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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离开后对弟子们说： “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
公元前520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周景王崩，王子朝（庶子）叛变，携带大批王室的典籍文物逃到楚国。老子是守藏室史官，负责管理图书典籍，为此受到了牵连。老子只好辞职，离开周都，准备从此隐居。行至函谷关时，关吏尹喜请求：“先生要隐居了，请为我们后人留下点东西吧。”于是老子口授了一部书，就是《道德经》。
《神仙传》讲得就更神奇了：有一天清晨，函谷关的关长尹喜子在关楼上望气。看到紫气东来，断定必有圣人过关，决定向他求道。果然，须发皆白的老子倒骑着一条青牛，踱到函谷关前要出关西行。关员要他出示通关文碟（今日的护照、签证），老子拿不出来，这可给了尹喜子机会。他正言正色地对老子说：没有关碟是不能过关的，你一定要过关就得留下点“好处”。老子穷得都没钱买马，哪里交得出“好处费”？被尹喜子逼得无奈，才传了这部《道德经》，然后出关西去不知所终。
尹喜子得到老子的传授，果然也成道了。于是他官也不做了，挂冠而去，亦不知所终。依道教的说法，老子之道的传承顺序是：老子传尹喜子，接下去是壶子、列子、庄子，一路传下去。到了唐朝，道家学说摇身一变而成为国教，老子变成“太上老君”，《老子》改称《道德经》；庄子变成“南华真人”，《庄子》改称《南华经》；列子变成“冲虚真人”，《列子》改称《冲虚经》。
后世对道家思想与《老子》的研究趋向和应用领域，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大类：
第一类是学术的老子，纯粹走哲学思想的研究路线，此类研究者，大都各有心得，各有各的“老子”。乃至后世“谋谋老子”何其多也，西方“老子”也为数不少。
第二类是修身的老子，就是把《老子》的思想，纯粹地用于个人的修身工夫、神仙丹道上面去，从唐朝的吕洞宾，一直到清朝的黄元吉，几千年来自成一个体系。
第三类是政治的老子，把《老子》归到谋略学中去，而且错误地认为《老子》讲的是谋略之术。于是说到老庄，就联想到谋略；说到谋略，就联想到老子学说是很阴险的学问，是搞阴谋的，这就大错特错。老子是主张用阴、用柔。但阴与阳一体两面，只是在用上有正面与反面的不同而已，但目的是一个，即达到阴阳间的平衡。
所谓用阴柔，是因势利导，不搞对抗、不勉强而为。是用顺道不用逆道。后世人误以为老庄的阴柔之学是阴谋之学，学老庄的人、用老庄之学的人自然都是阴谋家。历史上的陈平，曾帮助刘邦奠定汉朝四百年的基业，刘邦有六次重大决策都是采用陈平的计谋而成功的。但是陈平自己却说：“我多阴谋，道家之所禁，其无后乎”！道家最忌讳阴谋，所以陈平断定自己没有后代，至少后代的福泽不会长久，后来果真如此。
至于老子其人，由于缺乏可以考证的资料，历史上一直就是个谜。司马迁自己也搞不明白，所以在《史记？老子列传》中谈了李耳、老莱子和太史儋三个老子。老莱子著书十五篇，肯定不是他。但李耳与太史儋历史上都确有其人，到底哪一位是真老子呢？孔子见老子、老子西出函谷关，历史上都确有其事。老子西出函谷关，发生在公元前374年，如果是李耳老子，那时他至少也有200岁了。200岁的老人还移民，这件事连司马迁也不信。莫非是周太史儋？又苦于没有证据，所以老子的身世一直就是个谜。
1993年，中国湖北荆门郭店发掘的楚墓，出土了战国中期的竹简804枚，绝大部分作品是子思的儒家著作，但内中有《老子》，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儒道早期是不分家的。此次出土的竹简《老子》为战国中期的文物，墓主人的身份属“士”级，从出土的耳杯上镌刻的“东宫之杯”四个字看，墓主很可能是东宫太子之师。
子思少于孔子65岁，少于老子95岁，子思时代的竹简《老子》不是李耳亲笔，也是他的弟子所书，几乎就是原版《老子》。竹简《老子》才二千言，而非后世的五千言。比较发现，二千言《老子》的一百四十句话被改动，五千言《老子》的四分之一不符古意。很显然，我们今天见到的《老子》五千言是秦汉时期的修订版。
因此老子其人的悬案，今天可以下结论了：第一个老子是李耳，他是二千言《老子》原著的作者；第二个老子是“周太史儋”，是他西出函谷关，到秦国去见秦献公。太史儋是五千言《老子》修订本的作者，他在老子原著的基础上扩充、改造，重新组合篇章，使《老子》一书从内容到深度，都更加高远深邃。
庄子
老子《道德经》最能代表道家思想，而阐扬、诠解老子最清晰、最正确，发扬道家思想最透彻、最彻底的，则是庄子。
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名周，字子休，战国时期宋国蒙邑（今河南商丘）人，宋后为楚所灭，故又称庄子为楚国人。早年曾为漆园吏，楚威王曾以千金聘他为相，庄子拒而不仕，隐居抱犊山中，据传得道成仙而去。唐玄宗时诏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宋徽宗时封为“微妙元通真君”。
