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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对马可波罗出使提出质疑；认为他出使时既未被授予牌符；又无出使记录；不具备使臣的地位和资格；最多不过是随员。这一见解十分精辟。马可波罗确实不像是持有牌符的正式使臣。我们注意到；元朝时期宫廷中承担出使任务的大多是正式的怯薛宿卫士。即使马可波罗仅仅是斡脱商人；充任使臣的随员也有些勉强。如果马可波罗的身份同时又是宫廷侍从〃后列〃；充任使臣的随员；倒算是合乎典制和顺理成章的。陈得芝教授也说；蒙古贵族经常以色目商人作为近侍；马可波罗很像是忽必烈所派近侍身份的小使者。另；世祖朝也不乏其他侍从充任使臣随员的例子。如至元十六年（1279年）崔彧〃奉诏偕牙纳木至江南；访求艺术之人〃。从史传材料看；崔彧并非正式的番直宿卫士；却因〃负才气；刚直敢言〃；受到忽必烈的特别〃器重〃；旋授集贤侍读学士。估计崔彧的身份也类似于宫廷侍从〃后列〃。此其三。关于马可波罗任职扬州；亨利？玉尔指出；《寰宇记》一个较古老的版本写作〃奉大汗命居住此城中三年〃；并未提到做官。伯希和也认为；马可波罗所干的差使多半是盐税事务；他在扬州的职务可能是管理盐务的官。扬州是全国最大的两淮盐课征集地；平定南宋后不久；元廷即设都转盐使司于扬州；总辖盐课事。由于两淮盐课数额巨大；忽必烈派遣宫廷使者较长时间地驻于扬州；代表皇帝监督盐务或收取属于皇帝的盐课〃份子〃；也不是不可能的。冯承钧汉译本第一五二章载：〃叙述此事之马可波罗阁下；曾奉大汗命审察此蛮子第九部地（杭州）之收入〃。既然马可波罗能〃奉大汗命审察〃杭州地区的税收；奉命监督扬州盐课也是情理中事。就是说；马可波罗不担任正式官职；〃奉大汗命〃居扬州三年而办理或监督盐务；与笔者所言宫廷侍从〃后列〃的身份基本吻合。当我们把马可波罗在华身份诠释为宫廷侍从〃后列〃时；有关他〃奉大汗命居住此城（扬州）中三年〃而不担任正式官职的说法；也才会讲得通、立得住。此其四。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教授在非常赞同蔡美彪先生的斡脱商说的同时；又指出；马可波罗在中国的主要角色就是一个中层的〃视察员〃；除了做斡脱商；皇帝还让他搜集情报；充当耳目。看来罗依果教授也觉察到马可波罗并非单纯的斡脱商人。而〃视察员〃和耳目；完全可以看作宫廷侍从〃后列〃所担负的具体任务或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的宫廷侍从兼斡脱商人说；与罗依果教授所见；又有某些相契合之处。
马可波罗眼中的忽必烈大汗
（本文作者：杨志玖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历史地位及容貌马可波罗尊崇；忽必烈大汗为「诸君主之大君主或皇帝」。他是「人类远祖阿丹（Adam）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并且认为「彼实有权被此名」。这种评价是不是有夸大失实的成分？我们首先对照一下中外史家对忽必烈大汗的评价吧！萨囊彻辰在其《蒙古源流》中评价忽必烈大汗：「治理大国之众；平定四方之邦；四隅无苦；八方无挠；致天下井然；俾众庶均安康矣。」
《元史》对忽必烈的评价为：「其度量宏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
波斯史家瓦撒夫（Wassaf）说：「自我国（波斯）境达于蒙古帝国之中心；有福皇帝公道可汗驻在此处。路程相距虽有一年之远；其丰功伟业传之于外；致达吾人所居之地；其制度法律；其智慧深沈锐敏；其判断贤明；其治绩之可惊羡；据可信的证人；如著名商贾、博学旅人之言；皆优出迄今所见的伟人之上。」
前二则引文为中国史家分别根据蒙古史和中国史对忽必烈大汗的评价。其对蒙古史和中国史的认识和熟悉程度；远较马可波罗为甚；证明马可波罗的描述准确符合实际。马可波罗身为一个对中国史和蒙古史所知不多的西方人；当然不会对忽必烈大汗的地位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他只能从自己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中产生对大汗的认识和评价。第三则引文则与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尊崇几乎不相上下。
那么；忽必烈大汗是不是真的「实有权而被此名呢？」我们认为；马可波罗的评价是不无道理的。当时的元王朝实现了空前的统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家非常强盛。正如当时人所说：「皇元继宋御宇；奄有诸夏；□弓偃□；天下蕺其威；蠲征缓狱；而天下颂其平；维兹海邦；远在千里之外；慈仁所加；无间轩轾；故诏书每下；斥卤只氓；岩穴之叟投缗植耒；欢喜出所；诚可谓千载一时；太平混合之嘉会。」（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一）更为重要的是；元帝国还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对于来华的外国人持欢迎的态度；甚至还给予一定的优待。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受到忽必烈大汗的喜欢和器重；自称多次被派遣出使各地。这一方面使他对大汗产生崇敬和爱戴之情；另一方面也使他有机会亲眼目睹帝国疆域之广大和社会之繁荣。在与他游历所经的欧洲、西亚等各国的对比之下；产生忽必烈大汗为「今日世上从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的想法。
