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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同质的时间结构。一位前辈已经提醒我二次：“时间呢”是的，我所描述的竟然是一个抽象的、没有时间变化的社会。朝代的时间结构并不代表社会的时间结构，很清楚，明朝的统治是转折点，但我却还没有个故事可说。
一个边陲的地方对我的意义是什么社会是一个既真实又抽象的概念。从地理空间上来说，我走到边远的地方，面对着文字性不强的社会。这里的文字性不强并不是指文献不多，而是书写传统曾经面临重大的转折，使得文献的书写本身蕴藏着一层又一层的历史记忆。大理社会虽处边陲，但是却意外地保留了很多地方性的传说与传统。这些传说与传统充满了许多有关过去层累的思维以及隐晦的历史意识。或许是基于偏见，缘于其地理环境的隔阻，以及早期贵族社会的传统，他们的社会结构甚至比中国其他地方社会还要稳定。它所表现的文化层次在经过详细的分析与爬梳后，可以看到其内在的连贯性与持续性。这些都有利于我去思考王权如何整合这里的社会，佛教又如何成为其社会重要的精神支柱。此一历史，促使我将缅甸的王权与柬埔寨巨大的佛教王宫遗址做一个联想。记得我曾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为了解决一个传说来源的问题，在各种档案中苦寻不获，竟然在某夜梦见自己置身于缅甸某处乡间，从一座佛教庙宇的佛像背后，翻出一个以缅文书写的阿育王九隆兄弟的家谱图。
原来从宗教史的问题出发，意外地因为研究对象本身的历史脉络，带我到许多未曾预期过的领域。这些领域除了前面已经提及的，面对文献的态度以及研究方法的思考以外，还有自二十年代以来民族史学家与今日白族学者的学术作品。这个题目顿时成为一个与人群分类知识史有关的研究议题。尤其在族群与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当今学术界热门话题的同时，我仍必须安分地停留在书室一隅，写一个和族群最没有关系的王权社会史。
《隐藏的祖先》一书是在师长的鼓励下成书的。我因此而开始注意到身边这些扎扎实实走过类似岁月的学者和我一样关注着相似的话题。我曾孤陋地以为这仅是一己之业，但现在我理解到它是一个学术性的服务。这篇短文与其说是写作感言，更像是对写作及方法论的反省与检讨。书中所有有形的错误与无形的偏见，皆是我学养不足使然。故事未明，乃以此文略表未尽与未足之处。
（《隐藏的祖先》，连瑞枝著，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版，26．00元）
回归博物科学
吴国盛
今天中国社会流行一个新词组叫“科学发展观”。要正确理解这个词的意思，既要重新理解“发展”，也要重新理解“科学”。本文试图重新理解“科学”。
什么是科学我们通常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来看待科学，从而在试图给出定义的时候往往诉诸像“观察”、“检验”、“理论”、“演绎”等词汇。这种看待科学的方式，往往忽视了存在论这个维度，用通俗的话说，忽视了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理解科学。实际上，上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科学理解，是默认了“人与自然”的某种关系格局，并使这种格局成为未经反思的。因此，我认为，回答“什么是科学”这样的问题，必须先考虑存在论的维度，因为任何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回答都以一种默认的方式回避了存在论的考虑。
从存在论角度看，所谓的科学，就是指导人与外部事物之间打交道的理论知识，通常首先是指导人与自然界之间打交道的理论知识。从历史上看，有三种科学类型。第一种是博物学，第二种是希腊独创的理性科学，第三种是现代欧洲人开创的数理实验科学。
最原始的形态是博物学。博物学知识首先不是功利的，而是要领悟自然，沟通自然，这是人类对待外部世界最原始的动机。这样的知识无论哪种文明都有，西方文明、中国文明、非洲文明、美洲文明都有。博物学在今天被极大的边缘化了，有意无意被遗忘了，人们一提起“科学”，通常不大会想到它。
今天占支配地位的是近代西方的科学应该叫数理实验科学，既讲数学，又讲实验，但并不是简单地相加，而有着内在的关联。这种科学的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存在论是世界的无限化、时间的线性化、自然的数学化以及人的主体化和意志化。控制的、支配的动机，要求数学化、还原论的纲领，这是近代的数理实验型科学的基本特征。
以这个“科学”标准来看，中国古代是没有科学的，西方的古代也没有科学，但西方近代科学确实有它自己的来源和先驱者，那就是希腊人所开创的“理性科学”。近代科学中的“数理”成分，直接得自希腊人的这个“理性科学”传统。理性科学就是那种单纯通过头脑中的思维和思辨，构造出一套逻辑严密的推理体系，它认为“理”是这个世界的本质，“讲理”、“推理”是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恰当方式。这样一套理性科学是独独属于希腊人的，所以称之为希腊理性科学。
