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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天赐成吉思汗圣旨疾。又其次乃银牌；文与前同〃。稍后；《黑鞑事略》徐霆疏也说：〃鞑人止有虎头金牌；平金牌；平银牌〃。是证在蒙古四大汗时期已经实行了牌符三等级制度。另据《元史？兵志一》等；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三月；朝廷〃更定虎符〃；在此前后确定〃万户佩金虎符；符趺为伏虎形；首为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别。千户金符；百户银符〃。这种万户、千户、百户递次使用金虎符、金符、银符的记载；和马可波罗的说法毫无二致。然而；详细比较；《元史？兵志》与《寰宇记》又有两点差异：一是《元史？兵志》讲到金虎符〃首为明珠〃及三珠、二珠、一珠等第；《寰宇记》仅言〃统带十万人的长官或一大军队的领袖〃的金牌重量；高出一般万户长八十撒基。二是《元史？兵志》称〃万户佩金虎符〃；《寰宇记》则云狮头金牌。第一点差异；出于马可波罗没有完全弄清蒙古万户金虎符三等第的详细情况。第二点差异又是由不同民族间语言翻译或假借中的讹误所造成的。马可波罗虽然寓居中国十七年；但他不懂汉语；对蒙古语也所知无多；通晓的只是元朝官方之一波斯语。古波斯语中；sir一词既指狮；又指虎。当时来华的波斯人已依中国老虎数量多且为百兽之王的习惯；一般训sir一词作虎。可马可波罗却没有入乡随俗；依然将sir一词训作狮。这样他就把虎头牌误称作狮头牌了。马可波罗所记牌符上的〃训令〃；也与汉文史料和某些文物上的镌刻；大同小异；十分接近。《蒙鞑备录》所载〃成吉思汗皇帝圣旨；当便宜行事〃和〃天赐成吉思汗圣旨疾〃等语；和前引〃巍巍上帝和深仁的能力；他赐福给我们的皇帝；向大汗名字祝福。并叫那些违反他的；将被处死和消灭〃的训令；意思大体一致。我们注意到；俄国托木斯克州巴卡塔尔斯克出土和兰州博物馆所藏的两块铁质银字圆牌；牌面上的八思巴蒙古字均为〃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如违；要罪过者〃。俄国叶尼塞州米奴辛斯克和纽克斯克出土的两快银质金字长牌；牌面上的八思巴蒙古字又均是〃在永恒的天的力量下；皇帝的名字是神圣的；若谁不从要问罪；以至死罪〃。又；郑思肖《大义略叙》云：〃受伪爵人；腰插金牌；长尺余；阔三寸；番书伪爵姓名；凿识牌上。双虎头金牌爵为重；小爵则授银牌〃。据此；叶尼塞州米奴辛斯克和纽克斯克出土的两块银质金字长牌；颇像是表示军官的等级的牌符。托木斯克州巴卡塔尔斯克出土和兰州博物馆所藏的两块铁质银字圆牌；则像是驿站使臣用牌符。而这两种牌符上所镌刻的文字与马可波罗所记训令；惊人的相似。《寰宇记》还说；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两次离华前夕曾获得三枚驿站用的金牌圣旨。或许马可波罗还在西域友人的帮助下；熟知并牢记牌面上训令的字句内容了。概言之；马可波罗有关牌符及训令的记述；丰富了人们对元代上述典制的认识；还可以看作是他到过中国的有力证据。通常；人们多半会依照《元史？兵志》；以为万户、千户等军官只佩带牌符。《寰宇记》关于牌符之外又持有载明其权力责任的委任状的说法；可以启发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事实上；元朝时期军官除获授牌符表示基本等级外；还有体现品秩的散官和具体职务授予。后二者无法用牌符表示；只能藉宣、敕等委任状。如完者都至元十三年（1276年）授信武将军、管军总管、高邮军达鲁花赤；佩虎符；十六年（1279年）授昭勇大将军；迁管军万户。步鲁合答至元八年（1271年）〃制授管军千户；佩金符〃；至元二十一年后；赐金虎符；授怀远大将军、云南万户府达鲁花赤。玉哇失先为阿速军千户；若干年后改赐金虎符；进定远大将军、前卫亲军都指挥使。这里；步鲁合答〃制授管军千户；佩金符〃的史实；很重要。元制；〃由一品至五品为宣授；六品至九品为敕授。敕授则中书署牒；宣授则以制命之〃。管军千户为正五品；恰在〃以制命之〃的宣授范围。因此；所谓〃制授〃；就是宣授。是证万户、千户、百户等军官同样实行〃一品至五品为宣授；六品至九品为敕授〃的制度；宣命和敕命；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委任状。《寰宇记》在军官另持委任状方面；可以再次补充汉文史书记载的不足。《寰宇记》提到的〃有鹰的牌子〃；实际指谓元初驿站用牌符之一海青牌；又称海青符。此牌为圆形；因牌面上铸有海东青鹰的图样而得名。马可波罗称其为〃有鹰的牌子〃；非常符合它的形体特征。海青牌主要用于使者驰驿通报紧急军情；如中统三年（1262年）平定李璮之乱期间；元廷特意下令〃燕京至济南置海青驿凡八所〃；〃晋山至望云立海青驿〃；专供持海青牌使者驰报军情。海青牌颁给统领大军的将帅；供其派遣急使使用。一般达官不能享受此种权力。从上下文意思看；马可波罗所言的鹰牌的获赐者；也主要是〃那统带十万人的长官或一大军队的领袖〃。悬带海青牌的使者可享用取便道；随时更换马匹和供给食粮等待遇。还常常发生〃于过往客旅庄农百姓人等处夺要；拽车牵船；骑坐头匹〃。需要说明的是；至元七年（1270年）开始；元廷已将原海青牌上的海青图样改铸为八思巴蒙古字；并下令依数倒换。新式金、银字圆牌大约启用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然至元十八年（1281年）仍有使用海青牌的零星记载。马可波罗在华期间；恰恰是海青牌更换和废止之际。他特意把海青牌这一已经废止的典制记述下来；很可能是出于新奇或对该牌的形制印象较深。
