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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炸药似的阎王爷去做长工似的。
不过说实在的，呆在医院里我的确有些崩溃，每天不是躺着就是坐着，屁股长茧是小问题，真结茧了上厕所的时候偷偷抠掉就是。关键是在闲来无事的时候，我就会望着自己的右腿发呆，像望着一个夭折的孩子。我一次次在脑海里预想将来跛着腿跟爸爸相见的情景。爸爸他会哭吗？除了在妈妈去世时，我从来没见爸爸掉过一滴甚至半滴眼泪。
没有谁可以轻易把一件事隐瞒一辈子，就像没有谁能一辈子不隐瞒任何事一样。刻意的隐瞒终究是种悲哀。善意的隐瞒，苦心欺骗的人痛；非善意的隐瞒，被欺骗的人痛。
不过也听过另外的观点，说是如果不爱一个人，但你能一直把这种真相隐瞒下去，而且不管是出于违心还是习惯或者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你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对那个人好，那么到最后，爱与不爱都不重要了。这是我所见识过的最悲情的欺骗。
除夕之夜，许大哥给我送了最好的伙食，还诚心诚意地陪我在医院吃了年夜饭，不过我还是非常生气。不是生他的气，而是生国家的气。以前过年总能在电视里看到党政领导四处搞慰问，妈的，我怎么就没这运气？怎么着我现在也是落难的劳苦大众啊！
中央领导也就算了，北京离得远，过来一趟不容易，可省领导也没过来啊，连个市领导区领导都没见影儿。我跟许大哥开玩笑说：“妈的，领导都上哪去了，要不你去通知一下，说这有个人需要慰问慰问。”他笑着说：“要不我叫我孩子他妈过来一趟，我能请得动的领导好像只自家老婆了。”自揭老底，果真是个把老婆当上级的主。
不过总的来说，过年这天我挺忙。雪已经停了，不过吹着风，干冷干冷的，把病房北面的玻璃窗吹得发情不止，满是呻吟声。从早听到晚，心里烦得跟被人挠痒痒似的，怎么都舒服不起来，恨不得一纸诉状把这北风往法庭整，告它个对窗户性骚扰理应罪名成立。
吃了饭，我给家里挂了个电话，依然是故作轻松，笑容满面。弟弟和姐姐她们都回去了，家里少了我和妈妈，凑合着好像也还算热闹。爸爸问我年夜饭吃得可好？我说吃得好啊，我做了三个菜，刘柯寒做了三个菜，五菜一汤，丰盛得都不知先往哪动筷子。
爸爸听我把牛皮吹得满天飞，乐了两声，问我怎么没到刘柯寒家里去过年，我就发现自己还是说错话了。好在我随机应变的能力不是一般的突出，转口便说：“哦，没过去，她爸妈陪她外公外婆过年去了。”妈的，话一说出来发现又错了，好在这个错误爸爸看出破绽，涉险过关。刘柯寒的外公外婆早去世了，我不是故意的，我是一下给忘了。
然后我还给朋友打了电话。我说：“很不好意思，大过年的，还要你到医院陪产妇。要不等孩子拉下来，我做一干爹，你做二干爹。”朋友笑，说：“兄弟客气了。她这几天跟我说了你们的一些事，觉得你能做到这份上也挺不容易的，无亲无故，却这般待她。”
我说可千万别上升到什么雷锋精神的高度哦，坐车提倡给孕妇让座，我只不过在家里给孕妇让了个床位而已。朋友开玩笑似的问：“让了半张床还是一张床？”我说半张能让吗？这年头要是一男一女躺同个铺上不滚成一堆，绝对是一冰淇淋一冰棍，前者是性冷淡的昵称，后者是性无能的雅号。
至今我都不太搞得懂，在最凄楚的这个除夕，我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兴奋，好像忘掉了一切的不幸和痛苦。可是夜里我却没完没了地做着梦，谁也没梦见，连医院里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女护士都没能梦见。我只是在梦里拼命地哭，哭到泪腺都快要瘫痪。
原来白天的欢快都只是假象，像电视里那些武林高手受了很重的内伤，在离开敌人的视线之前，总会稳住脚跟，憋住已经涌上来的那口血，装作若无其事。是不是现在的人都被逼活得虚伪？善意的或者不善意的虚伪！我们好像只有在梦里才能找回一些真实了。
在我平躺下去，许大哥帮我把被子盖好不久，附近就传来了烟花的脆响，隐隐约约，透过窗户还能看见那个绚烂的瞬间。那多像曾经有过的梦想，比如高洁；还有，跟刘柯寒有过的快乐，也曾这么夺目过。听着，看着，想着，差点就又抓了鼻涕又抓泪了。
要是在老家，要是妈妈还在，这个时候，我应该坐在爸妈身旁，一家人围着火炉，说一些很家常的话。再晚一点，吃了消夜，爸爸会把大年初一准备放的鞭炮从隔楼上拿下来，妈妈会帮我和弟弟把新衣找好，安排我们洗澡。
