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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的，我们厅里连续几年剃光头，我也着急，也不服气啊。可是厅里总是一大堆事在那里等着我，就是不能让我闲一点。”董柳不失时机地转过头来说：“马厅长您亲自出马，希望就来了。”我说：“那我就不报了，把力量分散了总不好，毛主席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是战略问题。”董柳说：“大为你就在马厅长这里拜个师，请他带一带你。”马厅长说：“拧成一股绳报起来希望大些，做起来也快些。”我连连拍着大腿说：“要是马厅长肯带我，那就再好也没有了，我都没想到马厅长居然这样看得起我，我是受宠若惊了。只是一个课题能不能两个人合报？”我当然知道是可以的，只是想暗示自己根本没想过合报的问题。马厅长说：“应该是可以的。”我吁一口气说：“那我就放心了。”我们又详细地讨论了选题的论证，由我先起草论证报告，再进一步讨论修改。我说：“课题拿到手，有几万块钱呢。”他说：“几万块钱哪里没有？毛毛虫。难得的是国家课题这块招牌。只要把事情做出来，找个好出版社是没问题的。”我说：“就算课题没批下来，我们也把它搞出来，看省科技出版社愿不愿出。”他说：“我要么不写，写了一定是中国科技出版社，至少是人民卫生出版社，在地方上出影响太小了。”又说：“真拿到了课题，你明年就可以破格报正高，也给我们报博士点添一块砝码。如果我们的博士点拿到了，你也就是导师了。这对你今后是很重要的，现在干部要讲知识化，业务上不过硬，坐在那个位子上也没底气，给他坐他也坐不稳，不然怎么那么多厅级干部又去赶博士学位？”我说：“我去年先走一步了，马厅长为我想得远。”沈姨说：“老马把你的事当自己的事呢。”我说：“我心里都明白，人非草木怎么会无知无觉？”董柳说：“他天天在家里念马厅长的好处，到这里反而不说了，他就是这个脾气。”
回到家董柳忽然想起来说：“今天马厅长没察觉什么吧？”我说：“以他的精明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她说：“那不糟了！”我笑了说：“糟什么，大家知道是戏！演这么一场也是必要的，心照不宣。这些话你直统统讲，讲得下去？你怎么演只要你是为他好，他总不会有意见吧，人说到底是看结果的。”
把材料报了上去，我就着手工作。马厅长说：“只争朝夕，课题真批下来了，我们这里已经做完了。”他跟袁震海打了招呼，我可以不去上班，也可以到研究所动用一切仪器设备。厅里批了三万块钱，马厅长的两个研究生也由我安排。他自己也很投入，晚上放下一切工作跟我扎在实验室，周末更是整天投入。厅里的人见我居然跟马厅长搞这么大一个课题，对我的态度好得不得了，真的是脚下的地都长了三尺似的。等课题批了下来，连马厅长都毫不掩饰一脸的喜气，敦促我加快工作，一定要在报博士点之前把课题完成，把书出了出来。我写出来一部分就拿到厅文印室打印一部分，校对的工作就交给研究生去做了。马厅长说：“中国科技出版社已经联系好了，国家课题当然没问题，只是厅里要贴点钱。”我说：“有什么问题我随时向您请教，会不会干扰了您的工作？”他说：“这就是工作，厅里要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也是最大的工作。我们现在不能只在省里跟别人比，要到全国去比，我从来就是把工作的基点放到全国去比。”
我拼命工作了几个月，每写好一段就交给马厅长审阅修改。等完成的那一天，我已经心力交瘁，把手中的笔向窗外掷去，就像小时候掷纸飞机，很潇洒地把手一甩。电脑排好的稿子很快就出来了，拿在手中厚厚的一叠赏心悦目，翻了几页怎么看怎么好，我都不相信上面的每个字都出自自己的笔下。马厅长派退休办的小蔡专程把稿子和光盘送到北京去了。小蔡回来说，编辑部高主任说最快也要半年才能出来。”我说：“半年就赶不上了。”马厅长说：“他给我们出个题目呢。”就叫财务室寄了二万块钱作为加班费，那边答应两个月之内赶出来。
厅里早就策划好了，由中医研究院出面，把全国知名的专家请来，开个上档次的学术讨论会。专家中有几个是学位点的评委，求的人太多，请的人也太多，请他来不是把飞机票寄过去就完事了，还要调动各方面的关系才请得动。还有些是包了飞机票，包了全部费用还可以带夫人也请不动的，马厅长说：“实在请不动，以后上门慢慢做工作吧。”厅里前年为申报博士点设置了一笔六十万的特别基金，马厅长亲自带队到全国跑了二十多天，评委一个一个都拜访了，钱用了一大半，事情还是没成。今年又追加了四十万，志在必得。这次会议，就造了二十一万的预算，主要从基金中开销。董柳说：“你们用起钱来，我听一听都能摔个跟头。我们打一针一块钱两块钱，打一辈子也不够你们开三天会啊。”