（四）马可波罗在华身份刍议
在逐项考订马可波罗有关乃颜之乱的记述之后；这里不妨作一番整体上的评论。
综观国内外史籍对乃颜之乱的记载；《元史》本纪和《史集》仅记其大事梗概；其他多半散见于参与平叛作战将士的碑传中；而且或为片言只语；或为侧重于传主事迹的局部性描述。《元史纪事本末》《北方诸王之乱》荟萃纪传相关史料于一篇；也失载较多；很不完整。相形之下；马可波罗的记述不仅篇幅数倍于《元史纪事本末》；而且内容相当丰富；大部分确有其事；有些又非常翔实。诸如乃颜与海都暗中勾结；忽必烈用占星家预卜胜负；乘象舆亲征；擂鼓为进攻号令；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递次佩狮（虎）头牌、金牌、银牌；鹰牌及白伞盖赏赐使用等等；都可以和汉文及波斯文史书相对应、相印证。诸如忽必烈在二十二天内秘密调集军队；唯御前会议人员预闻；骑兵、步兵协同作战；乃颜之死及信奉基督教；军官佩牌符外另有委任状等等；又为《寰宇记》所独家载录；经考订大抵属实。而在忽必烈与乃颜的叔侄关系；忽必烈仅亲征一次；双方四十万、四十六万的军队数；虎头牌讹作狮头牌等；又是《寰宇记》错误或夸张之处。总之；《寰宇记》关于乃颜之乱的记述；大部分确有其事；有些地方又不十分准确。这也难怪；因为《寰宇记》毕竟不是正规史书；而只是一部旅行记。尽管如此；马可波罗还是提供了乃颜之乱方面的重要史料；有些价值还相当高。《寰宇记》及其对乃颜之乱的记载；绝非道听途说所能完成；其抄自于波斯等地的导游手册的说法也近于荒诞。还需要说明；马可波罗对乃颜之乱记述得如此详尽细致；生动精彩；摈除其渲染夸张的因素；人们就能得出这样的认识：马可波罗的确是身临其境而记其事；马可波罗本人极可能随从大汗忽必烈参与了征乃颜之战。这一点马可波罗虽然在《寰宇记》中没有正面提到；但前述那些可以和汉文及波斯文史书相对应、相印证的诸情节；尤其是那些为《寰宇记》所独家载录且经考订大抵属实的情节；都是颇有说服力的见证。另据陈得芝教授的考证；马可波罗奉命到杭州视察岁课时在至元二十三年或二十四年；出使印度的时间为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间。这两段奉使活动之间正好有一段空挡；马可波罗于至元二十四年春夏随从忽必烈亲征乃颜；在时间上也是完全可能的。
最后；谈谈马可波罗的身份问题。
关于马可波罗在华期间的身份；目前已有枢密副使、扬州总管、斡脱商人等三种看法。枢密副使说和扬州总管说；经许多学者的反复考证；逐渐予以否定和摒弃。蔡美彪教授的斡脱商人说；摆脱了前人为解决马可波罗任官问题而纠缠不清的困境；从《寰宇记》本书的记载；结合元朝的社会情况；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新思路、新见解。受蔡教授论文的启发；结合《寰宇记》对乃颜之乱的记述；笔者认为；马可波罗的身份是宫廷侍从兼斡脱商人。主要理由如下：有元一代的斡脱商人；分属于蒙古诸王等各投下。具体到马可波罗；应是大汗御位下的斡脱商人。作为大汗御位下的斡脱商人；完全有可能同时兼任忽必烈宫廷外围侍从。联想起《寰宇记》对宫廷朝仪、大汗行猎和节庆宴饮；记述甚详；显而易见；马可波罗获取这些信息时利用了宫廷外围侍从的便利条件。前述马可波罗随从忽必烈亲征乃颜；估计也是以宫廷侍从〃后列〃角色出现的。如果马可波罗未任职宫廷而只是单纯的斡脱商人；他就不太可能随从大汗忽必烈亲征乃颜；也不可能把汉文史书上载录零散的乃颜之乱及宫廷朝仪、大汗行猎、节庆宴饮等；记述的如此详细逼真。只有其基本身份是宫廷侍从；同时又兼斡脱商人；随从大汗亲征才合乎元廷的典制。此其一。从《寰宇记》的多方面记载看；马可波罗并未进入大汗忽必烈四怯薛番直宿卫的行列；他的身份和角色只能是怯薛宿卫士以外的一般宫廷侍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忽必烈藩邸时期已有过王府一般侍从随同他出征的先例。如姚枢应召进入忽必烈藩府；被置于王府〃从卫后列〃；〃惟不直宿〃。忽必烈亲征大理时；他也扈从左右。这里的〃后列〃；应指怯薛宿卫士以外的一般侍从。估计马可波罗的身份大体相当于侍从〃后列〃。他未曾进入怯薛宿卫士；也能仿照当年姚枢的旧例；随从忽必烈亲征乃颜。此其二。蔡美彪教授曾对马可波罗出使提出质疑；认为他出使时既未被授予牌符；又无出使记录；不具备使臣的地位和资格；最多不过是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