不过由于咱们乡下穷，很不怕丢人地说，我长这么大，放过很多东西，放过鞭炮，放过牛，放过自家的鸭子也放过别人的鸽子，当然肯定也没少放过屁，但从没放过烟花。稍稍类似的，我放过冲天炮。跟烟花相比，简直是洋枪跟土炮。而且这玩意智商不高、方向感极差，明明是地对空，点火之后它却往别处跑了。
谢小珊在大年初二这天，顺利产下了一个带把的婴儿。这孩子在身体方面受到了他妈的遗传，生下来体重就达6公斤，据说是那家医院近两年来接生的最牛逼的一个孩子。形容牛逼，并不是说这孩子真长了这么个东西，而是身板子的确大得吓人。
可惜，我没法去见证那最初的辉煌。当谢小珊承受着分娩的快乐和痛苦的时候，我正躺在另一家医院的手术室，忍着痛接受白大褂们的第二次开膛剖肚。由于照片时发现骨骼对接情况不理想，医生对我正在愈合的右腿进行了一些补救和矫正。
我从手术室重又被推回病房，已是中午时分。这天已经微微放晴，太阳隔着厚厚的云层出来露了会脸，遮遮掩掩的，很不爽快。像以前在乡下偷偷跑去看的地摊演出，那些外地来的臭婆娘在台上扭呀扭呀的，裤带松松垮垮，可就是不见掉，虽然台下的男人们已经把嗓子喊哑：“快脱，快脱！”
躺在病床上，跟朋友在电话里分享着做一干爹和二干爹的快乐。我逗朋友说：“我到底是一干爹还是二干爹。”朋友也不跟我抢这个先后，很爽快地回答：“一干爹！”我马上应了一声：“诶，乖，等我腿好了给你买糖吃。”
第二天谢小珊也理不饶人地抢着朋友的手机给我打了个电话。一接通她就扯着兴奋劲儿嘀咕个不停：“朝南，跟你一样呢，跟你一样呢。”搞得我晕头转向的，跟丈二和尚找不着梳子、济公和尚找不着破扇似的。我问：“什么跟我一样啊？小珊，你慢点说。”
想必是经我一提醒，谢小珊才从兴奋中醒过神来，把话停住。我听见电话那边有别的笑声和说话声，好像是我那朋友和他老婆的。想象里，可能是谢小珊说话的时候还带着手舞足蹈，把他们俩给逗乐了。
在谢小珊没出声之前，我又问了遍：“小珊，你到底说什么跟我一样啊？”谢小珊嘿嘿傻笑两声，说：“我是说我生的是男孩子。”原来如此，原来她兴奋得语无伦次只是因为拉出个跟我一样带把的。“我记得你说过，你喜欢男孩的。”她忙不迭又补充了一句。
好好的，乐了也就乐了，可谢小珊后面补充的话让我突然戒备起来。因为爸爸想要我制造个带把的，所以我从内心来讲，一直也希望制造个带把的，这心思我也对谢小珊说过。可是，她生的这孩子跟我多大关系？跟我的喜欢有多大关系？
不过地球上的事就是莫测，就像克林顿同志雄性万丈地干了莱文斯基，他断断想不到栽在了一条裤衩上，哦，不对，应该是说栽在了裤衩里头的那些斑斑点点上。斑点由某某水凝固而成，那些水曾让他飘起来，最后又让他倒下去。古人说水能栽舟亦能覆舟，妈的真一点没错。
跟老克的命运两重天一样，我也经历了这种命运在倏忽间的转折。我终究没能做这个孩子的干爹，没做成一干爹，也没做成二干爹，我最终成了孩子他爸。这个孩子后来被我从长沙带回了乡下。很奇怪，村里人见了都说长得像我，非常像。这或许是上帝的恩赐吧，让我可以在那种容易起议论的山村，不用心虚地做爸爸。
我爸爸很喜欢这个孩子，在我没出息之后，孩子好像成了他新的希望。爸爸几乎不太会笑了，但在逗孩子的时候，他总能乐呵呵。除了我和姐姐，老家那边再没人知道，孩子他爸不是我，孩子他妈不是刘柯寒。
我对包括爸爸在内的所有人都说，孩子是刘柯寒早产生下来的，才7个月就生了。自然，包括爸爸在内的所有人都惊讶无比，就差没感叹这简直是世界奇迹。早产这么厉害已经够吓人了，更恐怖的是，一个早产的孩子竟然可以长得这么结实。
这其实是个经不起推敲的谎言，可好像也从来没人怀疑过。乡里人就是好玩，大家连公鸡一天下5个蛋这种事都相信，更何况只是一个早产的孩子比较重而已。乡里的生活很平静，平静和近乎枯燥，所以人们习惯于寻找奇闻或者奇迹，然后相信它，以此为乐，以此对贫穷的生活保留一些信心。
惟一起了波澜的，是在给孩子取名的时候。我非常想让孩子叫朝二郎，因为孩子是初二落地的，再说朝二郎这名字叫起来跟唱山歌似的，很上口，又动听。可爸爸坚决不同意，说是上面又没个朝大郎的，叫什么朝二郎，别人还以为头前走了一个，不吉利。
最后我依了爸爸，由于爸爸亲自操刀，给孩子取名为朝放。这名字怎么听怎么别扭，是扬州炒饭还是蛋炒饭，或者干脆就是什么鸡丝炒饭，我真担心孩子以后上学了会被同学把诨名取得满天飞。问爸爸这名字有什么含义，爸爸比较强词夺理，说他也不知道，只是觉得好听。
爸爸对这个孩子的喜爱，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晚上坐在一起，我抱着孩子玩一会，爸爸就假惺惺地说：“朝伢，抱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