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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与国民生产总值联系在一起看的话，2000年对外贸易所占比重达到44％。这对于大陆的国民经济来说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国际化程度。中国人喜欢列数据，列出21％的进口额，目的就是为了证明他们国家对贸易的坦诚。但是人们必须要对这个数据做出明确的校正，因为进出口贸易是按照世界市场价格交易的，而中国的国内价格水平远比世界市场价格低得多。如果不把以人民币为单位的国内生产总值换算成占统治地位的美元汇率，而是按照人民币和美元的同等购买力来计算的话，那么人们得到的生产总值是以美元为单位的，这个生产总值是按汇率换算后的3倍，因此2000年对外贸易所占的比重就降到了15％。这是按照美国的参数所做比较的一半。需要补充的还有，中国出口贸易中的一半几乎是建立在加工业基础之上的，即建立在进口原料和零部件的再加工基础之上的。在装配业方面，它的再出口额度也常常达不到20％。中国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的进口以及再出口这两方面才使得贸易额增大。因此中国继续扩大对外贸易还是有许多空间的。2000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对中国积极参与世界贸易必将起到推动作用。
国外贷款
毛去世时中国没有任何外债。1978年，北京开始向日本和其他国外银行贷款，后来发展成仅次于印度的世界银行第二大贷款国。世界银行通过庞大的驻北京办事处和不断派遣项目代表团与中国政府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为其走市场道路承担着顾问的角色。
2000年初，中国向国外总贷款1540亿美元，净贷款740亿美元。这些贷款是以1620亿美元的货币储备（包括黄金储备）作为后盾的。它完全能够支付得起这些债务。这也使中国政府成为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最安全的债务国。
国外留学
在毛的时代直到1960年，即与苏联决裂时共有7500名中国人到过那里的大学学习。1978到1999年期间，有32万大学生和科学工作者到国外学习。他们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属自费留学，其他一些人获得官方奖学金，一小部分人获得国外奖学金。许多学生已经在国内完成了大学的学业（大多数为学士毕业），然后在国外大学继续学习。超过一半的人选择美国的大学，居第二位的是在日本学习，然后选择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或德国。在德国目前有1万名中国留学生。
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特别是在美国就读的，主要选择工程和自然科学以及企业管理专业学习。通常情况下他们是班里最好的学生。加利福尼亚州的精英大学必须实行名额限制，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整个班级都是中国人和其他亚洲国家人的现象。
在32万留学生中，目前仅有11万，即1/3的学生返回中国。大多数学生学习结束后留在国外，特别是留在美国。工资待遇、研究条件和日常生活条件比在国内有更大的吸引力。这些情况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和韩国的留学生中是常有的事情，但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已经回去了，而且为台湾和韩国的科技发展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中国的留学生将来也会是这种情况，他们许多人同国内有紧密的联系，定期回去搞学术活动或者合作搞科学研究，美国的硅谷公司在中国的高技术园区设立有子公司。
今天，在美国精英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回国的人数在迅速增加，他们在政府机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经济领域承担着重要的职务。如果说中国的顶级大学在此期间部分地达到了美国大学的水平，那么应该感谢这些从国外回来的科技工作者。在上海，从美国和其他国家返回的人员到2000年1月总共建立了758个企业，这些企业中的大多数都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新兴的高技术企业。69
这样中国政府从1996年起通过担保的方式，努力促使那些享受国家奖学金的留学生按规定期限返回。对于那些移居美国的有才智的科技工作者，政府也不当作人才外流来看待，而是设立人才资源信息库，为中国将来动用这些人才资源做准备。
开放旅游
迅速发展的旅游业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今天，外国旅行者在中国的城市中到处可见，成了常见的街头风景线。2000年中国接待了1000多万外国旅游者和商务旅行人员，其中220万来自日本，130万来自韩国，110万来自俄国，90万来自美国，30万来自德国。同时有700万旅游观光者来自香港地区，他们中大多数人到临近的广东省，特别是到新建设的城市深圳观光游览；有300万商务旅行人员和旅游者来自台湾地区。
