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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您没上楼去设法劝慰一下那可怜的老人吗？”教士问道。
“啊，先生，”卡德鲁斯答道，“那些不听劝慰的人，我们是无法劝慰他们的，他就是那种人，而且，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他好象不大高兴看见我。可是，有一天夜里，我听到他在那儿哭泣，我再也忍不住了想上去看看他，但当我走到他门口的时候，他不哭了，在那儿祈祷了。先生，我现在无法向您复述他说的那些催人泪下的祈求的话。那简直不是虔诚或悲哀这几个字。我，我不是假虔诚的教徒，我也不喜欢那些伪教徒，我当时对自己说：‘幸亏只是孤身一个人，幸亏善良的上帝没给我儿女，假如我做了父亲，假如我也象这位可怜的老人那样遭遇到了这种伤心的事，我的记忆里或我的心里可找不到他对上帝所说的那些话，我所能做的是立刻跳进海里来逃避我的悲哀。’”
“可怜的父亲！”教士轻声地说。
“他一天天地独自生活着，愈来愈孤独。莫雷尔先生和美塞苔丝常来看他，但他的门总是关着的，虽然我确信他的确在家，但他就是不开门。有一天，他一反常态，竟让美塞苔丝进去了，那可怜的姑娘顾不上她自己的悲伤，竭力劝慰他。他对她说：‘相信我的话吧，我亲爱的女儿，他已经死了，现在不是我们在等他，而是他在等我们。我很快乐，因为我年纪最老，当然可以最先见到他。’再善良的人，也不会老去看那些让人见了就伤心的人。所以老唐太斯最后只剩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不过我时常看到有陌生人到他那儿去，下来的时候，总是遮遮掩掩地挟着一包东西。我能猜到这些包里是什么。他是在一点点地卖掉他所有的东西，以便弄些钱来买吃的东西。最后那可怜的老头终于山穷水尽了。他欠下了三个季度的房租，房东威胁要赶他出去。他便恳求再宽限一个星期，房东同意了。我知道这件事，因为房东离开他的房间以后就到我的房间里来了。
最初的三天，我听到他还是照常地来回踱步，到了第四天，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于是我决心不顾一切地到他那儿去。
门是紧闭着的，我从钥匙孔里望进去，看到他脸色苍白憔悴似乎已病得很重了。我就去告诉了莫雷尔先生，然后又跑到了美塞苔丝那儿。他们两个人立刻就来了，莫雷尔先生还带来了一个医生，医生说是肠胃炎，要他适当地禁食。当时我也在场，我永远忘不了老人在听到这个禁食的时候脸上露出的那个微笑。从那时起，他把门打开了。他这时已有借口可以不再多吃东西，因为是医生嘱咐要他这么做的。”
教士发出了一声呻吟。
“这个故事您很感兴趣，是吗，先生？”卡德鲁斯问道。
“是的，”教士答道，“非常动人。”
“美塞苔丝又来了一次，她发觉他已大大地变样了，因此就比以前更急切地希望能把他带到她自己住的地方去。莫雷尔先生也是这个想法，他很想不顾老人的反对，硬送他去，但老人就是不肯，并且嚎啕大哭起来，于是他们便不敢再坚持了。美塞苔丝就留在他的床边，莫雷尔先生只好走了，走的时候，向她示意他已把钱袋留在了壁炉架上。但老人借口遵从医生的吩咐，不肯吃任何东西。终于绝望和绝食了九天以后，死了，临死的时候他诅咒着那些使他陷于这种悲惨境地的人，并对美塞苔丝说，‘如果你能再看到我的爱德蒙，告诉他我临死还在为他祝福。’”
教士离开椅子，站起来在房间里转了两圈，用颤抖的手紧压着他那干焦的喉咙。“您相信他是死于——”
“饥饿，先生，是饿死的，”卡德鲁斯说。“这一点我敢肯定，就象肯定我们两个人是基督徒一样。”
教士用一只发抖的手拿起了他身边一只半满的水杯，一口喝了下去，然后又回到了他的座位上，眼睛发红，脸色苍白，“这事实在太可怕了。”他用一种嘶哑的声音说。
“更可怕的是，先生，这是人为而并非天意。”
“把那些人告诉我，”教士说道，“要知道，”他用一种近乎威胁的口气继续说，“您曾答应过把一切事情都告诉我的。那么告诉我，用绝望杀死了儿子，用饥饿杀死了父亲的这些人究竟是谁？”
“嫉妒他的两个人，先生，一个是为了爱，另外一个是由于野心，是弗尔南多和腾格拉尔。”
“告诉我，这种嫉妒心是怎样表现出来的？”
“他们去告密，说爱德蒙是一个拿破仑党分子。”
“两人之中是哪一个去告密的？真正有罪的是哪一个？”
“两者都是，先生，一个写信，另一个去投入邮筒。”
“那封信是在哪儿写的？”
“在瑞瑟夫酒家，就在吃喜酒的前一天。”
“果然如此，果然如此，”教士轻声自语道。“噢，法利亚，法利亚！你对于人和事判断得多么准确呀！”
