上市政府、市教委。几个回合下来，“休课整顿”不了了之，各民校陆续复课。这场斗争以教委的妥协而告终。校长们从中也摸索出一条真理：只有斗争才能生存！
那么，新蔡县民办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到底如何呢？为什么长期被隔离在歧视和偏见的藩篱内？
走进会民小学的校门，只见宽敞的四方院子里迎面两排平房。正是防“非典”时期，学校放假。透过教室的窗子看过去，简陋的课桌椅上蒙着灰，刷白的砖墙上张贴着名人的励志格言。没有开灯，教室里光线略有些暗。这是一个十分寻常的乡村学堂。相比一些公办学校年久失修的危房，这里的房子看上去结实而安全。
校长闫乃慧指着平房旁边的一块空地，说：“这里计划是要盖教学楼的，现在也不敢盖了，谁知道学校能撑多久？能办一天就办一天吧。”
空地上已经长出荒草，在午后的风中轻轻摇曳。
随行的人都没有话，叹息在心里滞留着。
办学四年来，会民小学从最初的几十个学生，发展到300多人，每年的毕业会考成绩都超过村里的公办学校。全乡现有25所学校，其中公办校20所，私校5所。去年参加全县小学毕业班素质教育竞赛的148名学生，民校学生就占了67名，结果前三名全部出自民校。这使得乡教育辅导站（后改为中心学校）站长大为头痛，开会时训话说：“每年升学率高的都是民校，公校老师都上哪去了？！”
“公校老师都上哪去了？以工代干的、接班顶替的、没有教师资格的照样上讲台。前几年工资发不出来，有些老师下海经商，空缺就由一些当兵转业的填进去了，老师们的素质参差不齐，教学质量能搞上去？！”一位公校老师直言不讳。体制的缺陷决定了用人机制上的偏差，老师中间有能力的上不去，没能力的却能想办法上去，这类怪现象在公校早已见怪不怪。
新蔡县公办教育基础薄弱由来已久，高考升学率在驻马店地区一直偏低，或许这正好给了民校一个极大的发展空间。1998年新蔡县民办学校达到近600所，其蓬勃发展的势头令其相邻的正阳县大为刮目。这里有个戏剧性的场面，说的是2000年，正阳县组织教育界人士到新蔡学习民办教育发展经验，这些乘兴而来的取经者怎么也不会想到，当时正值新蔡民校噤若寒蝉地等候“判决”的危机时期。这种“巧合”令双方都十分尴尬。
新蔡县村办学校的分布格局是一村有一所公校，有的是两村共一所公校。民校的兴起打破了原有的平静，现在几乎每个村都有一到两所私校。这样；村里的孩子上学就有了选择，选择就意味着竞争。
我走访了一些民办学校，应该说会民小学的办学条件具有代表性，校舍并非传言中的窝棚，几乎都是新盖的平房，收费也不高于公校。
“如果不是被这样整来整去，民校早就吃掉了公校！可是现在，想发展也发展不起来了！”一位民校校长痛心疾首。
乡村校长的牢狱之灾竞争风波
民校吃掉公校，在新蔡县并不是新鲜事。早在1994年申国清就干成了这事儿！
外表瘦弱的申国清高中毕业后上不起大学，却依恋学校生活和书本世界。在单调苦闷的乡村生活中，他萌生了办学的念头。七八年前，乡里的私校还很少，他谨慎地给学校取名为“闸北小学”。
那时，村里的公校就是个危房。申国清狠抓教学质量，又盖起了平房做教室。不到两年，公校的学生陆续被吸引到他的学校来，最后公校只剩下48人。
“两年后我把学校改名为‘竞争’，因为看到了希望。那会儿干劲挺足，就想干败公校！”这个看上去文弱的乡村秀才话音很轻，却憋着一股子气。
如果不是知情人，很难体会他心里的那股子气。公校有什么？有政府发工资，旱涝保收，有办学许可证，不必东躲西藏，可是16个老师教48个学生！民校有什么？公校有的，民校就先天不足，可是竞争学校5个老师教300多个学生！而且，全乡的素质教育比赛中，竞争学校曾荣获全乡总分第一，多次名列前茅，很快就将村里的公校甩到了后面。
