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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再也没有人说话。那个有些年纪的意大利人驾驶着货车，中速行驶着。他像其他意大利人一样，不知道在给谁开车，为什么开车。在货车的后面，有一些园艺工具在丁当作响。在仪表盘上有一张小小的圣母马利亚雕像。阿弗纳、斯蒂夫和罗伯特跳进货车时，他连看都没有看他们一眼。
大约二十分钟之后，货车开进了罗马南部一个像是石匠的院子里。货车停下来时阿弗纳又感到紧张了。他和罗伯特在绿色“菲亚特”上就把新弹夹装上去了。汉斯和斯蒂夫也武装起来了。他们这时是这次任务中最易受到攻击的时候。命运完全掌握在那些人手里。除了知道那些人不是自己的同胞之外，其他的他们都一无所知。
货车放下他们之后就开走了，他们站在一片松软的沙地上，前面是一些低矮的棚子，里面全是还未完工的墓碑。不远处是一片开阔地，两部小型“菲亚特”停在那里，互成直角。第二辆车里的司机正在抽烟。黑暗中阿弗纳能看见他香烟上的红光。
他们向那两部汽车走去时，本能地呈扇形散开。阿弗纳走得很慢，大约离汉斯十英尺的距离。此时在他大脑里一闪而过的是，“零风险”的概念真的是一个拙劣的笑话。这个概念当然也适合此时此刻的他们。
另一方面，他们的第一个活已经大功告成。
小小的“菲亚特”发动起来。斯蒂夫和罗伯特已经上了第一辆。第二辆车上的司机掐灭烟头，给阿弗纳和汉斯打开车门。无论要发生什么，都不会在这里，或者在这个时候。
出城之后，两部车子向南面那不勒斯的方向开去。阿弗纳看见他们没有走高速干线——索尔高速公路——而是走了一条较小较不重要的公路。他看了一眼路标。他们在一百四十八号公路上，正向拉提那小镇开去。
无论是汉斯还是阿弗纳都没有说话。阿弗纳在忙着从后视镜里看后面的灯光，确信另一辆“菲亚特”跟在后面。后来，汉斯打破了沉默。
“呃——这是第一个，”他用希伯来语说。“你们想知道花了多少钱吗？”
阿弗纳突然觉得，汉斯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像一支铅笔。
“大约，”汉斯说。“三十五万。”
第六章“集团”
拉提那郊外静悄悄的农舍是一个可以坐下来沉思几天的好地方。10月末的天空几乎没有一丝云彩。走在后院里矮矮的杏树之间，阿弗纳闻到了大海的味道。如果他多走几步的话，还可以看到大海。但为了安全，还是不要离开屋子。拉提那不是罗马。在小地方，陌生人也许会招来令人讨厌的关注。
汉斯在车上提到的那个数字他并不感到吃惊。事实证明，杀人是一桩昂贵的生意。阿弗纳试图记住这些钱去了哪里。这是一种将注意力集中到过去三周以来的活动上的练习。
第一个五万很容易想起来，给了安德雷斯。很大的一笔钱，没有交换到什么实质的东西。
在日内瓦的最初几天里，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没有想过怎样开始执行这项任务。伊弗里姆说他们完全是独立的，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他们都同意他们应该独立，自己给自己确定任务，而不是靠特拉维夫的一些人拍脑袋，让他们白费劲。他们不应该被繁文缛节所累，被互相矛盾的指令所累。理论上，这很不错。
在实践中，在最初的两天里，他们在日内瓦的一家咖啡馆里阴沉地一连坐了好几个小时，一边往有坚硬外壳的瑞士卷饼上涂黄油，一边看着雨水从人字形的屋顶上快速落下来。对阿弗纳来说，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他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而其他人却在等着他发话，因为他是领导。
最后，他从那份目标名单人手。实际上，伊弗里姆的那十一个恶人头子他们到底了解多少呢？这份名单是“穆萨德”按照从重要到不太重要的次序排列的。所以当阿弗纳和卡尔发现瓦地·哈达德博士在名单上处于最不重要的位置时，阿弗纳和卡尔都感到惊讶。他是最为声名狼藉的。当然，他们也不会按照名单上的顺序去寻找目标。浪费几个月时间去追寻一个恐怖分子而错过鼻子底下的三四个，这样做没有意义。
名单也可以按照另外一种方法来分类。一号、二号、六号、七号、八号、十号和十一号，用阿弗纳和他的同伴们更喜欢使用的准军事化的说法，就是“硬”目标。萨拉米、阿布·达乌德、纳塞尔、阿德宛、纳杰尔、阿尔一契尔和哈达德博士是公开的，承认自己是武装革命的领导人和组织者，他们的所作所为众所周知——只是不知道他们目前的下落。他们即使微服旅行也随身带着武器，受到贴身保镖的保护。他们处处小心，避免被查出来或者落入别人的圈套。他们不仅要提防以色列敌人，而且还要提防“武装斗争”中不同派系的革命者。他们非常警惕，随时改变行程。有些人如果在同一间房里过两夜就绝对睡不看觉。
三号、四号、五号和九号是软目标。像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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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
