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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反对独立学院政策，我要问一下，为什么你要反对？为什么公立学校不能进入这个市场，进入这个市场，妨碍谁了？打破了什么？我想相当多的民办学校办学者是不是觉得公立学校进来以后，对自己构成威胁了？”
话音未落，西安外事学院院长黄藤争着首发一“炮”。
“……妨碍了谁？肯定直接妨碍了像我们这些真正民办学校的利益了。它的不公平在于投入、政策上的不公平。如果允许现在的公立教育来办民办学校的话，一定会制约真正民办教育的发展，最终也会对中国教育的真正合理格局形成必然的后遗症。”
紧接着，全国政协常委、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就给与会者敲响了一记“警钟”：“浙大膨胀了，华中膨胀了，北大、清华再膨胀……那么，中国离世界一流大学越远了还是越近了？我个人认为越来越远。独立学院政策最终会拖垮中国的名牌学校，不利于真正产生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名校办民校” 到底如何？独立学院的背景怎样？为什么在近两年的民办教育界引发了如此广泛和强烈的“狂轰滥炸”？
有人把当下的名校办民校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卖招牌”型，名校仅仅输出品牌，由此衍生的民校与之没有根本的联系，前者坐收渔利即可；二是“联姻”型，名校与企业、个人或社会组织合作办学，名校的品牌、师资和管理与社会资本结合，走一条“克隆”名校之路；三是“一校两制”型，名校招生划分为计划内和计划外部分，计划外自然高收费，看似两部分学生享受的是同一设施、师资和管理，其实暗地实行的是“双重标准”，也就是典型的“校中校”。
在实践中，名校办民校有着五花八门的表现形式。在江西赣南地区采访时，我发现，“转制”在这里的公办中小学中十分盛行，纯民办学校则为此恐慌不安。为何？“转制”出来的学校有着不同的别名，诸如“公办民营”或“民办公助”。这种公私混合型的“杂交品种”为公立学校校长所看好，跃跃欲试的不在少数。一中设“实验一中”，二中不甘落后地也设“实验二中”，蜂拥而上，好不热闹。用一位公立中学校长的话说，这种转制学校就好比有一个当大官的老爸，又有一个大款老妈，有钱有势，日子能不好过？！而在当地，纯民办学校越来越岌岌可危了。“我们等待着这场劫难的降临！”一位民办学校校长忧虑、悲壮地宣告。
而在华南地区，名校办民校一开始就附着在地产楼盘的售卖中“出笼”，有人称之为“名校和名盘的联姻”。一时间，地产教育的概念炙手可热，不久就风生水起，直到现在都热度不减。但地产商、业主和政府都渐渐感到，这台戏不那么好唱了。业主抱怨“名校”娩出的“民校”收费太高，清醒过来既而叫道：“要公办，不要民办！”地产商有苦说不出，高投入换回的却是“吃不饱”的生源，想脱身岂一个“钱”字了得！轮到政府瞪眼了，面对的是“名校”云集，“麻雀学校”横生，这个残局该谁来收拾？
独立学院甫一问世，打出的也是“办学机制多元化”的大旗。独立学院，又称“二级学院”，就是公办普通高校利用其品牌资源，按照民营机制运行、降低录取分数、实行高收费的学院。由于它依托名校，尤其是毕业文凭为“××大学××学院”，因而对学生有很大的吸引力。无疑，对民办高校则构成强大的杀伤力。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25个省市举办的独立学院共300多个，现有本科在校生40多万人，今年计划招生30万人。浙江和江苏两省是公有民办二级学院最多的省份。浙江省20所本科院校创办了19所公有民办二级学院。其中不乏成功者，如浙江大学举办的城市学院和宁波理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举办的武昌分校等等。
此前，教育部一直未对“二级学院”问题明确表态，认为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允许探索，不必急于表态。今年5月，教育部确定了积极鼓励独立学院发展的态度和政策，各地、各部门和各高校都要因地、因校制宜积极发展独立学院。并且，今后国家将在本科招生计划上对独立学院进行倾斜，希望通过独立学院的发展，促进民办高教真正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策一出，掌声有之，嘘声有之。喝彩者自然是公立高校，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和教育部门；忧虑者自然是纯民办高校，而一些意欲进入民办高教领域的社会资本，则首鼠两端，四处游走，费尽心思地开始思忖：到哪里去找一顶合适的“红帽子”戴戴？
尽管教育部要求独立学院突出“优”字，做好“独”字，即独立学院必须是独立法人，要实现校园、财务、管理、文凭的独立；强调 “民”字，必须走民办机制，坚持体制和机制创新。但在教育界内外还是众声沸腾。
