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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而贫瘠的岛上，所以，他能够在《微笑的样子》这部影片中把西西里人进入北方工业都市安身立命的艰辛和转变表现得如此真切动人，寓意深长。这如同意大利文化表象中托斯卡纳始终是风景如画的田园风光一样，西西里人始终在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被迫改变自己或者被规则改变。
第二，这种真实性源于意大利人文主义传统当中所蕴藏的人道主义。要防止个体不幸需要整个社会氛围的集体保险。换言之，在越来越个人化的时代，在个体遭遇不幸之后，如何利用传统的家庭，用家庭伦理来维护人的责任和人的尊严，是对人性的善良和美好始终寄予期望的真实性。力图把正常人与边缘人、成年人与少年儿童的社会关系变成接续人类生活理想的真实纽带，这在阿梅里奥入选2004年戛纳电影节的影片《家庭的钥匙》（Le Chiavi di casa）一片中有更鲜明直接的体现。从阿梅里奥的一贯观点来看，对少年儿童的教育方式首先是对正常人和成年人的心理考验，也关系到对未来世界的理想。
第三，这种真实性伴随着意大利的政治生活节奏，始终是一种对现实中稳定而持续的社会制度提出具有批评意味的质询。熟悉意大利电影的观众都知道，自从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以来，电影历来是以意大利共产党为主的左翼社会力量的重要社会工具，如二战以后，意大利共产党定期策划的新闻宣传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向罗西里尼、维斯康蒂、德·桑蒂斯和拉都达提供舆论和社会支持，许多著名导演如维斯康蒂、安东尼奥尼、塔维尼亚兄弟都是共产党员。包括一批意大利共产党员在内的著名左翼导演如罗西、佩特里、贝洛基奥、贝托鲁奇、斯科拉、达米阿尼、蒙塔尔多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分别拍摄若干部具有强烈政治干预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的政治性影片。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普及深入，要求社会公平和公正的意识继续成为“新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一种底色。所以，人们至今认为，意大利电影是在公民社会介入（engagement civil）这一潮流中不断地更新。
星星在哪里？
《消逝的星星》是阿梅里奥2006年威尼斯电影节的参赛影片。一家即将倒闭的意大利钢铁厂将一台高炉设备卖给中国企业。机修工文森佐（vincenzo）担心设备中一个阀门可能存在事故隐患，他找到中国贸易代表团。虽然他对机器的解释振振有词，但他的自信并没有赢得中国式官僚的信任。而后，他只身一人携带可以替换的阀门来到中国。在上海，他发现采购团只是一个中介公司，而高炉的真正买家已经不知在何方。他随即找到曾经做过中方贸易代表团翻译的中国人刘华一路追踪设备的下落，从武汉、重庆直到宁夏和包头，最终找到这台设备。
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将近三十年，其经济规模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论是社会制度还是文化观念显然有别于西方的大国的嬗变，成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素材。今天的西方人如何感知和体察中国，是这部影片的寓意所在。围绕这一主题，影片有两个立意。
第一，如同阿梅里奥自己所认为，这是堂吉诃德的现代版。文森佐只身来到中国，漂入茫茫人海。在中国的八十天拍摄成为一场穿越“地球”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历险。在各种交通工具的旅程中见证摩天大楼的豪华、沉重而巨大的工矿区、混杂的车站、喧闹的轮船、破旧的卡车，从世界级别的大都市，逐步过渡到贫困落后的内地，刺耳的机器轰鸣，破败的乡村，疲倦的表情，灰色的人群，一路惊奇，精疲力尽。显然，中国的发展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金属阀门。他的最初使命逐渐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变得模糊而孤独。最后，在黄河的渡船上，他为自己的经历而感伤，在小火车站的站台上体验到一阵因为拯救别人而得到默认的温情。天空湛蓝，牧场青青。意大利首席男星塞尔吉奥·卡斯特利托的表演告诉我们，最后他所扮演的不是角色，而是他本人，是他本人在身临其境，面对社会反差而激发出来的表情，不由自主地泄漏出来的一个西方人的内心感受的复杂性。