信的内容只有五行，是用一台老式希伯来语打字机打出来的，这台打字机似乎在回避“M”这个字母，总是把它打成了“E”。信中问阿弗纳对一个活有没有兴趣。“你也许想跟我见一面，那就在特拉维夫的弗雷希曼街和笛宗高夫街的拐角处吧。”信中写了见面的时间和咖啡馆的名字，还留了一个电话号码。万一他对这个活不感兴趣，或者这个时间不方便，他可以给他打电话。落款是“您诚挚的莫舍·约哈南”，一个对他来说毫无意义的名字。
这是1969年5月初。这年阿弗纳二十二岁，身体健康。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刚刚从精锐部队服役归来。他跟其他人一样，参加过“六日战争”，在预备队中任上尉——在特种部队里服役过的人都是上尉。
“好极了。”他一边上楼洗澡，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这两样东西——在大中午洗澡，用英语说“好极了99——代表了阿弗纳的本质。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两样更接近他的本质了。部队里有几个人会用一只橘黄色板条箱、几根绳子和一只破水桶做一个移动的澡堂？又有几个人会在其他人的狂笑声中把它用带子捆在坦克上，在沙漠里演习时随时带在身旁？除了澡堂之外，还有一只板条箱，中间切开一个方方正正的洞，这就是内盖夫沙漠上的一个自制的临时厕所。对阿弗纳来说，他不愿意像个猴子一样，蜷缩在沙漠里，让屎壳郎在背上爬来爬去。
并不是这种整洁有什么了不起，而是他碰巧是个爱整洁的人，他并不以此为耻。如果在整个以色列军队中，他是惟一一位在复员时把餐具像四年前发给他的时候那样一尘不染地交回去的，那又怎么样？
毫无疑问，这有点夸张。但即使是夸张，也代表了阿弗纳的本质。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截止到现在为止，阿弗纳还没去过美国。但他的母亲总是说他小时候开口说的第一个字——那是1947年，以色列建国的前一年——不是“妈妈”或者“爸爸”，而是“美国”。这或许有些杜撰的性质，但听起来合情合理，当然听起来也像“阿弗纳”的发音，“阿弗纳”的发音跟“美国”这个词的发音相似。他长大以后，沿着雷霍沃特空旷干裂的大街，赶着看下午场的电影时，美国就成了他全部的精神生活，成为他的梦想。什么拉娜．特纳，什么约翰·韦恩，什么丽塔·黑沃斯，都是他梦想中的人物。
正是从这些电影中，阿弗纳学会了第一批英语单词——或者更确切地说，美语——像许多以色列人一样，这是一种他自己的语言，他怀着极大的热情一直使用的语言，尽管并不十分精确。电影中的美语跟学校里学的英语不一样，是你可以品尝和触摸的东西。你可以将它变成你自己的东西，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人。好了，先生，这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
阿弗纳现在再也不可能过多地考虑这些事情了，一个年轻人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时，谁会浪费时间去操心孩提时代的梦想呢？现在他离开了部队。当时他们请他留下来，求他留下来，哄他留下来。但是他不留。四年已经够了。但是，现在呢？是要这个活还是要玛丽·肖莎娜还是去上大学？
阿弗纳洗完澡出来，身上凉爽干净，皮肤黝黑，他朝镜子里瞥了一眼，然后用毛巾把自己裹起来。他长得像他父亲——虽然并不是一模一样。父亲的块头比他的大，头发颜色也比他的深，尽管父亲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而且使他变得难以置信的衰老。现在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肌肉也变成了脂肪，他的精神——唉，也时好时坏。父亲一定与浴室凳子上的那个棕色信封有关，虽然不是直接关系。阿弗纳相信这一点，父亲绝不会跟他们谈这个的。相反，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会阻止他们。“我的儿子，”他会对他们说，“不能重蹈我的覆辙。”
然而，阿弗纳甚至不会把那封信的事告诉他。他自己会对他们说不的，正如一两个月前他不得不对阿曼的那些人说不一样。“如果你不愿意在部队里做一名现役军人，那好吧。”他们对他说，“那军情局怎么样？”“不去。不去，谢谢。”
他会对莫舍或者棕色信封里的任何人说不。不过，他会去见那个人。星期一总是要去特拉维夫的，因为要接肖莎娜。为什么不去见见他们，听听他们怎么说？听一听也不会有什么坏处。
两个月来，阿弗纳一直在向以色列航空公司求职。所有的人都说进不去。但是他通过他的一个姑妈把资料给了一个人。这个人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在航空公司总部工作。当然，做飞行员是没指望的。他的各项科学测验都没有通过。而且，飞行员都是空军。但是，为以色列航空公司干活也是在为一家航空公司干活。即使做一名乘务员或者在办公室工作也行。也许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