世界旅游组织预计，中国到2020年将超过当今的主要旅游大国法国、西班牙和美国，成为接待外国游客最多的国家。该组织估计到那时将有1。3亿外国游客到中国旅游。同时将会兴起巨大的国内旅游热。旅游业在90年代初几乎等于零，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经济增长最大的行业之一，它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而且到国外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从1994到2000年这5年期间，出国旅游人数从610万增加到1050万。其中2000年有560万人是自费出国旅行。在城市里，许多旅行社用彩色广告招揽游客到泰国的海滨度假，或者组织价格便宜的旅游路线到旧金山、纽约和伦敦之旅。中国的中层人士到国外度假的越来越多。科隆大教堂的女管理人员告诉我，现在参观大教堂的中国人超过了日本人。
国外投资
邓对外开放政策中迈出的最大一步是国外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开放。这种开放不仅意味着与毛的自力更生政策彻底决裂，而且也使人们想起了那个屈辱的年代，当时欧洲人、俄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他们不仅在沿海，而且在内地建立了许多租借地。
邓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摸索和试验。他按照一些东亚国家的模式于1979年首先在中国的西南部，即在广东和福建省设立经济特区。清朝皇帝在十七、十八世纪开放广州，即广东省省会与“西方野蛮人”开展贸易活动，其目的就是让这种活动远离帝国的中心。邓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经济特区一方面向外国企业提供各种有吸引力的政策，例如减免关税、对进口产品部分减免税收、提供廉价的土地，并提供西方式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经济特区是一道隔离区，保护这个地区的群众免受到精神污染。
邓于1979年总共设立了4个特区，其中3个是沿广东省的海岸设立的，有紧靠香港的深圳，澳门附近的珠海，与台湾南部隔海相望的汕头。第四个特区设在福建省的厦门，它紧靠台湾海峡，和汕头一样1949年前属于外国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开放的90个沿海城市之一。邓的这种选择主要是针对香港和台湾的投资者，同时还有其政治目的，就是要使香港和台湾重新加入中国的经济建设。
1984年，邓到深圳考察之后又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其中有一些是抗战前外国有特权的海港大城市，如上海、天津、青岛（从前德国的殖民地）和大连。除此之外，海南岛成了单独的省，被整体宣布为经济特区，它要成为第二个台湾。在短短的时间里整个沿海地区全部开放。长江三角洲过去和现在始终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和福建的闽江三角洲，通过开放成了新的经济中心。中国沿海广阔的地区，从东北的秦皇岛和大连到最西南的北海全部开放。沿海各省的生产总值占中国的一半。90年代对外开放继续深入，内陆各省先后开放。到邓时代的最后一年，即1997年，外国人几乎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包括内地城市都有投资。
随着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外企业的投资条件不断改善。最初只允许搞合资企业，自1986年起这种限制越来越少。今天，如果外国企业完全或者主要为中国的国内市场生产的话，就可以在中国的大多数工业领域100％的投资，搞自己的子公司。中国政府逐步允许外国企业在服务性行业中进行投资，这些行业包括：银行、保险、宾馆饭店、商业、企业咨询、法律顾问。
80年代最早的投资者：
香港、台湾和海外的中国人
经济特区设立后最早来投资的是香港的中国人。在香港劳动力和土地都很贵，与低工资地区相比工业失去了竞争力。中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良机。香港的企业家们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工序全部系统地搬迁到了大陆。“到大陆”最初是指到比邻的广东省，也就是说到大多数香港人的故乡。最早建立的一些工厂，例如加工衬衣和装配电子仪器，不需要太多的资金投入。80年代末，香港的大企业也发现了大陆商机，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一批香港大型企业开始了几十亿的投资，在大陆的大城市里到处都在建豪华宾馆、商场、现代化的办公大楼、收费的高速公路，高架桥等等。
80年代3/4的大陆外直接投资来自香港，它当时还属于英国的殖民地。香港的投资改变了珠江三角洲的面貌，使其成为一个轻工业的世界中心，沿三角洲几百个泥泞的贫穷村庄和集镇变成了香港的工厂。1979年前深圳还是一个只有2。5万居民靠种田与捕鱼为生的荒凉的边界小镇，现在已发展成为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摩天大楼鳞次栉比，金碧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