再从马可波罗所居住和认识的西方世界来看：义大利各城市分立；且常有纠纷。马可波罗回到故乡威尼斯时；在一次与热那亚城市海战时竟战败被俘。他的《游记》是在狱中口述；为另一囚犯所记的。罗马教皇名义上是西欧共主；实际上毫无威信；欧洲各国纷争不已；与大一统的元帝国有天壤之别。因此马可波罗赞扬忽必烈大汗的话一点也不为过。关于忽必烈大汗的容貌；马可波罗记述如下：大汗风度翩翩；看起来让人心生好感；「不长不短；中等身材；筋肉四肢配置适宜；面上朱白分明；眼黑鼻正」。我们可以从忽必烈大汗的画像中一睹大汗的风采；虽然《元史》并没有关于大汗容貌的详细记载；但我们仍然能够透过一些中外史料来印证补充马可波罗的记述。
据拉施德《史集》记载；忽必烈出生时；成吉思汗注视著他；说道：「我们的孩子都是火红色的；这个孩子却生得黑黝黝的；显然像（他的）舅父们。」这里说忽必烈出生时皮肤较黑；但不能说大汗成年时皮肤一定也是这样。从他的日常生活看；大汗绝大部分的时间是生活在大都或上都接见群臣、处理国事的宫中；再加上其饮食主要以奶肉等为主；所以马可波罗说忽必烈大汗「面上朱白分明」也不无道理。
马可波罗说忽必烈大汗为中等身材；四肢匀称；这也符合蒙古人的体质特点。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在其出使蒙古后写的《蒙古史》中记述蒙古人的容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腰是细的；但也有少数例外；他们的身高几乎都是中等。」赵珙《蒙鞑备录》也说：「大抵鞑人身不甚长；最长不过五尺二三；亦无肥厚。」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马可波罗所记之准确性。大汗的生日及庆贺活动马可波罗还记述了忽必烈大汗的诞生日以及庆祝活动。据他所记；忽必烈大汗的生日为九月二十八日；查《元史．世祖纪一》忽必烈「以乙亥岁八月乙卯生」。乙亥年为一二一五年；而八月乙卯即八月二十八日（阳历九月二十三日）。两者有所差别。我们对照一下英法译文的原文；就可以解释清楚。
英法译文的原文都作九月二十八日；此处的「九月」的原文是〃themonthofSeptember〃、〃dumoisdeseptember〃；可见是指西历；而「二十八日」的原文则是〃the28dayofthemoon〃、〃levinghuitiemejourdelalune〃；无疑是指中国历法。冯承钧译本《马可波罗行纪》作「大汗生于阳历九月即阴历八月二十八日为意译；是确切的。只是当时马可波罗并不清楚这两种历法的区别；否则；他会直接说大汗的诞生日为八月二十八日」。其实；马可波罗的说法与《元史》完全一致；只不过他用了阴阳合历而已。这是偶然之巧合；还是他亲自在大都或上都听说的？无疑是后者；因为大汗的诞生日是当时最重要的；举国以及邻邦皆知的盛大节日；要举行隆重的庆贺活动。马可波罗住在大都和上都的时间较长；当然应该知悉此事；甚至躬身与会；这从他描述节日盛况的详细以及与中国史籍的记载基本符合就可以推知。
关于大汗生日的庆祝活动；马可波罗记述道：在这一天；除文武百官穿同一色服装外；其他宗教教士如偶像教士（佛教）、基督教士、犹太教士、萨拉森人（伊斯兰教士）及其他种人；都要向其崇拜的神只燃灯焚香、歌唱祈祷；求其神主保佑皇帝健康长寿；平安幸福。这一仪式在《元史．礼乐志．天受节受朝仪》中并无记载；在《元典章．礼部一．庆贺圣节拈香》虽有较详说明；但提到的宗教参与人士只有儒生和僧道；而在元代寺庙的「圣旨碑」中才有诸如「和尚（僧）、也里可温（基督教士）、先生（道人）、答失蛮（伊斯兰教士）不拣什么差发休当者；告天祝寿者」一类的文字。所谓「告天祝寿」即「专与皇家告天祝寿」。犹太教士当然也参与祝寿活动；因为元代也有许多犹太人来华；但在汉文史料中尚未发现他们祝寿的记载；《游记》的版本中也只有穆尔以及伯希和的《马可波罗寰宇记》英译本引P本（皮皮诺本）有此说法；弥足珍贵。
马可波罗也记述了另一盛大节日──新年：他说；新年开始于二月间；这一天；全国自皇帝、臣僚以及人民一律穿白衣举行庆贺；称为白节。
按；中国旧历新年一般在西历一月下旬至二月中旬之间；马可波罗说在二月并不全面；可能他对中国新年多半在西历二月与西方新年在一月不同；而感到新奇值得一提吧！这一看法对他已经成为思维定式；他说大汗生于九月是指西历九月；中国八月；即可说明。
蒙古旧俗；以白为吉；恰如马可波罗所说；他们认为白衣是幸运和吉祥之物；因称元旦为白节。注释家亨利．玉尔说；蒙古人迄今（指十九世纪末）仍称正月为白月。《元朝秘史》第二○二节记成吉思汗称帝时；「建九脚白旌纛」旗；第二一六节记成吉思汗封兀孙老人为别乞（巫师首领）；让他「骑白马；著白衣；坐在众人上面」；可以为证。其反证是；明朝建立后；汉人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