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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傻了。”父亲说。“你逼我给他们打电话吗？我宁死也不让你去。”
阿弗纳几乎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他料到父亲会说这句话。那就这样吧。
“如果你给他们打电话，”他对父亲说。“我今后永远也不跟你说话了。让我来处理吧。”
“你要说不。”
“我当然会说不。”阿弗纳说。“我只想给你看看。就这样。”
“这不是开玩笑。”他父亲说。“你也许认为这是一个玩笑，但它不是，看着我。”
阿弗纳看着他父亲。“好了，爸爸。”他把手臂放在老人的肩膀上。“别担心，他们也许会对你这样。但我告诉你，他们绝不会对我这样。”
阿弗纳永远记得那次谈话，每个细节都记得。当时的酷热、躺椅、父亲脸上的表情以及向橙汁俯冲而来的苍蝇。他也记得后来开着“雪铁龙”去接肖莎娜，然后接吻、手牵手去看电影的情景，但他什么也没跟她说。他还记得第二天星期一早上十点整，他去弗雷希曼和笛宗高夫街拐角处的咖啡馆的情景。
莫舍·约哈南个头不高，大约五十岁，身穿一件白色的T恤。他正在看报。他一看见阿弗纳就高高兴兴地示意他坐。他们使劲握了握手，阿弗纳要了两勺柠檬香草冰淇淋。
莫舍·约哈南直奔主题。“听着，”他说。“我能告诉你什么呢？我甚至都不知道你是否合适——我们得查一查。如果你合适，你的国家就需要你。”
第二章 安德雷斯
如果阿弗纳的姑妈的朋友能在以色列航空公司随便给他找个活干的话，他绝不会按响二楼五号公寓的门铃。五号公寓在波罗晓夫大街上的一栋无任何特征的大楼里。他会对莫舍·约哈南说：“算了吧，我回家了。无论是干什么，听起来跟部队太相像了。”
开门的那个女孩即使没穿制服，看起来也像部队的。她干净利落、本分踏实、不苟言笑的作风太像了。她递给阿弗纳一沓纸，让他在一张木桌上填好。房间里除了一两把木椅之外，没有其他的家具。
她在一扇无任何标记的门后消失了，阿弗纳目不转睛地盯着问卷上打印出来的长长的问题。第三十六个问题是：“你在苏联有活着的亲戚吗？”现在站起来离开当然还不晚。并不是这一长串问题，尽管有些问题太私密了，跟他喜欢自由的本能不一致，让他感到不愉快——有些问题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而是因为麻烦。特别是将来可能存在的麻烦。什么表格，什么勤务簿，什么命令和作息时间表，还有什么指挥部，在未接到进一步通知之前，取消一切假期。还有什么六点之前回来报到。难道过去四年里还没受够吗？
阿弗纳不喜欢军队绝不是因为一些平常的原因。比如说，他并不介意背着五十磅的装备在夜里行军，横跨几乎整个以色列。如果跟他一起角逐突击队员徽章的候选人有一半晕倒了必须叫医院派车来拖的话，那就更好了。因为阿弗纳没有晕倒过，即使他的个头不是最大的，身体也不是最壮的。他能一直站着，而且潜水是第一，虽然他到了部队才开始学游泳。他最终成了突击队员。一百人中选拔十五个，他是其中之一。在以色列军队中，他戴着第二枚最杰出人物徽章，仅次于战斗机飞行员。
他也不讨厌“六日战争”期间在真正的战场上背着磁性水雷悄无声息地潜入水下。他当然害怕。只有傻瓜才不害怕，而傻瓜是不能担任突击队员的。
阿弗纳不喜欢的是凑合着洗澡，这样你永远也洗不干净。不管怎么凑合他都不喜欢。还有吃的东西——每个星期六承蒙犹太传教士惠允的食物，冰冷的，他不喜欢吃。他不喜欢官僚作风。天底下的一切规章制度都与安全或作战效能无关。假期没有任何理由就取消了——取消的理由，至少阿弗纳看不出来。任务的分派并不是基于这个部队最擅长什么，而是基于利益、奖赏或惩罚。
他讨厌搭过路车回家，他想在十二个小时里跑一个来回。浪费宝贵的时间站在高速公路边等别人捎上你，也许这就是士兵的命运，甚至是英雄的命运，世界上哪都一样。阿弗纳不想争论，只想不要成为其中一员，至少不要永远是其中一员。他可以随时为国捐躯，但搭便车，决不。
阿弗纳填表时之所以犹豫不决还有一个原因。尽管他在花园里对父亲说过——“他们也许会对你这样。但我告诉你，他们绝不会对我这样。”——只不过是口头上的东西而已，虚张声势的成分较多，心里并不是真的这么认为。阿弗纳不知道“他们”会对他做什么。实际上他也不知道他们对他父亲做过什么。
他父亲一辈子沉默寡言，他和他后来的妻子回到以色列以后，从来未对阿弗纳做过任何解释。就像他跟阿弗纳开玩笑时说的那样，虽然又娶了一个妻子，但他并没犯重婚罪，因为过去娶他母亲的那个人跟在国外娶威尔玛的那个人并非同一个人。其中一位的存在是不合法的。是的，他是因为给以色列当间谍坐过牢。至少，指控是这样。事实真相？呃，你以为呢？
阿弗纳的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关系，表面上仍然是友好的。他父亲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回到雷霍沃特的那栋旧房子里来，跟母亲在厨房里说好几个小时的话。阿弗纳有一次对他母亲说：“你这些天看见他的时候比你们过去住在一起的时候都多。”她只是耸耸肩。
