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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不理会莫斯科和上海党的领导人所确定的路线，与几个共产党领导人一起依然走着自己的路，继续发动农民。1927年8月，毛按照党的指示在湖南的省府长沙领导了一次起义。带着500名起义幸存者，他们转移到位于湖南和江西省交界处的井岗山，在那里，与两个秘密农民组织一起共同建立了一个“革命根据地”。此后，南昌起义的幸存者也辗转投奔到他这里来，其中包括后来中共的著名将军朱德、陈毅和林彪。1928年7月，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1～13日）的幸存者也先后投奔毛的根据地，其中还有后来的著名将军彭德怀。
很快，井岗山作为根据地就显得太小了，另外它也经常受到政府军的侵扰。于是毛把根据地迁往江西省的南部，把瑞金作为江西苏维埃共和国的临时中央政府驻地，并于1930年8月在现有军队的基础上，组建了“红军”。也像苏联军队一样，红军实施双层领导：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到1932年，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发展到5万平方公里的面积、450万人口。红军当时达到2。5万人，而且背后有大量的民兵作后盾。
蒋介石对江西根据地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进攻，每次毛泽东和朱德都是以重创政府军而击退了进攻。他们把政府军引入山林深处，而游击队就在那里消灭他们。毛后来有关游击战所写的文章，属于20世纪最重要的军事论述，并且对后来世界上的游击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游击战术之所以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民支持红军的部队，而他们“在人民群众之中就像鱼儿在水中”。人民群众支持游击队，不仅不出卖他们，而且还向他们通报敌军的动态。政府军的一位高级将领抱怨说：“我们盲人瞎马的打仗，可是共产党的军队却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农民的信任是毛通过红军长期、持续不懈的守纪和帮助群众的行为，以及合时宜的土地改革赢得的。他的土地改革就是解放贫雇农、改善农民生存状况，而不是通过极端行为把富农和地主搞成十恶不赦的敌人，也避免采取影响农业生产的作法。
1933年初，在上海的局势发展到实在待不下去的情况下，党的中央领导们也辗转投奔毛的瑞金根据地，但是他们同时采取行动，解除了非正统的毛泽东的权力。同年10月，蒋介石对江西苏维埃发动了第五次大围剿。他动用了70万兵力，而且根据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政府军这次采取了堡垒主义的新战术。他们包围了江西苏维埃区，并且修建工事，一步一步地往前推进，一点一点地缩小包围圈，同时对占领区实施纵横交错的防御策略，这就使红军陷入了无望的境地。故此，红军决定冲出包围圈。1934年10月15日，8。5万名士兵、1。5万名家属以及35名高级干部的夫人开始了长征。绝大部分的妇女和儿童，其中包括毛泽东的两个孩子，以及伤病员只得留下。红军冲出政府军的封锁线，向西撤退，随后杀向中国南部，然后回身向北，以便奔向远在北部的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
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一路翻过高山，越渡过湍急的河流，走过漫无人烟的草地。长征队伍不断受到政府军和地方军的围追堵截。经过一年的艰辛长征，8000名筋疲力竭、面黄肌瘦的幸存者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长征成了中国革命的史诗，其意义有些像犹太教中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一样。它把“长征的将军们”浇铸成了一体，并且造就了在胜利后执掌中国的领导层。长征途中，毛泽东登上了领导的宝座，同时形成了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朱德三人的保持终生的领导同盟。延安这座位于黄河之滨、中国文化摇篮的农村城市，从而成了新的红色之都和革命圣地。在长期采访毛泽东和其他的高级领导人之后，美国记者斯诺以虔诚的赞美之声记述了这次长征和延安的简朴生活。他的书以《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为题于1938年出版，深得读者所推崇。
第二次统一战线（1937～1945）
1935年时，蒋介石也许就已经把自己看作为胜利者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城市已经被根绝，在农村也就只有一点儿。所谓一点儿就是说，只剩下了星星之火。江西的根据地已经被铲除，残留的红军被驱赶到了北部的贫瘠山区。政府军还在准备着在短期内消灭最后的共产主义根据地，尤其是灭掉延安。
