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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人摆晚饭的时候，谈话以同样的腔调和精神继续进行。这是一场没头没尾、毫无意义、粗野得令人作呕的谈话。
晚餐的内容与午餐相似，以汤菜开始，以点心结束。费朵尔·瓦西里伊奇不住地向客人敬菜，弄得客人难于下咽。
“吃吧，老弟！”他说，“这全是我自己的，不是偷来的！我可不象某些人那样；我买什么都付现钱。自己的鸡没有了，我拿钱去买；鸡蛋没有了，我拿钱去买！所以上头不召我进城去。”
或者说：
“喝酒吧。我自己不喝，可是我总给酒鬼们预备一些好酒放着。买酒，我付现钱。你常常揩包税商的油，白要人家的酒，可是我拿钱买。我是贵族，所以我的行为非常高尚。要是我是衙门的官儿，也许我也会拼命灌酒，到小馆子里去讨吃讨喝。”
一句话，这位不幸的治安官好容易挨到散席。他告辞的时候，斯特隆尼柯夫没有挽留他，赶忙接口说：
“我不送你了。老弟，别以为我会送你！要是你丢了差事，我捐给你一张蓝票子，周济你。再见。”
该睡觉了。费朵尔·瓦西里伊奇艰难地从圈椅里爬起来，歪歪倒倒朝卧室走去。
“村长在外面等着您，”看门人提醒他。
“没时间啦。叫他明天再来。”
我本来还可以列举几件日常生活中的事例，比如迎接宾客、邀宴亲友、举办舞会等等的盛况，但我以为，上面介绍的事迹已经足够显示我的主人公的面目了。村邻们很乐意而且经常来拜访斯特隆尼柯夫，尤其是在冬季里，因为他家的庄园可以说无异象个客栈，谁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吃喝，而且爱住多久就住多久。他们有时是单人独马登门拜访，更多的是结伴而来，因为主人要当着众人的面向客人借钱，还有些不好意思。人来客往，弄得公馆里上上下下忙乱不堪。但是这种忙乱似乎成了游手好闲的生活所必不可少的要素，因此，使人感到烦恼的，不是这种无法形容的紊乱，反而是秩序和宁静。
费朵尔·瓦西里伊奇自己很少出去作客，说实在的，谁也不大希望他去拜访。第一，接待这样一位任性的人物，得花费许多钱，这不是每个人开销得起的；第二，他一来，开口闭口，粗话连篇。不说粗话就开口借钱，这就看你的运气了！
时光一年年过去，斯特隆尼柯夫三年一任，一连做了许多届贵族长，仿佛这个街头在他身上生了根似的。有一届居然出现了一个竞争的对手，俄籍法国人加洛庞，一个拥有相当多代役租领地（也是他的妻子的产业）的地主，他想把这个贵族长职务的重担挑到自己肩上，使我们这个地方“气象一新”。可是这位“细挑个子面筋肉强壮的法国佬”没有获得成功，反而花了许多冤枉钱。在选举前两个月光景，他来到县城里（他在领地上没有庄园），租下一幢大宅子，在里面铺了地毯，大办酒席，宴请贵族老爷们。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们经常在他家里大吃大喝，但是到了选举的时候，这些选民上省城去，象往常一样，仍然把白球放在费朵尔·瓦西里伊奇的盘子上①。斯特隆尼柯夫为此感动得热泪盈眶，涎糊糊地吻遍了所有的选民。加洛庞两手空空地回家去了。
①一种投票方式。
可是没想到，一八四八年出现了一种刚刚冒头的运动，它预告斯特隆尼柯夫，他们这些天之骄子的无忧无愁的生涯快要结束了。省里新来了个省长，一上任便发出了威吓人的声音。地主格利葛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彼尔洪诺夫受到训诫，令他安分点儿，因为据报他“很不老实”。后来，贵族长接到一封“绝密”的公文，责令他呈报县民的思想动态，公文里破天荒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者”这个新名词。
“你告诉我，什么叫‘射灰主义者’？”费朵尔·瓦西里伊奇苦恼地问西涅古波夫。
“不知道，大人。‘射灰主义者’大概就是闹‘射灰活动’的人吧，”伊凡·福米奇回答。
过了不久，传来了一个可以用来解释这个新名词的传说：彼得堡破获了一个秘密团体①，它的成员是一些不怀好意的青年人，他们不打牌，不跑酒馆，不逛舞场，光是读小册子，在自己人中间谈论时事。斯特隆尼柯夫很不放心，亲自去找彼尔洪诺夫；正如上面所说，他曾被怀疑为自由党。
①影射一八四八年彼得拉谢夫斯基所组织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政治小组。谢德林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一八四九年，大多数小组成员被捕，有些人被判处死刑，后改为终身服劳役。
“行行好，扔掉这个吧！”斯特隆尼柯夫劝导这个自由党说。
“什么‘这个’？”
“别看小册子吧！”
“我根本没有小册子。要买没钱买，要借没处借。”
