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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主任对着苏主任的背影耸一耸鼻子说：“一个小小的股长，放到厅里去办公桌都不一定有他一张，我客气叫他一声主任，他还要跟我讨价还价。”我听了很不是滋味，我连个股长都不是呢。看江主任的脸色他并没意识到这一点。这些人，有时极为敏感，有时又极为迟钝，要看面对的是谁，他们的某些感觉器官，只是在某些场合比如大人物在的场合，才会打开。我没有应和他的话，他也没察觉什么，又说：“小池你是厅里的人，要站在厅里的立场上说话。”我说：“这几年洪水多，发病率提高了可能是真的。数字报上去可能会把上面吓一跳，领导的面子上不好看，不报上去吃亏的是那些老百姓。”他只是个科长，在厅里也不直接管我，我说话也没太多顾忌。他忿忿地说：“我当了省血防办主任，说起来是一粒绿豆官，想做点好事的心情还是有的吧，心还不那么黑吧。可谁叫我在厅里坐了这张椅子。把椅子一抽，砰地就摔倒了，让你摔一跤那理由一定是很充分的，苦是诉不出来的。只是摔一跤就别想再爬起来了。我四十岁的人了还敢摔那么一跤？四十岁再被小科长处长指东划西，我脸往哪里放，还活个屁！不说别的，老婆那里就没法交待。”我说：“说起来你也没有选择，我也没有选择，苏主任他也没选择，每个人扮演什么角色，早就被预设好了。”他连声说：“那不是，那可不是！大为你没活到四十岁，活到四十岁你就知道了，回过头看，你二十年前刚进那张大门的时候就被预设好了，还想按自己的心思去做点什么？”又说：“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一个人到了四十岁，屁股下面没张椅子，把头夹在胯里做人，那滋味你去品味品味吧。”江主任到电信局给厅里打电话去了，我靠在床上想，果然每个人还有没进入角色之前就被一种神秘力量预设好了，不论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他入了围以后都只能是被预设的样子。他只能在既定的舞台上按既定的程式表演。他不能对抗，因为他对抗的并不是哪一个人。不论是谁，都必须按照预设的程序进入既定的轨道，神秘的力量从来就不怕谁聪明谁倔犟，孙悟空还不聪明不倔犟吗？他跳出如来佛的手心没有？于是每个人都依据着适生的原则，服从了这样一种预设，谁也别吹自己是什么特殊人物，除非他真的活够了。
不知道厅里和县里是怎么谈的，但抽查点还是定在了五华乡。我在招待所等了两天，江主任不时地去打电话，定下来以后就下乡了。我们一行五人，每天主要就是作粪检，又请了几个老乡在划定的范围内找钉螺，测评钉螺的密度。我心里很不好受，这里的村民实在是太穷了。吡喹胴不算贵，可很多病人就是买不起。这种药对肝脏有损害，可几乎没有服药者按规定同时服用护肝的肝泰乐。我对他们说：“省钱不能省药钱，不服肝泰乐，那是拿命赌啊。”一个老头说：“池医师，你是国家的人，你知道我们的苦？我们吧杀虫的药是没办法才买的，还吃得起护肝的药？我慢血都好几年了，好了又发作了，我不是家在这里，我就流浪去了。”旁边一个中年人说：“从前都是政府给治，这几年要自己掏钱了。血吸虫又不是我们养的，是湖里上来的，这个湖是政府的。”老头说：“政府又没叫你得病，病是你自己得的。”我说：“你们写信到上面反映反映，写到北京。”他们纷纷说：“不会写，写了也没有用。”中年人说：“你是政府，跟你说是一样的。”看着那些患者四肢发软，头昏无力，又吃不下饭，我也只能叹一口气。
调查了一个星期，江主任家里来电话，说他女儿病了，就匆匆回去了。他一走苏主任说：“想不想跟我到长港乡去看看？”就跟他去了。长港乡被芦苇荡包围着，现在是枯水季节，芦苇也已经收了，地里钉螺随处可见，我走着脚跟都发软。碰见一个大肚子病人，带着他十三四岁的女儿从湖里回来。我说：“你恐怕有血吸虫病，应该去检查一下。”他苦笑说：“还检查什么，都十多年了。她也有，我也没办法，哪里有那么多钱看病？县里几年发一次药，不管用的。”又说：“我们村里像我这样的有十来个，他们都出去打工了。老百姓就是条牛命，大肚子就不干活，谁给饭吃？嘿！”说着去了。苏主任说：“这样的人不少，省里要考虑实际情况，多拨点钱才好。”我说：“多拨多少也没有多少落到他们身上。”他说：“是倒也是，总有这样那样非用钱不可的事。你回去跟厅里反映一下，你都看到了。”我说：“有人喝茅台我也看到了。”苏主任叹口气，把头垂下去摇一摇。我说：“你们写封信给上面汇报一下。”他说：“你就是上面，跟你汇报了。”我说：“还有北京。”他又叹口气，垂下头摇一摇说：“那我就犯错误了，犯了错误我以后怎么办？现在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数字就是他们的命。上面的人往下看，看人也看不清，就看数字。你要改他的数字，就是要他的命。你要他的命不一定要得了，他要你的命那是吹口气的事情，不整你把你晾着总可以吧。”我说：“所以人人都懂得明哲保身。”他不愿在这里过夜，连夜搭车回去了。几天后江主任回来了，我把去长港乡的情况对他说了，他说：“那里我去过，傍着大湖，年年涨大水，能好吗？人靠芦苇荡吃饭，也被芦苇荡害了。”我建议在那里设一个观察点，他说：“看厅里的意思。”厅里的意思我知道，他也知道，就是没有意思。
