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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扬州路；领二县：静海、海门。其地在元代是一主要产盐区；即今江苏南通市。
笔者认为；王文释Tingiu为通州；即今南通；极为准确；玉尔在注释中亦持此说〔5〕。张星烺《游记》新译本第287页原文此地作Chinju；汉译〃静州〃；下有注云：〃此节似为静海之讹。宋元之间有静海县；即今通州〃；则是歪打正着；偶尔相合。至于伯希和注中引《永乐大典》〃泰州、如皋、通州、海〔－州〕〃最后原文本只一字即〃海〃；其下应补〃门〃字；因《永乐大典》卷19422《站赤》第9页上在〃泰州水站、如皋水站、通州水站〃下即记有〃海门站〃；伯氏加〃州〃字是错的；认为Tingiu指海州即海门亦误。
2。王文引穆尔本《寰宇记》第147章说：〃从Saianfu出发；向东南行十五哩；到一城名Singiu；城非特别大；但商业繁盛……它是一个港口。〃冯译本第146章（中册第554页）译Saianfu为襄阳府；Singiu为新州；沙海昂本〃注二〃谓Singiu为〃荆湖〃之转音（冯译本第555页）。伯希和则认为此章之Saianfu应是Yangiu（扬州）之误；因而Singiu应是真州即现在的仪征。王文认为；Saianfu仍应是襄阳府；而Singiu是荆州的对音；即今之江陵。但江陵非港口；则马可所指；应是江陵东南的港口沙市；而文中之Saianfu〃东南行十五哩〃应为〃东南行五日〃之误。
3。《游记》〃福州国〃一章（《寰宇记》第155章；冯译本第154章）中说；有一地名Vuguen；此地盛产蔗糖；又说；〃离开Vuguen城再前行十五哩；即到一王国的都城福州〃。Vuguen是何地？冯译《行纪》音译为〃武干〃；其〃注七〃认为是福建的尤溪；菲力卜思（Geo。Phillips）认为是永春；伯希和认为是延平（今南平）；他说：〃延平在宋、元时叫'南剑'；波罗的原稿中可能作Namguem；Vuguen可能讹自Naguem〃（原文为〃theouteof〃；无〃讹自〃意；似译为〃出自〃较妥——笔者）。但他也承认与书中所言〃十五哩至福州〃不合；因之认为仅系推测之说。王氏认为三说皆不妥。Vuguen应是〃侯官〃的对音；侯官在元为两附郭县之一；离福州十五哩；其地有甘蔗洲；在今闽侯县新县城；盛产甘蔗制糖；与波罗所说正合。
王颋先生对以上三地名的考证有独到见解；可备一说。但对第二地名即〃Singin为沙市〃说；却引起了怀疑和争论。前引陈得芝教授《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文中说；波罗在叙述了扬州之后忽然插叙了南京（今开封）和襄阳的情况；接着他又回到正题；讲述〃从扬州东南行十五哩至一名为Singiu之城〃。陈教授说；由于有些本子作〃从Saianfu（襄阳府）东南行……〃；以致Singiu一名应指何地引起了争论；〃我以为前一个地名无疑应如地理学会本作yangiu（扬州）；因为波罗在讲述南京和襄阳之前有一段话；明显是说他将离开主线讲一讲西面的两个大区……可见南京和襄阳显然是两段插曲……至于Singiu城；我无保留地支持伯希和的意见；应是真州（今仪征）。〃因为〃波罗所述此城商业之盛；附近江面之宽；过往船舶之多；都和真州情况相符合〃。
看来；这里涉及版本问题。可注意的是；王、陈二君用的版本都是穆尔（陈译穆勒）、伯希和英译《马可波罗寰宇记》；查原书第320页147章；这里确实是Yangiu（扬州）而非襄阳府。该页〃注1〃还列举了几种异名；除扬州外；还有angiu；Saianfu（襄阳府）等；他们不采用后名；当有考虑。冯译作襄阳府（第554页）；张译作扬州城（第293页）；李季译（第228页）、陈开俊译（第170页）俱作襄阳府；Singui则定为九江市；皆不恰当；录以备考。
陈教授在该文中也提出一些与伯希和不同的看法。如波罗说他在离开京兆府后；西行三日；至多山之Cuncun地区；此名冯译本作〃关中〃（中册第435页）；张译本作〃汉中〃（第226页）。陈文认为〃此名颇难勘同〃；因京兆府亦在关中之内；何必西行三日始至其地。伯希和认为此名似可复原为Cancion；即〃汉中〃；但非汉水上游的汉中；而是指凤翔府地；是元代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司的治所。陈文认为〃此说有些勉强；不仅Cancion的写法不见于波罗书的各种版本；而且汉中作为地区名称只指秦岭以南汉水上游地区。〃他说：〃当然；波罗过京兆赴云南；必经凤翔府……所谓多山地区无疑是指秦岭。〃
波罗说；从此多山地区骑行20里；到达蛮子国边境首府之城阿黑八里（突厥语；意为白城）。伯希和认为无疑是汉中（元属兴元路）的突厥语名。陈文不同意此说。他说：〃但汉中（兴元）并不在从京兆至成都驿道上；波罗不可能不走径直的驿路而绕道至此城。我以为阿黑八里应为利州（广元）。〃〃蒙古攻占利州后；宪宗三年（1253）；令汪德臣修筑此城；屯驻重兵；且屯田；为取蜀基地……汪氏系雍古（一称汪古）人；故此地又有一个突厥语名称。元代从京兆至成都的驿道正是经过广元（利州）；波罗所述的地理形势也很符合〃。
笔者认为；陈氏对阿黑八里的勘同很精当。应指出；沙海昂对此城也有利州（广元）的说法（冯泽中册第437～438页〃注一〃）；但未说明何以有此突厥名称之由。
