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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宋建立之初，宋高宗执行投降路线，其向金兵摇尾乞怜，丑态毕现。当时的金朝，处于一种具有军事爆发力的社会发展阶段，内部凝聚力很强，同时也表现出野蛮的掠夺性。而宋朝的情况是，最高统治者非常腐朽，不仅强大的军队缺乏战斗力，而且不敢正视也无力解决国内的社会矛盾。北宋末年已经爆发和正在酝酿的农民武装，在大敌当前的时候，都纷纷投入到抗金斗争，出兵勤王。包括在洞庭湖起兵的钟相，也派其子领兵救开封。但北宋政府无力处理好勤王义兵的问题，待金兵一退，就令其撤散。北宋灭亡后，农民武装的斗争矛头都指向金兵，但南宋统治者表现出对民众的畏惧和仇视，随时准备投靠金朝，而于缓和国内矛盾则毫无实际办法。后来宋高宗还为自己的这种投降政策进行辩解，绍兴十二年三月辛亥，宋高宗对大臣说：“朕兼爱南北之民，屈己讲和，非怯于用兵也。若敌国交恶，天下受弊，朕实念之。今通好休兵，其利博矣。士大夫狃于偏见，以讲和为弱，以用兵为强，非通论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4）。
与南宋统治者投降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方民众展开了奋勇顽强的抗金斗争，给金兵以极大的牵制。1129 年到1130年间，金兵在江南还遭到来自民兵和一些南宋将领如张俊、韩世忠、岳飞等领导的阻击。此后，金兵再未渡江，其捉获赵构、灭亡南宋的目标没有实现。1130年秋，金兵攻占了关陇大部分地区。宋金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战线稳定在东起淮水西至秦岭一线。
1130年10月，金将俘获北归的秦桧放归南宋。赵构正急于求和又苦于无计，秦桧很快成为他理想的谋求降和的主持者。1139年7月，达成了南宋降金的协议：南宋答应称臣，跪受其诏，金将华北州县还给南宋。当年秋天，金朝发生政变，主张对宋进攻的兀术上台，于1140年分兵南下，再次攻陷开封洛阳等华北重镇。不过，南宋将领刘錡、韩世忠、张俊、岳飞等再次给金兵以严重打击。
抗金的大好形势吓坏了投降派。以赵构为首的投降政权，害怕抗金队伍和民众力量的强大，害怕真的打败了金兵，徽、钦二帝被放归。为了保住其皇位，赵构集团利用有利时机主动求和，强令岳飞班师。绍兴十一年（1141）11月，达成了“绍兴和议”：南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确定淮水至秦岭的大散关一线以北归金国；南宋每年向金国纳岁币银25万两，绢25万匹。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公元1142年1月28日），岳飞父子屈死在风波亭。
1142年以后，金朝基本没有力量南攻，双方在和议的格局中，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局面。尽管后来南宋还有过北伐之举，但基本没有取得成效，反而多次陷入被动，以增加岁币而告终。最终金国被蒙古所灭，而后南宋也面临着蒙古的威胁。
两宋时期由于在对北方民族政权的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动局面，国家财政状况也一直不好，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是“积贫积弱”。积贫积弱在某种意义上是事实，但并不等于宋朝的社会经济出现了大衰退，宋朝的综合国力一蹶不振。
积贫是指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是与“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问题结合在一起的。其中最关键的是宋朝的募兵制。宋朝国家为了控制社会秩序，将各地“失职犷悍之徒”都收编在军队之中，国家把他们养起来，成为与“民”分离的职业雇佣军。北宋建国之后90年间，中央禁军和地方厢军的数量都急剧上升，到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禁军达82万余，厢军达43万余，合计达126万。当时就有许多人看到了北宋政府“费莫大于养兵”的弊病，据估算，养兵之费占到北宋全部财政收入的十分之八或六分之五。此外，对辽输纳岁币和对西夏的所谓“岁赐”，也构成了北宋政府的一个重要经济负担。
在国家财政开支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赋税收入却呈下降趋势。主要是由于土地兼并的发展造成的。土地集中到地主手里后，按照宋朝的赋税制度，赋税本应由地主承担。但是，地主（尤其是大地主）总是千方百计逃避赋税，把应纳税的土地隐瞒起来，使国家掌握的税田面积不断减少。据统计，1021年，有税田面积524万顷，1050年为278万顷，30年间减少了将近一半。地主逃避赋税，势必有一些要转嫁到农民身上。阶级矛盾的激化与此有关。
就北宋的积弱而言，主要表现在对辽和西夏的软弱，对付国内的农民起义也显得很无能。就在庆历年间，爆发了许多规模不大的农民起义，都是突然之间起来了，使得北宋政府束手无策。北宋末年，宋江领导的梁山泊起义，最初是“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兵数万，无敌抗者”。招募的禁军战斗力很差，被称为“惰兵”。欧阳修在《原弊》中指出，“今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
对于军队战斗力低下的问题，北宋统治者有自己的一套理解。军队中养了许多老弱病残之人，终身仰食于官。如果国家不养起来，他们将失去生活的保障，甚至铤而走险。所以，养起来是变动乱力量为镇压力量，而且符合祖宗以仁义开国的家法。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持新政，处于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计划罢黜一些无能的转运使，但遭到富弼的反对。他认为，这样做，会使被罢黜的人一家泣哭，于心不忍。
积贫积弱是政府效能的问题，与那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无关。宋朝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唐朝的水平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北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户部统计全国户数为2088余万，口4673余万。学者大多认为，此处口数仅指男丁，实际人口当超出一亿，超过了唐朝最盛时的人口总数，国土面积却不及唐朝盛时。南宋尽管只有半壁江山，但户数最多时达到1267万，实际口数应超过6千万，加上金朝最高的人口数字4581万，总数与北宋相当。在传统农业社会里，人口数是衡量经济总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宋朝是中国经济重心南移过程的完成时期，关键在于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宋朝国土小于唐代，但耕地面积却有所增加，原因在于宋代的开垦程度提高，出现了圩田、湖田和梯田等。宋朝时期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比唐朝高出许多，育秧移植和轮作复种制更加普及。手工业和城市商业、对外贸易都比唐朝有了更大发展。北宋的铸币量最多时高出盛唐十余倍，但仍不能满足商业发展需要。宋朝的城市繁华程度大大超过唐朝，汴京和临安盛时人口都超过百万。
总之，宋朝在经济实力的各个参数上都明显高于唐代。而科技水平，无疑宋朝要比唐代进步许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都有了极大的改进，技术发明也要多一些。经济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是决定综合国力的两个基本因素，宋朝的综合国力要比唐代高。正如已故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所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但是宋朝在世界和周边民族中的政治地位不及唐朝，在立国方针和各种制度建设上，都使其无法表现出博大恢弘的气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始终难以摆脱积贫积弱的形象。积贫积弱也是相对的，不能说宋朝丝毫不具备与外族政权相抗衡的国力。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当南宋时期蒙古兴起的过程中，蒙古铁骑踏遍欧亚大陆，几乎没有可以抵御的力量。但是，蒙古军队在南宋遭到了最严重的抵抗。从蒙古与南宋交锋，直到南宋的灭亡，坚持了将近半个世纪。这在蒙古的征服史上是从来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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