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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顺从和放纵，并不是要什么给什么。因为毕竟孩子的世界观还没有形成。他不知道应该要什么，也许他所要的并不是他应该要的，因此就需要老师引导，而不是强制性地规定。”
这是需要艺术把握的。强化客户意识是认知上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并非倡导在具体工作中盲目丧失自我。毕竟，这和纯商业客户不同，既要遵守产业经营的规律，更要尊重教育规律。
教育就是实践。南洋有个“转差为优”的教学研究课题，就是把很差的孩子转变成优秀的孩子。在青岛南洋采访时，我发现老师们在“转差”方面的案例积累得足以能够编上一本厚厚的指南了。
在南洋教育的小辞典上，除了“分层教学”、“导师制”和“精细化管理”这些富有特色的概念外，还能看到一个独特的“会诊制”。它的特定含义是：针对学困生的薄弱环节，班主任组织相关教师进行集体研讨分析，看症状，找根源，定方案，定责任，辅困促优。不同于公办学校对待差生的普遍态度“一个都不能要”，这里的一贯做法是“一个都不能落下”。
我有机会看到了许多老师的“扶差”手记。面对这个永恒的研究课题，老师们对于教育的独立思考令人感动和深思。
耿建英老师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四（2）班有一位女同学叫崔雪怡，老师们暗地都说她有心理障碍，因为一般情况下，无论你问她什么，她都拒绝回答。只是睁着大大的眼睛很惶恐地看着你。她在数学课上的表现也很糟糕，从不发言，作业几乎也不能按时完成。去年的很多时候，我都是牺牲中午的休息时间陪她一个人在教室里写作业，可是收效甚微。期末考试她的成绩仍是中等偏下，着实让我头疼。
过后我反思自己的教育，一定是在某些环节出了差错。于是我开始暗地里留心观察。雪怡其实是一个挺聪明的孩子，语文老师总夸她作文有创意，数学课上某些有一定难度的题目也能做出来……这种情况都告诉我，雪怡的差并不是由于智力的问题，完不成作业也不是由于不会做，而是其他的原因。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终于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雪怡生活自理性差，各种学具总是东一个、西一个地乱放。每次一做作业就开始找东西，自然浪费了大量时间，而有时候东西没有，她又不主动向老师或同学求援，就那么傻傻地找呀找呀！于是每次上课之前，我都帮雪怡把需要的东西整理好，有时候怕她把必要的东西弄丢，我都是每次用的时候才发给她，用完后及时收回。并且有意安排我的数学课代表王梦真同学做她的同桌，发现她有困难主动帮忙。
慢慢地雪怡写作业的速度逐渐快了，大部分时间也能按时完成作业。她在课堂上偶尔也愿意发表自己的见解，我当然及时抓住这样的教育契机，把机会都留给雪怡，开始她回答问题的声音很小，几乎听不清，就由同桌同学当翻译。回答问题的次数多了，也就慢慢放开了。
雪怡的生活自理能力差，还学其他同学留头发，有一段时间她每天都是扎着三根辫子来到学校，个别男同学就嘲笑她的头发是“鸡窝”，雪怡可伤心了。我制止那些同学，每天利用课间为雪怡梳头发。放小假回来雪怡把头发剪了，齐耳的日本头，非常整齐，我夸她是个漂亮的大美人。
雪怡一天天开始喜欢我了，当堂课没完成作业，也能自己主动来找我补课。有一天雪怡突然对我说：“耿老师，我觉得你是棕色的。”
“为什么呢，孩子？”
“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么觉得。”就这样雪怡赐予了我一个爱称，“棕色的耿老师。”说句心里话，我不怎么喜欢棕色，觉得棕色太老成，喜欢红色、绿色，或是黄色这些明亮的色调。
隔了一段时间，雪怡终于给了我一个我非常乐于接受的答案。“老师，红色太热了，会把我烧坏的。我喜欢巧克力，甜甜的，巧克力不就是棕色的吗？”原来在孩子的心理，耿老师是巧克力的化身。
从雪怡的转变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教育必须是充满感情的。我们对学生的爱，应是发自肺腑的对朋友的爱，这种爱既是无微不至的，又是不由自主的。当我们用广博的爱走进“后进生”的心灵，而他们也乐于主动向我们敞开心扉时，我们的教育之舟便已驶入了成功的港湾。
……是啊，每一个孩子都是珍贵的存在，他们都有许多可爱的东西。如果我们总是用同一把尺子去丈量所有的孩子，那么必然有些孩子被我们“甄选”出来，成为应试教育的牺牲品。所以，我们教师自身必须改变评价体系，承认学生之间的差异，允许学生张扬自己的个性，把他们视为一个个具有丰富而独特精神世界的“个体”。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教育的英明和真正的人道精神就在于，要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发现他那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劳动的源泉。帮助每一个人大开眼界看到自己，使他看见、理解和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人类自豪感的火花，从而成为一个精神上坚强的人，成为维护自己尊严的不可战胜的战士。