庄子著书五十二篇，现仅存三十三篇。其文汪洋恣肆、构思奇特、机智幽默、善用寓言，其中所论辩的道理，无论在政治、军事、教育、经济等各方面都可以致用。对个人修道、养气，以及立身、处世、建功立业等诸多方面，也有大用处，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而巨大。
《庄子》一书号称“难读”。一难是言简，庄子是语言巨匠，从不用赘词；二难是庄子惯用寓言，常常是“假语存”而“真事隐”；三难是庄子性情飘逸洒脱，语言幽默诙谐，爱论辩、爱说反话，思维跳跃，很难把握得住。四难是《庄子》一书，包括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共计三十三篇文章。学者们一向认为《庄子》内篇是庄子的亲笔，外篇、杂篇则是庄子的门人后学所为，因为前后思想不连贯，有抵牾之处。因此如果对先秦道家思想没有研究，对文化背景不了解，就很难透彻理解庄子的思想。
几千年来，历代人物偷偷运用庄子的学术，都取《外篇》和《杂篇》中的精华。因此，真正把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发挥得光辉灿烂的，就是道家的老庄之学，尤其是《庄子》的《外篇》与《杂篇》部分贡献最大。
前面说到，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佛家偏重于出世思想，儒家偏重于入世思想，道家则偏重于可出可入、或出或入的“间世”思想。“间世”一词，就语出《庄子？内篇》的“人间世”。实际上《庄子》内七篇是一个圆满的整体，讲了完整的七步修身功夫，不可以割裂开来。第一篇“逍遥游”，言明做人首先必须逍遥，不能为名利等世间的枷锁束缚羁绊。能逍遥才能齐物，才能天人合一，与天地万物一体等齐，所以第二篇是“齐物论”。能齐物方知养生，才有第三篇的“养生主”。知道养生就不去找死，懂得养生之理，才能间世。所以第四篇就是“人间世”。前四步功夫为修因，后面三步功夫是果报，就是“德充符”，此为第五篇。德充满了就是“大宗师”，应用于世间法就是“应帝王”，此为第六、第七篇。
庄子说：“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一个得道的圣贤之人，对于帝王之术、谋略之学，不过是闲暇余事而已。如果只是求为帝王师，志在谋略学，那是下等中的下等。
《庄子？内篇》是完整的七步修身功夫，与曾子在《大学》中提出的，“内圣外王”的八步功夫，没有区别。庄子七步功夫的关键在“人间世”，“间”字是动词居中央，前可间人，后可间世。庄子告诫我们，处人处事都要“间”，就是要独立、不走偏锋，这就又合于子思的《中庸》思想。要间人间事，就不能硬碰硬，所以给你讲寓言“庖丁解牛”，懂了“以无厚入有间”的道理，就可以在人世间游刃有余了。
与厌世、弃世、愤世嫉俗的“出世主义”相反，庄子主张“间世主义”，他视天地万物之有若无、视功名如粪土、视帝王如蔽履。他热爱自然、珍视生命、不走极端、不感情用事，这种间世思想是充满智慧的人生哲学，是道家思想的最高结晶。后世将庄子的“间世”曲解为“玩世”，一字之差，结果则完全不同。
至于养生之道，最好先读读《庄子》的“天下篇”和“让王篇”。“让王篇”中说：“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这是老庄之道的人生原则。懂了此道的人就知道富贵虽然是舒服的事，但太过了就会缩短寿命，所以处富贵中时要不以养而伤害自己。相反地，在贫贱之间不应以利累形。人在贫贱中就要为生活而奔波，但过分的贪求、过分的劳累，同样地会损害健康而危及生命，也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道理。
以上是《三字经》的第四部分，介绍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的思想，以及读书求学必须遵守的次第。
这一部分内容，以四书、五经为先导，引领我们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整体内容，得以窥斑见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与下面的中国通史纲要一起构成《三字经》全篇的主体。
古人总结求学的最佳途境，就是“听话”二字。“听话”就是遵从古训，就是听老师的话，按部就班的求学，不搞躐等，不好高骛远，踏踏实实地做学问。这种传统的治学方法，正是我们现代人最缺乏的，是治疗浮躁病的良方。
治学一定要按部就班，不能揠苗助长，不能搞想当然。所以先读《孝经》、次读《四书》、再读《六经》，不能逆道而行。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