“唔，那就别跟别人谈话吧！”
“难道谈话也不准？”
“就是不准。嗨，我一直当你是个聪明人，没料到你脑子里是一盆浆。告诉你不准，就是不准嘛。”
当大家知道，危险虽然不小，但由于政府当局防范有方，已经将多头蛇扼死在娘胎里的时候，这场惊恐也就好歹平息下来。这时斯特隆尼柯夫已经重又堕入忘乎所以的状态中，可是土耳其人忽然闹腾开了，紧接着出现了英法联军，西诺普大会战；接着是阿里玛河会战，塞巴斯托波尔之战①……
①这里所说的是“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中的几次重要战役。
一批接一批地征集新兵；一片号召加入民团的呼声；贵族长们不断接到必须激发民气，特别是激发贵族同仇敌汽的文件；地主们大肆活动，包税商们捐献酒税……每一县几乎要负担整整一军人的被服和粮袜。
我不想说斯特隆尼柯夫从所有这些军需供应中捞到哪些好处，但是有一件西涅古波夫也积极参预、而且被视为首要分子的最无耻的盗窃案，却是当着他的面干的。盗窃犯们猖獗得就差没当面管他叫笨蛋了（用现在的说法该是失职吧）。其实，他自己也常常察觉到周围发生的事太不象话。
“一团糟！我该辞职不干啦！”他垂头丧气地说。
但不用说，他并没有辞职，再说，我们县里的地主们也不会让他引退，虽然加洛庞为了办理民团的事宜，又到我们这里来了。
然而，人世间万事都有个结束之时；惊惶不安的时期也接近尾声了。一八五六年，费朵尔·瓦西里伊奇上莫斯科去了一趟。那里盛传即将进行改革的消息，他当然不相信这些消息。这以后，他在斯洛乌申斯科耶安安静静地呆了一年，将息身子，供村邻们吃吃喝喝，严密地监视着众人，不许任何人哪怕是稍稍提一提“这事儿”。忽然，传来了一个可靠的消息：“它”已经决定，而且已经签署了。
第一个向他报告这个消息的是自由党彼尔洪诺夫。
“您听说了吗？”他几乎是踮着脚尖走进他的工作室，俏声悄气地说。
“干吗要听！那么多的蠢话，哪里听得完！”斯特隆尼柯夫把握十足地断然说。
“给他们①自由了。”
①指农奴
“你知不知道，凭你这句话，我就可以把你送警察局，写张条子，叫局长好好教训你一顿！”费朵尔·瓦西里伊奇用威胁的口吻说，仍然没有失去自制力。
“我不怕……你尽管造吧！两个钟头以前，我亲眼在《新闻》上看到了这条消息①。”
①俄国封建农奴制的危机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达于最高点，阶级矛盾急剧增长，引起了农民运动的高潮。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迫于形势，为了缓和阶级斗争，于一八五六年三月对贵族代表谈到，与其等农民自下而上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来“解放”农民。一八五七年十一月，亚历山大二世签署诏书，饬令西部立陶宛等三省分别成立贵族代表委员会，着手起草“关于整顿与改善地主农民生活”的改革方案。诏书规定在起草改革方案时，须遵循内务大臣的奏折所包含的共同原则：在农民赎买自己家园的条件下，给予农民以人身自由，而且在估价家园时，还须补贴地主因失掉其对农民人身支配权而受的“损失”；农田则仍是地主的财产，农民在交纳代役租或劳役租条件下，保留其使用权。这道诏书曾在同年十二月的《莫斯科新闻》上刊登。尽管诏书规定的内容并没有触动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仍然引起了贵族地主阶级的惊慌。
“胡扯淡。你不可能看到，因为根本没有这事儿。没有的事，《新闻》上也不会有。”
“人家告诉你……。
“没这事儿……也不可能有这事儿，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我当你是个聪明人，现在我才看出来，你脑子里是一盆浆。不可能有这事儿，因为这是违反天意的。”
“人家告诉你，报上登了。”
“它登它的，我不相信。难道报上登了，大家就该相信吗？自古以来就有奴隶，将来也永远有奴隶。这都是那些法国的无聊文人凭空想出来的：彼尔麦捷一笨猪儿达科曼伍波尔捷伍①，他们这是胡思乱想。这些秃尾巴狗，到处乱跑，还吃田鸡。可是我们的国家，是真正的强国。老弟，在我们这里，说这种话，是马上要坐牢的。”
①发音不准确的法语：Permettez，bonjour……meut vons portez…vo…us．意为：对不起，您好，您的近况怎样？
可是还没过一刻钟，彼得·瓦西里伊奇·库贾平来了。他也是踮着脚尖走进工作室，仿佛害怕不该听见他的脚步声的人听见了似的。
“自由……给他们自由啦！”他屏息着呼吸说。
“你们都疯了吗？”斯特隆尼柯夫吆喝着，向库贾平冲过去，逼使后者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