积极的评价，认为此举标志着高等本科教育已经向民间资本开放，有利于通过吸纳民间资本，迅速扩大高等教育资源；有利于克服投资激励不足，促生新式财产权。
争议性的意见，认为此举虽然在短期内能够迅速扩大高等教育资源，但从长远看，独立学院的发展和对它的倾斜扶持，打压了业已苦苦办学多年的真正民办高校，使它们很难与挂着名牌大学字号的独立学院竞争。
是制度创新还是政府主导下的不公平竞争？
是扩大了高等教育资源还是会造成长远的萎缩？
是促进还是阻碍了非教育领域外的资源流入教育领域内？
这些似是而非的命题像冬季的晨雾，萦绕在教育界内外，潮湿、混沌。就在《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的这个秋天，穿梭于民办学校、各种教育论坛和沙龙间，我收获的却是意外的忧虑、彷徨甚至悲壮的复杂气息。
拷问“名校办民校”是国有资产的增值，还是流失？
……目前哈市和“民”字沾边的中小学校一共112所。其中，纯民办学校共有50所，“公办民助”或“民办公助”学校共有62所。在这其中，初中、小学属义务教育阶段的占60％。从这里不难看出，打着“公助”旗号的“民办学校”要比民间资本社会力量的民办学校要多，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公助学校要比高中阶段的多。
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哈市这些民办公助校的“校产”大都是名校的一部分校舍、设施，或利用学校撤并时留下的原校舍。……资产是国有的，管理人员是教育行政部门任命的，师资是由教育行政部门抽调的，人权、财权是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门手中的，其所有制是国有的，没有民间资金的投入——老百姓根本不知其“民办”体现在何处？……
而“民办公助”校本身占用的就是国家的或者说是社会全体公民的教育资源，如今有关部门把人民的义务教育资源办成另外一个产业化的“新事物”，纳税者要想享受这部分教育资源还要额外大把花钱，岂非咄咄怪事？
这则2003年3月31日见于《黑龙江晨报》的新闻报道《以名校的名义——关于哈尔滨民办公助学校的不完全调查 》（记者董景峰、刘梦新），是对名校办民校典型个案的真实披露。
这种“就地翻牌”或“异地翻牌”的改制风，在一些城市、县乡大行其道。前者是指公立重点小学或初中改为民办学校，由国家财政投资，按民办学校收费，有国家教师编制，收益由承办学校和教育局下属机构分成；后者指公立重点小学或初中和教育局合作，利用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教师编制和财政性教育经费，以及公立学校的场地和校舍，在校外另办一家民办学校。
这种“翻牌”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公立学校的收入增加了，老师的待遇提高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口袋也充实了。那么，是否真的惠及学生和社会呢？“翻牌”的目的何在？戴“民办”的帽子，所以理所当然地收取高额学费。当此之下，择校风盛行。
早在2001年5月，国家曾明确指出，公办学校改制“要有利于改造薄弱学校，满足群众的教育需求，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其中改制的重点应集中在薄弱学校、国有企业所属中小学和政府新建的学校等，且“在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前提下，可以进行按民办学校机制运行的改革试验”。
在类似的“翻牌”风潮中，不容忽视的是，名校衍生出的“民校”都是抽取国家投入义务教育的资源转向非义务教育领域，其结果是这些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优质教育资源”非但没有扩大，反而被削弱了，公立薄弱学校也没有得到任何帮助。
更多的名校办民校，则是公私混合型模式。据调查，广州地区已经有30余所公办中小学名校下海办民校、民班；广州市将近半数民校与公办名校有合资、合作关系。采取的形式大都和房地产商合作，由地产商增大对小区配套学校的投资，扩大小区配套学校的规模和提高其档次；公立学校则负责学校教学管理，更重要的是提供公办学校的品牌，冠上重点学校分校的牌子。在广州，这类学校很知名的就有执信、华附等重点中学，现在已经衍生出“南海执信”、“番禺执信”等品牌。
这些学校收费标准接近“贵族学校”。执信中学与南海市西樵区政府和私人资金合作开办“南海执信中学”，每年每人收费1。6万元；与房地产开发商合作开办“番禺执信中学”，每人每年1。8万元。与之齐名的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与房地产商开办的“番禺华附”，每人每年收费2。2万元，另入学一次性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