所有这些计划却被突如其来的发展所打断。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愈演愈烈。1931到1932年间，日本占领了满洲；1934年建立帝制的所谓的“满洲国”，并且把1912年废除的清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作为傀儡扶上了皇位。日本下一步的政治目标就是，把整个中国北部拿下，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对日本的仇恨以及军民的抗日呼声达到了极点。尽管形势如此，蒋介石却还要继续他既定的方针，即先安内，也就是先消灭共产党，然后再从民族意识上组织抗日。1936年12月，他前往西安，计划与北方军就进攻延安进行商谈。可是北方军却扣留了他，逼他停止内战，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新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使得蒋介石在短时间内投入了抗日战争。
南京政府的经济报表（1928～1937）
借助于北伐的巨大胜利以及中国的重新统一，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也许可以转入国家的重建和现代化中去。当然，说到建设，形势对于他们来说，是相当严峻的。在国内，他们认为要结束共产党的持续反抗，而国外还要应对日本不断升级的侵略。同时，清朝末期150年来以及共和国第一年所造成的巨额债务犹如泰山压顶。由于历次战争赔款所借的外国贷款每年支付的本息一项就占国家财政的37％，军费开支还需要40％，因而对社会保障和经济建设的资金就捉襟见肘了。在此情况下，这个政府无办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管理，国家的统一只是形式上的。蒋介石也只是统一了一部分军阀，对许多军阀他们还得采取妥协、商量的办法，也就是说，承认他的中央政府那些军阀是有前提的，即他们对中央政府有很大的独立性。而政府起初真正控制的也就是江苏、浙江两省。
农村的社会革命在犹豫不决的尝试之后就停滞了。其失败之原因就在于他能波及到南京政府大员们、农村的绅士阶层、城市的商人阶层以及军人阶层的利益，他们占有着国家的土地、山林，控制着贸易和钱庄。可是贫苦的农民却强烈要求改革。在军阀混战时期，他们备受蹂躏与剥削。清代的人口爆炸以及砍伐山林所引起的荒山面积急剧扩大，还有在河流涨水时作为蓄水处的湖泊的干涸，导致了农业的恶性循环。旱、涝灾害连年发生。
地主们不顾农民疾苦，变本加厉地剥削。正是由于这些绅士们的家人在皇帝时代属于上层人士，故此他们在村镇担负着重要角色，他们靠地租生活，成了纯粹的寄生虫。他们不再顾及儒家的道德规范，也不理睬儒家的形象影响，而以一种新的资产阶级式的精神对农民和佃户进行穷无止境的盘剥。长江以南的情况尤为恶劣。在江南，佃户和农村短工达到60％～90％。据农会统计，佃户不仅要拿出收成的四到六成去支付地租，还得额外再拿出一部分去为地主支付农业税。在此就显示出南京政府的软弱无能，它们没有办法改变农村的这种日益恶化的状态，这就埋下了它们必然垮台的种子。每次改革的延误和失败都是在帮助毛泽东，有助于他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反对政府的农民起义。
孙中山社会革命纲领中所设想的控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在蒋介石领导下却发展成了一副令人厌恶的讽刺漫画。政府是控制着资本家，但不是为了限制其对工人的剥削，而是为了充实他们个人的腰包。一个日益膨胀的官僚机器扼杀了企业家的自豪感，甚或走得更远：政府和军队敲榨富有的商人，对于那些不太情愿者，他们就指使青帮的杀手们实施绑架，甚至谋杀。
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建立宪政的思想与社会革命思想的命运别无异样，因为南京政府发展成为蒋介石的一人军事独裁。孙中山“训政”阶段所设想的借助于反对派对政府施加压力、监督政府的方针被完全废除。新闻检查不仅用以对付共产党的宣传，而且更多的是用以对付民主、自由作家对政府的批评。在此状态下就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了，为什么知识分子纷纷离开国民党而转向左翼。最后，几乎没有哪一位有影响的作家不是同情共产党的。鲁迅这位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在1930年以后明确表示倾向于共产主义的立场。
南京政府更多地把“保持稳定”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也就是通过秘密警察以及青帮铲除反对派。1934年，蒋介石发动了“新生活”运动。他试图以此重新唤起儒家的伦理道德延续两千年帝制时期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并且以它来维持现在的社会结构，规范国民的行为。正是因此，他强烈地反对“五四”运动，并绝对禁止有关它的一切活动。此刻，蒋介石所要做的就是，把一种失去了力量的伦理道德服务于自己的需要。这种“新生活”运动也包含了一些从欧洲法西斯运动传染进来的内容。他们要“使全国国民生活军事化”，并教育市民要“忍受贫苦，时刻准备着为国家而献身”。“兰衣社”这个精英组织更类似于欧洲的纳粹，他们是新生活运动的急先锋，而且宣布效忠于蒋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