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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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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期无负平生(上)导言

      据说,同治三年某月某日,湘阴文庙生出一株灵芝。郭崑焘写信给他哥哥嵩焘,开玩笑说:“文庙灵芝,殆吾家之祥”;去年,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崑焘此语,恰说此事。但是,另外一个湘阴人不乐意了;这年十月,他因肃清全浙之功锡封一等伯爵。较之五等封爵,区区署抚算个什么事?哪里配得上灵芝瑞应?所以,他说:“湘阴果有祥瑞,亦为吾封爵故。何预郭家事乎!”遂致书郭嵩焘,争此吉兆归属。二人互不相下,“以兹小故,寖成大郄”。这个湘阴人,便是郭嵩焘的亲家大人左宗棠 。    
         
      左、郭因此构衅。不出二年,便发生了令郭嵩焘抱恨终生的“大郄”:受命节制闽、赣、粤三省军务的左宗棠参奏粤抚筹饷不力,郭嵩焘因此去职。在详述这件因灵芝引发的“倾轧”事件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此前发生在左宗棠身上的一件大厄事,以便更深切的体会郭嵩焘抱屈怀辱的辛酸 。    
    


五、相期无负平生(上)忘八蛋,滚出去

      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三日,养心殿西暖阁,和郭嵩焘谈毕公事,文宗话锋一转,问起了左宗棠:“汝寄左宗棠信,可以吾意谕之:当出为我办事。左宗棠所以不肯出,系何原故?想系功名心淡?”郭嵩焘说:“左宗棠自度赋性刚直,不能与世相合;在湖南办事,与抚臣骆秉章性情契合,彼此亦不肯相离。”问:“左宗棠才干是怎样?”答:“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问:“闻他意思想会试?”答:“有此语。”问:“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荣?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他有如许才,也需一出办事方      
    好”;    
      二十年前,亦即道光十八年,左宗棠在第三次名落孙山后,黯然神伤,给老婆写信:“从此款段出都,不复再踏软红与群儿争道旁苦李矣” ;伯牛案:此所谓苦李,盖即酸葡萄也。二十年后,他已经是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鼎鼎有名的左师爷,不但名闻湘、鄂,甚且“简在帝心”;但是,未中进士的遗憾,并不曾因此稍减。郭嵩焘据实回答,文宗“何必以进士为荣”之语,似乎对左宗棠这个“进士情结”很不以为然。然而,此次君臣对话,并非专门讨论左宗棠的“进士情结”,其背景乃是一桩参案:湖南巡抚参劾永州总兵樊燮案。    
      湖北恩施人樊燮能留名史册,一是因为此件参案,一是因为他儿子樊增祥是清末民初的大诗人。先说此件参案。樊燮在永州总兵任上,官声极坏,其主要劣迹,一在贪,一在纵。贪者,贪污也。永州地区防兵共二千馀人,常驻城内约三百人;日常在总兵官署当差的,却有一百六十人。樊家的厨夫、水夫、花匠、点心匠、剃头匠等额,都由兵丁充任,薪水则从军费中支取。不仅此也,举凡日用绸缎、房屋装修,也都挪用军费。因此,樊总兵排场虽大,用费却极俭省,全拜贪污所赐。纵者,纵肆也。樊总兵治军甚严,有违犯军令者,一概军棍从事;而部下多在其家当差,不免偶触家法,也是军棍从事。樊家演戏,某千总迟到,违反了参加音乐会不应中途进场的社交礼仪,棍责数十;管理厨房的某外委千总烧煤过多,不能厉行节约,棍责数十;管理轿务的兵丁,因轿房灯具失修,棍责数十;樊总兵下基层视察,负责沿途招待的某把总因故迟到,即在船边扒了裤子打屁股。这些情况都被反映到省里,“总管”一省军务吏事的左师爷闻之大怒,立即建议骆秉章参劾樊燮。自咸丰四年入幕以来,骆秉章对左宗棠是言听计从;按左宗棠自己的话说:“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 ;因此,骆秉章迅即上奏参劾樊燮 。    
      但是,樊燮是个有背景的人,他和时任湖广总督的官文关系非同一般。骆秉章参他之前,官文却已上摺保奏他为湖南提督。看到两份内容完全相反的奏摺,文宗不免有些困惑,因此见到来自湖南、湖北的官员就要问一声左宗棠何许人也。这就是郭嵩焘召对的背景。    
      总督要保,巡抚要参,官文心里自是极不舒服。更令他不舒服的,乃是明知樊燮是“官”人以后,左宗棠不但不化刚为柔,反而变本加厉的侮辱了樊燮一次。咸丰九年四月,樊燮到省,接受“双规”,赴抚署请训,骆秉章让他径去左公馆听候发落。樊燮至左公馆,作揖行礼,而未下跪请安,左宗棠厉声喝曰:“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樊燮答曰:“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品官也。”左被依礼驳斥,不由恼羞成怒,大骂一句:“忘八蛋,滚出去!”随即再次奏劾樊燮。    
    