从上可知；对《游记》中地名的考释工作；也非易事；有些地名所指；还有争论和疑问。《永乐大典》中所收录元代《经世大典》中的《站赤》一书中；载有元代全国交通的驿站系统；伯希和、陈得芝学者曾据以考释波罗书中的一些地名；颇有所得。《游记》与《站赤》对照研读；仍不失为解开《游记》地名之谜的终南捷径。
（五）《游记》的真实性问题
《游记》问世后；由于书中所记中国的富庶、文明和东方的奇风异俗为当时西方人所少见寡闻；而被认为荒诞不经；以致他的友人在他临终之际劝他改正并收回其书中与事实不符之处；但马可回答说：〃我还没有写下我所见到的一半。〃经过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证明马可波罗所说与元代情况大致相合；且有可以补充元史之处；当然也有记忆不确、传闻失实或自我吹嘘之嫌。遗憾的是；《游记》所记中国事虽大部分在中国史志上得到印证；但关于马可个人的活动却很难在元代史籍上找到痕迹。阿合马被刺时马可说他正在中国；所记事实也与《元史》相符；但他不是枢密副使孛罗（见前）；他说他曾在扬州任官三年；但扬州方志上没有他的名字。这就给怀疑马可波罗曾到中国的人一个借口；他们可以说；《游记》中与元代情况相符的事物；焉知不是从旁人耳闻或从其它书上抄袭来的呢？
笔者五十多年前；在上述《永乐大典·站赤》中找到一条资料；足以证实与马可波罗有直接关联；虽然未提马可波罗之名。该资料说：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角加碍＇、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王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永乐大典》卷19418；第15页下）
这段资料和《游记》所说波斯王阿鲁浑（Argon）派遣三位使臣Oulatai（兀鲁*＇角加碍＇）、Apousca（阿必失呵）、Coja（火者）向中国皇帝求婚；得Cocachin（阔阔真）姑娘；三使者请波罗一家从海道伴彼等同行一章完全一样。公文主要是江淮行省平章沙不丁向中央请示三使者的随员的口粮供应问题；当然不会提到波罗一家；连阔阔真这一女主角也不提；更不论波罗这一小人物了。但波罗记这三使臣的名字与《站赤》所记完全一致；又和他们一家离开中国的机缘完全对口；无疑他们是在这一年的年末或次年初离开中国的；证以西域史料（如《史集》）亦完全相合。笔者为此写出《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向达师对此文的评价是：〃这一发现证明两点：一、马可所记他们陪同波斯阿鲁浑汗使者是事实；元代官书可以证明。虽然《站赤》中没有提到马可诸人；但是波斯使者的名字和马可所记完全一致；这就够了。二、阿难答的奏章是一二九○年的阴历八月；提到本年阴历三月的事；请示圣旨。这说明马可诸人离开中国应该是一二九○年阴历年底或一二九一年阴历年初；为《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年月问题提出了极其可靠的证据。这也就是替《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但〃真实性〃问题并未就此解决。1966年德国学者福赫伯（HerbertFranke）、1979年美国学者海格尔（JohnW。Haeger）、1982年英国学者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Clunas）先后发表文章；对马可是否到过中国或只到中国北方而未到南方等论点提出个人看法。他们的论据不外这几点：1。中国史籍中找不到一件关于马可波罗的可供参证的资料；2。书中未提到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如茶叶、汉字、印刷术等；3。有些记载夸大失实或错误；如冒充献炮攻襄阳；蒙古皇室谱系错误等；4。有些地名用波斯名；可能是从波斯文的《导游手册》抄来的……。对此；笔者曾一一为之辩解〔6〕。
以上三位外国学者可能未见到或未重视笔者在《站赤》中发现的那份资料；因而提出了第一条的诘难。但有位中国教授虽看到笔者的论文；却仍然相信外国学者、特别是发表在英国《泰晤士报》上的克鲁纳斯的那篇文章。1988年；王育民教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史林》第4期上刊出《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伪问题》一文；针对笔者对《站赤》那段公文的解释提出质疑；要点是：（1）《站赤》所记兀鲁*＇角加碍＇等三使者为大汗所遣；而《行纪》则谓为阿鲁浑大王所遣；两书所记迥异；如何解释？（2）《史集》（波斯文蒙古史—引者）记合赞汗与阔阔真成婚而对马可一家只字未提；有悖常理。（3）忽必烈大汗为阿鲁浑大王选妃是朝野尽知的盛事；马可无论在中国或波斯；都可能由传闻而得悉；〃也可能作为这次船队的一员乘客而取得同行的机遇〃。《站赤》所记并不能确切表明马可一家与此事有任何直接联系。杨文断言《站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