这时，乡党委书记向申国清提出能否承包公校，并且给出了很大的政策空间：16位教师如不合格，可以随时辞退。
申国清思量这事，有几分心动。不想，麻烦很快找上门了。
一天晚上，16位教师上门来闹，指责、威胁甚至差点动手。
“你这不是明摆着踢我们的饭碗吗？！”
“你办你的学校，有什么能耐管我们！”
一看这架势，生性怕惹事的申国清打了退堂鼓，不承包就不承包呗，我继续当我的校长！但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发生了。
那所公校校长的弟弟，据说是当地出了名的“不好惹”的角色，第二天手里带着铁扣，找上门来，二话不说就“教训”了申国清一顿。
重重的铁扣砸在脸上，血痕累累。
你不是有能耐吗？不是要承包吗？你行，别人就没活路了；你竞争，别人都喝西北风去？！铁扣一声声地在眼前飞舞，申国清的心在滴血。
他狠了心，决定不再提承包。那时正是腊月二十七，事后公安局干预，有人从中调解，申国清就没再追究下去，但是也没拿到一分钱医药费。
“事情搞大了，对我办学也不利。”申国清面对我不解的目光，低声解释。
我听出了他声音里的不屈和无奈。当合法权益被肆意蹂躏、人格尊严被粗暴践踏时，或许只有两个字能让身为人师的申国清们贲张的血脉平静下来，化做另一种力量：办学。
我不由想起在新蔡采访的日子里，许多民校校长像见到久违的亲人一样，向我倾诉办学中不为人知的痛楚、辛酸。一位老校长说起，由于他的学校影响力越来越大，吸引了公校的生源，被人怀恨在心。结果，竟有人闯入家门，将他年迈的老父亲打倒在地……言至此，他双目几欲喷出怒火。但是在我即将离开时，这位老校长追上已经开动的汽车，扶住车门，不停叮嘱：一定不要写这事，一定！学校我还要办下去……
6年后，村办小学自然消失，真的被“竞争”掉了。
申国清喜欢“竞争”这个名儿。“民校要办好，就得有竞争意识，明摆着要和公校竞争。可是这个校名被禁用，有关部门认为‘竞争’太刺激，不给登记。我琢磨着，学校发展该上台阶了，就改为‘腾飞’。”
不久，就在距离竞争学校不远处的邻村又建起了一所公校，据说市里还投资了，教学设施不错。于是，竞争学校的生源开始流失。
“我觉得现在就要和这所公校竞争，所以就把校名又改回了‘竞争’。有位教育局副局长听说后，认为这名字叫得好。”申国清的危机感很重。
采访时，我恰好路过这所新建的公校，距离申国清的学校不过50米之遥。年轻的校长和我交谈了几句后，话题转到私校上时，他突然道：“我们和他们没有来往。”口气里又是不屑又是敌意。
接着，他向我介绍了私校的“乱”，诸如课程设置单一、用盗版教材、没有合法身份……由此可见双方长期的相互抵触，“势不两立”。
竞争学校的校牌被申国清摘下来，放在他拥挤的校长办公室里，说是放假期间怕人捣乱。200多平方米的院子里，一间间平房整齐排列，空旷处有一片是留下来盖教学楼的，现在这事儿只能悬着。
校长办公室里陈列着历年来所获得的荣誉证书、奖状、锦旗，展示着竞争学校走过的辉煌历程。那时学校拿到了办学许可证，可以参加乡里的各种比赛、考核。不像现在，私下偷偷去复印公校的考试卷，拿回来测试自己学生的水平，有了好成绩只能偷着乐！
为了那张证，申国清没少动过脑子。竞争学校的办学许可证也是2000年被收回的，此后再也没拿到证。申报材料交到乡教管站，后来才知道根本就没往上递！
“我欢迎县里对民校规范整顿，从办学条件到师资力量进行考核。但整一部分也得留一部分，全部整垮就不行！”申国清表明了态度。
他想不明白的事挺多，每年竞争学校都要向乡教管站缴纳代管费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