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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涛骇浪中的成长经历使任靖玺对于社会责任感有一种意识深处的自觉和担当。任何一个企业开始时可能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但当它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事实上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要去完成社会责任。这种“责任觉醒”在南洋的发展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南洋进入教育产业，是任靖玺“善于抓住机会”的必然选择。刚开始办学时他是带着纯粹回报社会的想法，修北京至大同的高速路时，他曾捐资300万元人民币。
1994年第一所南洋国际学校在太原建立，1995年大同南洋国际学校成立，其时的南洋还处在模糊的产业选择阶段。
应该说，这一阶段的步伐是实验性的、探索性的。家长把孩子交给南洋时，目光是将信将疑的：类似这样拥有优美的风景、堂皇的建筑和洋班主任的学校，是否就能造就中国未来真正的一流人才？不久，他们就有了些许的释然。
第一届大同南洋学校的高中毕业生中，就有两位分别走进了北大、清华的大门。当时之所以引发媒体关注，是因为不同于那些来自省市重点中学的北大、清华骄子，这两位学生来自中国真正的私立学校。
1996年，南洋进军北京；1997年，仍在摸索中跌跌撞撞；1998年，任靖玺敏锐地捕捉到教育气候的变化，同时建于四所著名城市的四所南洋学校口碑鹊起，潜心做教育成为南洋义无反顾的选择。
1999年，南洋进入了快速、强势扩张阶段，自此几乎以每年两校到三校的裂变速度相继建起了成都、青岛、大连、昆明等地的南洋国际学校。这是南洋的教育产业真正成长的时期，表现形式就是千军万马都上第一线，先做规模，抢占市场，接下来再抓管理，打造品牌。
2000年，南洋进入了价值追求阶段，已滚动投入8。7亿元，全部在校生已超过1万多人。迄今为止，已经形成了十校共同发展的格局，拥有2600多名教职工队伍和1。6万多名学生。
未来五年，南洋将在投资风险控制和办学收益双重安全的前提下，扩张三所K12学校，从严格意义上讲完成10所K12学校的原定目标。达到在校生2。5万人，形成资产规模接近20亿元。
这种集团投资、连锁办学的路子，被教育学家张铁明概括为“滚动克隆，强势扩张”的教育模式，使得南洋能够通过规模经营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规避办学风险，有效地调动教育资源。其连锁经营的形式极易令人想到遍布全球的“麦当劳战略”，但不同的是，麦当劳输出的品牌、标准，而南洋则是品牌、资金、管理的全面介入，其内核是“自有的”。
我注意到，投资一所南洋国际学校，资金量至少在5000万元到1亿多元左右。如此快速的投入扩张，对资金的需求量无疑很大，并且，南洋学校的兴建都是采取前瞻性规划设计、大体量超前建设、高标准设施配套、一次性投资到位的强势策略和方式，选择的地点都是具有市场战略地位的区域文化经济中心城市。其间无疑蕴涵着巨大的风险。
“南洋模式是自有的，拥有自己的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这种模式投资很大，但控制也比较强。我们也接触到一些公司，他们和名校合作，投入资金，结果，制度、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还是原来的那一套，很难真正体现投入资金的价值。而我们的控制能力非常强，因为学校是我们投资的，所以管理、发展全部由我们自己来决定。”一位副总裁这样阐述南洋的办学模式。
应该说，南洋在初期的发展过程中，极大地充分发挥了连锁办学模式的优势。自兴办第一所南洋学校获得成功之后，南洋就开始进行连锁办学的探索，有计划、有步骤地选择GDP总量大、人口基数多、人文环境好、教育资源丰富的文化经济中心城市，以统一校名、统一模式、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的方式，进行以品牌为先导、以连锁发展为特色的办学模式。
当各地的南洋学校渐渐突出在人们的视野中时，鲜有人了解其中除了名师、名校长的号召力外，还有集团审慎、理性的思考。“领先半步”，是任靖玺提出的发展口号。所有看似顺利、成功的背后是一个大量复杂的前期市场调研，诸如该地区公立学校数量，私立学校数量，适龄儿童人数，经济发展水平，当地居民收入的平均水平，教育支出比例以及增量，人口增长率以及当地政府对教育的态度等等。正是这种成熟的进入方式，才奠定了南洋大规模扩张的根基。