今天提出“回归博物科学”主要是针对近代西方的数理实验科学本身已经出现了问题，这种单纯的征服型的、力量型的科学显露出了它的局限。为了克服这种局限，可以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回归希腊的理性科学，一条是回归博物科学。前一条对中国学界来说不大熟悉，不大容易理解，第二条路线虽容易理解，但做起来同样困难。
博物学第一个特点是要聆听自然、倾听自然，对自然保持一种虔诚的态度，认为人类的一切真知识本质上都来源于活生生的自然，而不是来自实验室中的自然切片，不是实验室中遭到“拷打”和“拷问”的自然。
第二个特点，博物学改变的是科学对待研究对象的一种心态。博物学的对象不是无情的，而是有情的，博物学家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是要付诸情感的。所有的博物学家都对事物本身有一种热爱，有一种同情和了解。近代科学主流从某种意义上培养了一种人对于自然的“自豪感”或者叫“傲慢感”，那是一种因为拥有科学知识而产生的对于自然的傲慢，以及对于其他物种的“优越感”，缺乏对其他事物的“同情”，没有一颗同情之心。这里的同情并不是可怜的意思，而是不认同，不认为能够交流。总体上讲，近代主流科学事实上培养了一种对于自然万物的“无情”之心。
博物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起到沟通科学与人文的作用。进化论可能是今天人文学科最关注的科学理论，因为它实际上决定了对人在世界中的位置的看法。这是博物学对人文学科影响的一个显著的例子。这里还可以提到德国的文学家歌德。歌德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写过很多文学作品，但是他在德国人的心目中也是一名科学家。他曾经研究过很多动物植物和矿物问题，研究过光学问题。歌德在他大量的关于自然知识的文献之中，一直在探讨“原型”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整个古典文化的共同问题。古典文学有所谓人物的“典型”问题，有思想“主题”问题，古典音乐中有所谓的“主导动机”问题。也就是说，德国的古典音乐，古典文学，古典哲学，包括它的博物学，都是在谈论主导动机、典型原型这样一些基本的原理。博物学基本的工作是分类，它要为大千世界做一个分类。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图书馆也是在做类似博物学的工作，为书分类。每一种分类都代表着对对象的一种理解。在文学作品中，我们谈典型人物，谈人物性格的划分，实际上，每一种划分都包含着我们对人物的不同理解。在博物学中也一样，你对物种每一种分类，都表示我们对它的基本特征有更多的理解。所以说在博物学这里，使用了很多在我们看来是人文的方法，人物的个性、主导动机、矛盾的冲突这样一些在文学和艺术批判中经常出现的方法，也同样可以运用在博物学里面。所以我们说博物学是沟通自然知识和人文知识的一个桥梁。许多人据此认为，博物学是所谓定性的科学，而数理科学是定量的科学。这个看法大体不错，但认为定性的科学不如定量的科学，博物学因此只是科学的初级形态则大有偏颇。所有的定量科学都是建立在定性的基础之上，没有分类，无法研究；没有量纲，无法计算。
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可以起到沟通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作用，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找到一条道路。中国古代如果说有科学，那只有博物科学，我们的天学、中医、农学都是博物科学，按照西方数理科学的模式去找，很难找到科学。在今天这样一个科学的时代，中国文化的复兴必须有科学的内容，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理解科学，重新弘扬博物科学。
黄维是否违反了科普法？
蒋劲松
最近关于伪科学一事，颇为纷扰。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宋正海先生发起，150名学者联名要求从科普法中删去“反对伪科学”的条款。一时间，相关的对话、评论充斥各种媒体，甚至听说论辩双方情绪激动到几乎要“单挑”的地步，好不热闹，不由得使我想起一桩中国政府支持“伪科学研究”的佳话来。
话说当年国民党将军黄维先生被俘成为战犯，被长期关押。和其他战犯不同，黄维先生颇为自负，不肯服软，不愿意按照当时狱方的调子表态。在政治、军事上他是失败了，但他想在物理学上证明自己，他的目标是研制“永动机”。他多次向狱方要求提供研究条件，都遭到了理所当然的拒绝。后来，张治中奉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命到管理所看望战犯，他乘此机会委托张治中把申请从事永动机研究的报告带给中国科学院。科学院回复的结果可想而知，“永动机早已经科学证明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这项工作没有意义。”但黄维仍不死心，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