无疑，这场奥德赛式的旅行凸现出一种西西弗式精神。在武汉被工厂门卫搜身、关禁闭，通过翻译解释被放出来以后，首先考虑的是阀门的完整；在火热的山城重庆，他栖身在拥挤简陋的家庭旅馆；在西北宁夏的荒漠般的工地上，他在往返工地的翻斗车上忍受着；在包头的工厂大门，他坐在地上重新检验阀门的可靠性。种种行为表明主人公的性格和吃苦精神。这种也许带有几分天真的勇气来自何方，不仅仅是人们常说的意大利人性格当中的“一根筋”精神，更源于文森佐按照他的想象，相信这个简单的阀门可以拯救工厂乃至拯救中国。《消逝的星星》被西方评论家称之为“情感西部片”。正如主人公名字Vincenzo Buonavolontà在意大利文中的意思是“好意”。然而，这种好意所暗示的是西方艺术家对中国未来的一种忧虑。
导演阿梅里奥认为，主人公文森佐的价值观因为陈旧而在今天不合时宜，这不仅仅在意大利如此，中国也不例外。社会、经济和文化反差使得经济现代化运动正在某种程度上腐蚀社会理想。影片所期望的是中国应该从自身的智慧出发超越现代性的一般规律，能够像影片主人公那样在不知不觉地努力中走到终点。但从影片的处理来看，万里之外的阀门最后被随意地扔进废料堆。似乎，作者对自己的创作意图并没有足够的自信，作为意象的中国还是一个福柯所说的“异托邦”。
由此产生的第二个寓意是借助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曲线来表达一种文化意义的同情和拯救。这主要是通过影片的女主人公刘华的命运来表现。文森佐一出场就使得刘华失业。作为一个单身母亲和小语种专业出身的普通青年，生存始终是一个问题。文森佐的来到使她感觉到自己的生存意义，并有时不得不忍受文化误解的委屈。然而，正是文森佐的堂吉诃德精神使她受到感召，向他表达中国人正在寻找“消逝的星星”。几经磨难，最后在内蒙锡林浩特某小火车站的再次相聚，基本完成了她对文森佐认同和理解的心理历程。
这无疑符合西方文化观念中的中国女性想象。这种文化想象的置换形成的一种文化态度，一方面对我们提出文化身份的定义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提示发展中国家仅仅在市场竞争中拥有竞争力是不够的，还要经得起西方文化的普遍价值观的道德审视。虽然，我们不否认影片本身所蕴藏的一种无可非议的人道关怀。这样一部以中国现实社会场景为叙事内涵的影片自然会激发我们对文化认同的反思。而从中国一百多年以来的历史变迁来看，文化认同既不是固定的，也不是线性的，而是对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叙述、历史和空间的流动的试探，在众多参与群体之间的交流中，通过信息的发送、阐释、接受、反馈过程，以及对这个过程的重复，逐渐形成制度的建构。《消逝的星星》通过男女主人公相互交流的对话式结构不仅为叙事本身提供时空的支撑，也在文化挣扎、文化差异、文化翻译和文化交融的时空转换中寻找一种新的意义的可能性。
无疑，最近三十年的经济全球化在创造经济繁荣的同时也还在继续扩大社会差异和社会分化，阿梅里奥的影片表明，新现实主义仍然具有表现的活力和空间，正如《消逝的星星》把镜头从上海浦东的摩天大楼逐步摇移到中国内地的乡村小镇，这种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差异在意大利也不例外。在《小小偷的春天》中，从美丽而贫瘠的西西里岛来到意大利北方工业大都市非法谋生的罗塞塔一家正好是这种南北差距的社会牺牲品。正如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所指出：“意大利南北方的差异，以及出现的各种解释理论，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说，是围绕着第三世界发展问题出现的争议的一部分。人们一直在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依然如此落后，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是因为资源匮乏，中心一边缘的依附性，政府决策失误，市场失败，抑或是‘文化因素’？”（＇美＇罗伯特．普特南：《让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页）社会学家还在进一步思考，而作为电影艺术家的阿梅里奥的影像创作通过审美形式向我们表达了具有同样意义的情感逻辑。
影像中的意大利拾零
流 泓
茱丽叶和茱丽叶
这是影展放映的第一部影片。故事复杂。茱丽叶和茱丽叶，是同一个女人。也许我们需要意识到她复杂的两面性，生活要像名字一样重复。
一个不是很要紧的男人，亲吻了茱丽叶之后，问她和她丈夫是怎么分手的。这个后来再也没有出现的男人这样解释自己的问题：他不是一定要问，只是感到疑惑，男人怎么肯离开像她这样的女人。
问题没有得到回答，男人也退场了。但是，这个问题，茱丽叶的问题，答案其实在故事开始就交待过了，茱丽叶的丈夫保罗，在他们婚礼结束后驾车去蜜月旅行的时候，遭遇车祸去世。这是六年前的事情。
如果保罗没有去世，保罗仍然在工作。茱丽叶会在他工作时去探望他，让他惊喜，他们可以一起接待朋友、照看孩子，幸福的家庭生活。而且保罗会嫉妒：有一个陌生男人打电话找茱丽叶，好像他和她关系暧昧，非常熟悉。然而茱丽叶不知道他是谁。
萨伏依旅馆12号房间里住着英俊的摄影师，为了弄清楚他是谁，茱丽叶打开了他的房门。投影机里有她的裸体图片，而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抛开茱丽叶的迷惑以及电影被这种迷惑所控制的剪辑节奏，也许可能讲清楚摄影师的遭遇：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