从回归教育的本原来看南洋老师的教育思考和实践，不能不为南洋孩子们击掌庆幸。与其说是老师们的爱心、宽容和激励给孩子的成长撑起了一片绿荫，不如说是南洋的教育文化和理念孕育了这一片蔚蓝的、自由的海。南洋的孩子们，有福了！
寻找南洋的“芯片”洗礼
2001年对于南洋来说，是一个风雪之季，更是一场必然经受的洗礼。
这一年，为了更强势地扩张发展，南洋果断进行了产权运作，抢在加入WTO之前，就已完成了境外资本的引进，与国际教育投资嫁接合作。然而，为业界专家所看好的南洋却遭遇了上市挫折。一时间，关于南洋的传言沸沸扬扬，是资金断流，还是人事变局？正当人们纷纷猜测时，南洋高层出走的消息似乎进一步佐证了外界的猜疑。
就在今年3月，任靖玺向我推荐了青岛南洋学校，他最欢迎的是自下而上的采访。在青岛，我看到了一个依然从容运转的南洋学校，健康、有序，认真、执著。我有些明白了他的意图。
企业重组是规模扩大后的必然行为，在使企业获得发展的新动力同时也给从业人员带来了不安。在集团教育工作会议上，一向不回避问题的任靖玺坦率地表白，一个开放的企业，一个明智的老板，不能钻到桌子底下看问题，应该以开放、发展、科学的眼光看待人员的流动。
相反，他感到欣慰。“南洋用人是非常成功的，成功在出去的人都在做教育。无论是企业重组还是人员流动，都是在寻求人或物的更佳配置；我们是在大浪淘沙，自我挖潜。我们欣喜地看到，阵痛过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越来越广阔的发展平台，为我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
与此同时，在业界，民办教育的政策风云突起。时而晴朗，时而布满阴霾。2003年8月底，等待了近乎半年之久的采访终于敲定。任靖玺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却是：“今年民办学校是哀鸿遍野啊！”语气沉重得出乎我的意料。既而问我：“你知道今年民办学校倒掉了多少吗？”
忧心忡忡后面的无奈是奔走于民校间的我所习见的。
经过十多年期盼、四年酝酿、四次审议之后，《民办教育促进法》终于在2002年末艰难“分娩”。而此时距离《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颁布不过五年时间，这在中国的法制建设中实属罕见。这部中国历史上专门针对民间资本办教育的法律，使民办学校的身份和地位真正得以确立，多年来制约民办教育发展的瓶颈被打破了。
就在今年初，任靖玺面对媒体还是欣喜、振奋的：“《促进法》解决了三个难题：一是允许合理回报解决了资本市场的对接问题。教育要产业化，同样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政府财力有限，哪里来钱？当然靠吸引民间投资，靠适度产业化的经营手段，但要大家都作无私奉献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二是明晰产权可以吸引更多机构投资者。既然是产业，投资就要有产权，要给个说法；谁投资，谁受益，这也是合理的。第三是给了民办学校公平的法律地位。《民办教育促进法》是一部及时的法、与时俱进的好法！”
《促进法》中关于“合理回报”的规定被认为是理论上的大突破。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取得合理回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看似最大的受益者是民办教育的出资者，其实激活的是民间资金流入教育领域，有利于真正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
《实施条例（草案）》终于在急切的期待中出台，舆论却一片哗然。争议最大的，仍然是“合理回报”问题。《实施条例（草案）》第四十八条规定：“出资人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出资人可以从学校年度收入中扣除办学成本、依法预留的基金（风险保证金，年收入的3％；发展基金，办学节余的25％；福利基金，办学节余的10％）及有关税费后，形成的年度办学结余中，获得相应的合理回报。
“提取合理回报的具体办法与数额，由学校董事会自主决定，但合理回报的数额，不得高于出资人实际出资额的商业银行当年长期贷款利息的200％。”
“年度办学结余低于出资人可获得的合理回报数额的，应当以当年度办学结余为限；民办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