在华源县呆了十多天，搞完了调查，结论是发病率为百分之三点六二。但是据我的估计，苏主任说的百分之六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数字。我说：“如果是要这个数字，其实我们不下来也可以，辛苦了这么久，又花这么多钱。”江主任说：“部里布置的工作总要完成的。”我说：“这里老百姓太穷了。”他说：“天下这么多事，纷纷多如牛毛，上帝也只能管一条腿，何况我们也不是上帝。我们搞调查就是搞调查。”他这么一说，我安心了点，说：“有办法的人就是有办法，办法送到他跟前来，没办法就是没办法，碰得头碰血流还是没办法。”离开的那天卫局长又设宴为我们送行，我吃了一碗饭，推说头疼，就回招待所了。我把那两条烟交给服务员，说自己不抽烟的，浪费了，请她转交苏主任。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么一点点。这是我对世界的所有意义，也是我的角色被预设好了之后，上帝留给我的全部的选择空间。这就是我。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为力，我感到了恐惧。
45、人吃动物
回到厅里我们十个人住进随园宾馆，把材料凑在一块，在丁小槐的主持下，讨论了两天，写出了调查报告的提纲。丁小槐把提纲拿回厅里去了。我们玩了一天，他回来了，把厅里的指示传达了，对提纲作了几点修改。几个人分头去写报告，交流的时候大家隐约闪烁含糊其辞地开着玩笑。一个人说：“我们这个报告的精确程度天下少有，都到小数点后面两位了。”另一个说：“这种精确性只有在丁处长的指导下才可能取得，当然也离不开江主任的领导。”江主任装作听不懂其中的意味。我想着这么大的事居然也可以这样来操作，真的不可思议。开始一个大人物有那么个意思，结论也就真的被扭曲到面目全非的程度。这才知道大人物的意志有如此之大的力量。想一想天下不知有多少事情并不是人们看到的那个样子，心中就发慌，感到恐惧，我们看到的世界原来是别人愿意让我们看到的样子。
发病率比上一次统计还是有所提高，原因是连续几年涨大水。下一步的目标是在三年内把发病率降到百分之三点二以下，我知道三年以后的调查数据也出来了。报告作最后的定稿时，我还想挣扎一下，说：“这几年连续涨大水，发病率可能会提得更高一点，涨了大水。”没有人接我的话，好一会有人说：“算了，大为，算了”。我说：“那就算了？”望着江主任，江主任说：“总不能再下去搞一次吧。要不由你跟丁处长马厅长汇报去？他们说去第二次，我抓起行李就走。”
大家都笑起来，我也陪着挤出一个笑脸。我看着他们心里想：“你们都是人，还是知识分子，一个个聪明过度，把世界看透了，就是没人愿出来说一句话。”
我把问题提出来，有几个人应和，情况也许会有所改观，可就是没人响应。一声算了，就把那些苦人儿卖了。不说良心和责任，大家都是学医的，说人性吧。一份报告一百多页，又是图表又是统计数据，装订得像一本书，准备报到部里去。
总结会是丁小槐主持的，大家都说这次的数据是历次抽样调查中最准确的。一个人说：“这种精确性只有在丁处长的指导下才可能取得。”我捏着一把汗，怕丁小槐听出其中的意味而把脸放下来，他也不傻，他不知道底细？可丁小槐没有一点生气的样子，反而面有得意之色。这使我更深地体会到了人性的盲点，那些好听的话能够如此有效地瓦解一个人的判断力。以后有什么好听的话只要沾得上一点边，尽管放胆说出来，首先自己要有心理承受能力，千万不要怕肉麻，也不必担心被奉承者会承受不了，没那事。要办成什么事，就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人性的弱点。
报告报上去了，我心里想着那些无助的病人，很久都安定不下来。当年父亲和我挣扎在那个偏远的山村，也处于这样一种无助的状态。公正在时间的路口等待那些无助的人吗？我不能骗自己。我沉默着，我只能沉默，可沉默就是参与，我参与了。好多次我在突然之间有一股热血涌上头顶，吼一声吧，吼一声吧，我有吼一声的责任。这么吼一声的机会，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