今天，在大同、太原、青岛等区域中心城市，人们看到在大浪淘沙的市场竞争中，南洋学校几乎都成为当地民办学校发展中的“名校”。
南洋业已成为中国私立教育投资规模最大、学校最多、在校师生人数最多的教育集团，因而被一些专家称为“航空母舰”。但这并非任靖玺的真正追求，“南洋的价值在于探索中国教育的发展模式，以规模发展和精品教育为实践目标，努力做成中国私立教育的优秀品牌，为整体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而毕生尽责。”
寻找南洋的“芯片”“震撼”来自哪里？
青岛南洋学校静静坐落在美丽的金沙滩边。走在海边，我不禁想，这里的孩子和老师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是在大海的蔚蓝、广阔的情怀中体验教育和受教育的快乐和自由。
如果说快乐和自由是一种难以言诉的感性气息，那么对于学校而言，这种感性空间的营造同样有赖于现实理性的支撑，诸如规则、制度、条例。
华东师大的吴治宏教授去了一趟青岛南洋后，感觉只有两个字来形容：“震撼。”中国的公立、私立学校他都跑了很多，并且还兼着几个学校的校长，他说把学校办到青岛南洋这样水平的还没有见过。
还有一位受到“震动”的公立学校校长，从青岛南洋回来后彻底改变了以前对私立学校的看法，不久就组织了全套班子用一周时间来这里学习，是抱着“归零心态”来学，而不是虚晃一枪。
他们在青岛南洋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我很好奇。
来这里不到两天，我就觉出了异样：老师、校长的书架上摆放的不仅仅有练习册和试题集，还有《基业长青》、《杰克？韦尔奇自传》和《六西格玛的力量》等企业管理、经营类书籍。
在小学部、中学部办公室，我看到了墙上张贴的“日清表”。每一天每一位老师的工作状态在此都有详细的记录，学生管理中出现的每一件事都有翔实的记载和处理方法。日清、月结的记录成为年终工资、奖金考核的标准之一。
“老师在上班时间玩电脑游戏，在公立学校也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但在这里是严格禁止的，一旦发现处罚20元。当然，制度应该以人性化方式来执行，处罚不是目的，而是监督和提醒。”小学部主任刘晶心说。
南洋有个“三满意”运营检验情况统计表，每学期61项调查项目送到学生、家长和教工手中，所谓“三满意”是指“学生满意，家长满意，教工满意”。这是南洋学校管理的核心内容。
我去见中学部主任许新时，他的手里正拿着一份《督导评估方案》，其中严格的量化指标、细致的项目打分，令人望而生畏。按他的职责、岗位，应该达到的分数是280分。我问他是否感觉压力，这个看上去一丝不苟的学部主任笑笑说，没什么可怕的，这些都是平时在做的。
这份督导评估方案是南洋衡量学校管理的又一杆“标尺”。
就在周围学校关起门来谈教学时，南洋就开始谈“管理出质量”。他们最早引进了ISO9000的想法和观念，希冀把一个完整的、高效的企业管理引入私立教育的办学机制。但如何把具有精神和文化因素的教育教学产品和工业化生产结合起来，这是个两难问题。不能照搬，不能图解，因为教育质量远远不单有业务要素，还有人文因素。
新的督导评估体系把学校管理的各个环节、各个部门进行量化、细分，里面包括不同的板块，有教学板块、人力资源板块、培训板块等。每个板块都有一个量化的点，用它来评价每个学校。南洋那么多学校，A学校和B学校哪个好？它提供了一个科学、量化的标准。与ISO9000体系相比，这套督导评估体系专门针对学校教学、管理，更专业、更细致。而ISO9000质量认证体系的色彩在渐渐淡化。
南洋的一位管理顾问打了个形象的比方：“100块地砖里至少有1块是碎的话，现在有3块，那么大家会意识到我该换2块了，但是原来大家都意识不到，也就走过去了。教学也一样。比如说让孩子参与教学，现在我们会说至少要有80％的孩子回答问题，有了这一个量化标准后，老师会想，以前只有一半的孩子回答问题，另一半下课后也没怎么说过话，现在该调整了。这不是压力，而是动力。”
对教师的考核分三大块。教学成绩占的比重最大，50分；教学常规占30分，学生评教占10分，其他像课程竞赛占10分。对老师成绩的考核以打分的形式进行量化，总共1000分。考核的结果成为学校每年实行末位淘汰制的主要依据之一。
对校长的考核也有一套相应的积分标准。据说，南洋的校长待遇之高，在同类学校中也是少有的。一个校长管理1亿多的资产，相当于中型公司的总经理。其权利的完整和权力之大，在中国的学校里堪称第一。给了权力，给了利益，就要求业绩，业绩出不来，就得下岗。连续两年不能完成工作指标和经营指标，不管什么理由，都得下来，不能再当校长。
所以，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