我说：“谁跟谁比？你们干一辈子，就是为了开这三天会，人跟人好比的吗？”学术会议交流学术事小，疏通关系事大。像这种上档次的会议，没有大人物的利益在里面，根本开不起来。董柳说：“我真的为那些护士打抱不平，她们是怎么赚钱的？血汗钱，针挑土！别人是怎么用钱的，浪推沙！赚钱的方式跟用钱的方式差别太大太大了。”想一想钱的确也花得令人心痛，可金字塔上面的人与下面的人又怎么好比？几十几百也比不了一啊。我说：“要承认你们勤勤恳恳还是为革命作了贡献的，奉献精神还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在平凡的岗位上还是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的，这成绩组织上还是心中有数的。”董柳冷笑说：“几顶大草帽往我们这些人头上一扣，勤恳啊，奉献啊！人家得到的可是实际的东西。”我说：“世界就是这么回事，你有意见又有能力你就到那个份上去，你有意见又有脾气你对天叫几声屈，你有意见没能力又没脾气你就那么呆着，最好是有智力障碍什么也看不清你就连意见也没有了。”董柳说：“这些人总要讲道理吧。”我说：“道理是人来讲的，怎么个讲法是由大人物决定的，大人物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讲的。这是游戏规则也是由大人物设计的。这个道理要由你们这些人来讲，那很多事情就办不成了。所以不能让你们有机会说什么，心里想一想是可以的，但不能说，谁说就是谁的错，你错了你就等着瞧吧。于是大家也不要抱怨太冷漠了，那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也不是谁就愿意那么样。”董柳说：“有些人头上那顶帽子是金的。”我说：“你怕讲得呢，金子才多少钱一克？那些钱都买了金子做帽子，谁的头顶得起？你还是农民伯伯的想法，想着皇帝挖土，恐怕是用一把金锄头吧。”董柳的话也唤醒了我的平民意识，一个人掌握了资源，他总该想想手中的东西怎么来的，一针一针打出来的啊！有些人在过春节的时候就提上大米白面去看望困难职工了，这太戏剧化了。人家还感激不尽，可他们哪里敢去想象那些人一年的消耗是多少？这是清宫秘史。世界是很荒谬的，还要一年年这么荒谬下去，于是荒谬也就成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了。
为了让北京出的书能赶上这次会议，马厅长临时决定把会议推迟十天。这一推又让许多人忙了几天。离会期还有一个星期，书还在京郊一家印刷厂里，马厅长很着急。我说：“赶不上就算了，以后寄给他们也是一样的，再说他们也不一定会看。”他说：“在会上拿出来效果毕竟好些，课题做出来就是给他们看的，别人看不看，倒只有那么大的事。”他派了小蔡带了一万块钱加班费去印刷厂专等，无论如何要在会前带三十本书回来。开会的前一天小蔡打电话回来说书已经拿到手了，我说：“坐飞机回来，越快越好。”他问我从印刷厂到机场打的要一百多块钱，能不能报销？我说：“越快越好，听不懂中国话？”
会议在随园宾馆包了一层楼，两辆小车专门到机场火车站接人。因为不收那几个评委的食宿费，干脆把其它代表的食宿费全免了，免得有人哇哇叫。几个有身份的老人走到哪里都被包围着，年轻的代表带了照相机，左一张合影，右一张合影，以后就有拉关系的由头了。我如果不是主管会务，根本就插不进去，也实在没有勇气做出那样一副嘴脸。我感谢马厅长的安排，他考虑问题真是丝丝入扣，不然我哪有机会上去说几句话，留下点印象？第三天到沙州去游玩，有个老头子童心大发，脱了鞋跳到水里去，马上有一个广西来的代表去给他探路，弯了腰双手掏了水说：“这里这里，这里是平的，这里这里，这里也是平的。”回到宾馆一摸口袋，发现钱包掉到水里，机票和身份证都丢了，在餐桌上双手浑身上下乱摸乱抓，大家肚子都笑痛了。
会议开了三天，第四天组织代表去鉴山游玩，有四个多小时的车程，马厅长也陪着去了。路上有个老头子说：“老马，我看你们这个点明年还是有希望的。”马厅长说：“要靠您的支持啊。”不再说下去，把事情挑明了反而不好。三天后从鉴山回来，就散了会。几个评委又留了两天，到中医学院和研究院去讲课。每讲完一次我都照例送上一个信封。有一两个人摸一摸信封说：“能有这么多？”我说：“知识经济时代，就要体现知识的价值。知识的价值，难道是能用钱来衡量的？”最后也没有谁说太多了就不收，大家心照不宣。
送走了客人我松了一口气，一结帐还剩几千块钱。大致是会务开支一半，讲课费一半。马厅长的设想就是要那些关键人物欠下我们的人情，欠得越多越好，要让他们感到烫手，感到歉疚，这样他们就被套住了，以后自然会有回报。经过精心操作，马厅长的设想得到了充分的实现。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