“你以为你的感觉是最重要的吗？”她回答道。“我告诉你，不是。”
阿弗纳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对于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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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三次爱，和她长时间散步，带她去餐馆，看电影。和葛拉一起玩，教查理去门边把报纸拿来。
阿弗纳在纽约待了大约三个星期之后，肖莎娜问了一个问题。“你这次走后，”她问道，“要多久才能回来？”
“我没有说要走。”阿弗纳回答道。
“是没有，但是你会走的。”肖莎娜语气平静地说。“你每天都有可能告诉我你要走。我想知道的是，你要很久才能回来吗？”
“你已经知道了，”阿弗纳说。“也许这次只离开一两个星期。我回来之后，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去旅行，租一辆车，一直开——我不知道，一直横穿美国。你喜欢这样吗？”
肖莎娜大笑起来。“我们从哪里去弄那么多钱？”她问道。
“我以前没告诉你，”阿弗纳说。“我们现在有一点钱了。有一点奖金。别担心，去旅行一趟还是没问题的。”
“真的吗？”肖莎娜问道。“你说话算数？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度过假。”
“我保证，”阿弗纳说，“你等着瞧。我们去度一次假——就你、葛拉和我。当然还有查理。”
这次谈话之后又过了几天，阿弗纳接到了纽约一个“穆萨德”特工的电话。“呃，呃，”那个人听出是阿弗纳的声音之后，说。“我猜想大家都在找你，而你却坐在那里，无忧无虑似的。”
“我还有什么应该操心吗？”阿弗纳问道。
“我怎么知道？”那个人回答道。“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我所知道的是，有人在等着你回家。既然我把你找到了，我就告诉他们你明天早上坐第一班飞机回去。他们会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的。”
“你想怎么告诉他们就怎么告诉他们吧。”阿弗纳说完就把电话放下了。
第二天，他提着一个小行李箱，到了肯尼迪机场。虽然他仍然觉得很累，但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把过去两年半以来发生的事情，按照时间顺序完完整整地讲一遍。拖着没有任何意义。迟早得汇报，这是例行公事。使他真正担心的是一些别的事情。
汇报是作出决定的前奏。他必须作出决定，再也不能拖了。
两个小时以后，他踏上了洛德机场的跑道。地中海上的一轮红日正在西沉，很快就滑进海里去了。厚重的空气让阿弗纳觉得非常压抑，仿佛湿润的棉花。这种感觉是那么熟悉，他差点笑了起来。就像他小时候从法兰克福回到以色列一样。
伊弗里姆正在玻璃等候室里等他，跟他—起的还有两个人，阿弗纳不认识。“好，好，”伊弗里姆用手臂揽住他，说。“真的很高兴见到你。瞧，小伙子们，这就是阿弗纳。我无法告诉你，我们是多么为你自豪。”
“欢迎，欢迎回家。”
5月的那个星期里，阿弗纳成了英雄。
他在一套秘密公寓里汇报了三天，虽然很紧张，但气氛很好。伊弗里姆在房里踱来踱去，时而把双臂抱在胸前，时而放下来，懒散的四肢就像一个超大号的线控木偶那样难以控制。另外两个以色列人一副恭敬，甚至顺从的样子。这两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据说从来没有恭顺过。让阿弗纳感到吃惊的是，这次任务被看作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此时的气氛跟贝鲁特突袭之前伊弗里姆与阿弗纳和卡尔在日内瓦见面时完全不同，跟一年半以前，也就是“赎罪日之战”战争以后他们在以色列的那次见面也不同。那个时候，伊弗里姆仿佛一个驯狮师似的，坐在他前面，一边说话，一边啪啪地挥舞着鞭子。而现在，一切都很好。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阿弗纳认为，这次任务的实际成就在开始的时候，也就是1973年之前的那段时间。正是那个时候他们值得嘉奖，如果要嘉奖他们的话。也正是那个时候，他期望从伊弗里姆那里得到一句“干得好”的评价，而不是埋怨他们时间花得太长，钱花得太多，更不是他们回去参战后对他们所有的人严厉训斥。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突击队开始走下坡路，损失连连，险情不断，灾祸接踵而至。首先是卡尔，其次是罗伯特，最后是汉斯。还有瑞士的三个巴勒斯坦走卒，西班牙的一个走卒。然而现在，伊弗里姆却赞扬他们干得出色。．
阿弗纳不明白。也许大家都感到宽慰，任务终于结束了。也许他们还期待着更糟糕的事情，另一个利勒哈默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