五、相期无负平生(上)“著名劣幕”

      实话实说,左师爷这次做得确实有点过。樊燮堂堂正二品,怎么能向无品无级的师爷下跪呢?武官“无论大小皆要请安”,则是大言欺人,纯属吓唬参案在身的樊燮而已。最后那句“忘八蛋”,更是仗势欺人,毫无风度可言。当然,左文襄公一生善骂,这次不过是初试啼声;此是后话,先且搁下。樊燮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兼且再次被参,不进行反击,势必摘去顶戴,于是,立即向官文诉冤、求救。官文一听,那还了得:区区一个师爷,一再不给我面子,不灭他一道,以后还怎么在湖南、湖北混?旋即兵分两路:樊燮向武汉督署、北京都      
    察院递禀诉冤,反控“左某以图陷害”;官文亲自具摺,参劾“著名劣幕”。    
      “劣幕”这两个字,很犯忌讳。在政府架构中,幕客是没有位置的,但是,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幕客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象。清朝以前,幕客就已出现,不过,历朝历代的幕制都没有像清朝这样发达:    
      “清代幕制至为发达,其原因是圣祖、世祖'宗' 责备臣下异常酷苛,屡兴大狱,稍一不慎,即有陨越。所以,臣下奏章文字都是兢兢业业,不敢作一越分语,而自蹈不测之祸。……仁宗 犹深名、法之言,明察刑狱,穷极豪芒,条例滋多,处分益密。而督、抚、司、道、州、县,大都以制义(伯牛案即八股文)起家,法令章程非所素习,不能不另请明习律令的人员辅佐为治” ;    
      在上者“明察刑狱,穷极豪芒”,在下者俱非法律、经济专科毕业,而“大都以制义起家”,故不得不聘请幕客,帮助处理“非所素习”的刑名、钱谷等诸般公务。政府为控制公务员规模,节省办公经费,故不愿为各级行政长官设立帮办、顾问的职位;而各级长官为了应付职、差,不辱使命,不得不“自费”养一批幕客。表面上看,国家确实节约了开支,可是,这个“自费”既然打了引号,其实非自费,又不待赘言。我们听到的名目繁多的“陋规”、“虚冒”、“苛捐”、“杂税”等等“灰色收入”,其大部分就用来负担幕客的开支。然则,国库虽不因此而虚减,人民实因此而加重负担。当然,民生问题历来不是吾国政治的重点;“肉食者”虽然明知幕客制度乃是一种畸形制度,但在国家开支得以节约的前提下,也就掩耳盗铃,并不严命废除。甚而有才高能显的著名幕客,可以上达天听;例如,被雍正称为“巡抚中第一人”的田文镜,其幕友邬先生就获此殊荣。田上请安摺,雍正批曰:“朕安。邬先生安否?”    
      但是,凡事皆有利弊。幕客固然是朝廷命官的好帮手,但为善为恶,存乎其心而已;倘若把持官府,枉刑纳贿,有官之权而无官之责,那也令人头疼。故同样是雍正皇帝,就曾下过一道这样的谕旨:    
      “各省督抚衙门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办,势必延请幕宾相助,其来久矣。但幕宾贤否不等,每有不肖之徒勾通内外,肆行作弊。黜陟属员,则清浊混淆;中理刑狱,则曲直倒置。败督抚之清节,误督抚之功名。彼则置身事外,饱橐而去。殊为可恨!夫今之幕客,即古之参谋、记室;凡节度、观察等使赴任之时,皆征辟幕僚,功绩果著,即拜表荐引。彼爱惜功名,自不敢任意苟且。嗣后督抚所延幕宾,须择历练老成、深信不疑之人,将姓名具题,如效力有年,果称厥职,行文咨部议叙,授之职任,以示砥砺”    
      这可算是清朝关于幕客使用的基本大法。幕客如果一心求财,则不免在办理人事(“黜陟属员”)、刑事(“中理刑狱”)这些重要公务时上下其手,一味贪索。倘若悬以功令,在科举以外,给这些编外知识分子(很多幕客出身秀才乃至举人,并非一般“愚氓”)指明一条升迁之途,或许能减少乃至杜绝幕客们“任意苟且”的现象。因此,“效力有年,果称厥职”的幕客,可以绕过科举这道坎,经吏部“议叙”后,“授之职任”。然则,学而优则仕以外,还有一道幕而优则官的后门,幕客们名心一动,官瘾一发,未尝不会检讨自己的行为,以便博取功名。反之,也可见出朝廷早已认识“勾通内外,肆行作弊”的“劣幕”的危害性,一旦发现,绝不会姑息。因此,左宗棠被官文、樊燮这两位一、二品大员以“著名劣幕”、“以图陷害”的罪名告上朝廷,文宗势必要严肃处理。    
      左宗棠在湖南一地,固然极为威风;但是,京城、湖南相隔千里,而与之为敌的又是总督、总兵,下情不能上达,命官亲于幕客,这是自然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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