“您在说什么，先生？”卡德鲁斯问。
“没什么，没什么，”教士答道，“说下去吧。”
“写告密信的是腾格拉尔，他是用左手写的，那样，他的笔迹就不会被认出来了，把它投入邮筒的是弗尔南多。”
“这么说来，”教士突然喊道，“你自己当时也在场了？”
教士意识到自己有点急躁了，就赶快接着说：“谁也没有告诉我，但既然您一切都知道得这样清楚，您一定是个见证人罗。”
“不错，不错！”卡德鲁斯用一种哽咽的声音说，“我是在场。”
“您没办法阻止这种无耻的行为吗？”教士问，“要不，您也是一个同谋犯。”
“先生，”卡德鲁斯答道，“他们灌得我酩酊大醉，以致我的一切知觉几乎都丧失了。我对于周围所发生的事只模模糊糊地知道一些。凡是在那种状态之下的人所能说的话我都说了，但他们再三向我表示，说他们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完全没有恶意。”
“第二天呢，先生，第二天，他们所做的事您一定看得很清楚，可是您却什么也没说，唐太斯被捕的时候您不是也在场吗？”
“是的，先生，我在场，而且很想讲出来，但腾格拉尔拦住了我。’‘假如他真的有罪，’他说，‘真的在厄尔巴岛上过岸，假如他真的负责带了一封信给巴黎的拿破仑党委员会，假如他们真的在他身上搜到了这封信，那么那些帮他说话的人就将被视为是他的同谋，’我很害怕，当时的政治状况充满着隐伏的危险，所以我就闭口不讲了。这是懦怯的行为，我承认，但并不是存心犯罪。”
“我懂了，您是听之任之，事实如此而已。”
“是的，先生，”卡德鲁斯回答道，“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就日夜悔恨。我常常祈求上帝饶恕我，我向您发誓，我这样祈祷还有另一个理由，那就是我相信，我现在这样穷苦就是做了这件事的报应。这是我一生中惟一的一件深感自责的事情。我现在就是在为那一时的自私赎罪，所以每当卡尔贡特娘们抱怨的时候，我总是对她说，‘别说了，娘们！这是上帝的意志。’”卡德鲁斯低垂着头，表示出真心忏悔的样子。
“嘿，先生，”教士说道，“你讲得很坦白，您这样自我遣责是会得到宽恕的。”
“不幸的是，爱德蒙已经死了，他并没有宽恕我。”
“他并不知这回事呀。”教士说道。
“但是他现在知道了，”卡德鲁斯急忙说，“人们说，死人是一切都知道的。”
房间里暂时沉默了一会儿。教士站起身来，神态肃然地踱了一圈，然后又在他的原位上坐了下来。“您曾两次提到一位莫雷尔先生，他是谁？”
“法老号的船主，唐太斯的雇主。”
“他在这个悲剧里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教士问。
“扮演了一位忠厚的长者，既勇敢，又热情。他曾不下二十次去为爱德蒙说情。当皇帝复位之后，他曾写信，请愿，力争，为他出了不少力，以致在王朝第二次复辟的时候，他几乎被人当作了拿破仑党分子而受到迫害。我已经告诉过您，他曾十多次来看望唐太斯的父亲，并提议把他接到他家里去。那天晚上，就是老唐太斯去世前的一两天，我已经说过，他还把他的钱袋留在壁炉架上，多亏了这零钱人们才能替老人偿清了债务，并象样地埋葬了他。所以爱德蒙的父亲死时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样，没有使任何人受害。那只钱袋现在还在我这儿，是一只很大的红色的丝带织成的。”
“哦，”教士问题，“莫雷尔先生还活着吗？”
“活着。”卡德鲁斯回答。
“既然那样，教士回答说，”他应该得到上帝的保佑，该很有钱吗，很快乐罗？”卡德鲁斯苦笑了一下。“是的，很快乐，象我一样。”
“什么，难道莫雷尔先生不快乐吗？”教士大声说道。
“他几乎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不，他几乎已快名誉扫地了。”
“怎么会糟到这种境地呢？”
“是的，”卡德鲁斯继续说道，“是糟到了那种境地。苦干了二十一年，他在观赛商界获得了一个体面的地位，现在他却彻底完了。他在两年之中丧失了五条船，吃了三家大商行破产的倒帐，他现在惟一的希望就是那艘可怜的唐太斯曾指挥过的法老号了，希望那艘船能从印度带着洋红和靛青回来。假若这艘船也象其他那几艘一样沉没了的话。他就完全破产了。”
“这个不幸的人有妻子儿女吗？”教士问道。
“有的，他有一位太太，在这种种的不幸的打击下，她表现得象个圣人一样。他还有一个女儿，快要和她所爱的人结婚了，但那人的家庭现在不许他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