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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描写推断出：明代中叶，北剧衰微，南戏勃兴；“戏剧与杂耍合类”，传奇和杂剧同时有人搬演等重要结论。
上溯其源而下探其流，在对《金瓶梅》的传播影响进行研究时，现代学者主要关注《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阚铎的《〈红楼梦〉抉微》，姚灵犀的《〈金〉〈红〉脞语》和痴云的《〈金瓶梅〉与〈水浒传〉〈红楼梦〉之衍变》，多侧重《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而在两书的价值比较评判中，郑振铎的《长篇小说的进展》，阿丁的《〈金瓶梅〉之意识及技巧》等论文都表现出贬《红》拔《金》的倾向性，其中溢美偏爱之词多可商榷，但在彼时，对于重新认识评价久遭贬抑的《金瓶梅》却很有启发意义。
在第二个时期，《金瓶梅》的源流研究与版本研究一样，表现为内冷外热，海外研究者仍以美国韩南成绩显著，他的《〈金瓶梅〉探源》是以冯沅君的《〈金瓶梅〉中的文学史料》和其他学者的研究为基础的集大成之作。徐朔方在编选的《金瓶梅西方论文集》的《前言》中写道：“它所收罗的材料极为详备，只有集海内外著名图书馆的收藏才能做到。作者甄别资料的审慎客观的态度足以和最好的学者媲美。”韩南对于“探源”的完整理解，乃是包括了作品内容的揭示、创作心理和文本意义的探索等多个层面，较之一般探源研究远为深入。全文共分为八题，即：一、《水浒传》；二、白话短篇小说《刎颈鸳鸯会》、《志诚张主管》等七种和公案小说《港口渔翁》；三、文言短篇小说《如意君传》；四、宋史；五、戏曲；六、清曲；七、说唱文学；八、结论。作者在文中揭示《金瓶梅》所借素材明晰可考的有小说话本十种、戏曲十四种、清曲（合套曲和散曲）一百四十种，还有宋史及其它说唱文学作品。韩南在对小说素材来源的研究中，往往对作者选择素材的动机和修辞效果等方面有独到的理解，韩南在论文的“结论”里写道：“《金瓶梅》的作者无视文史学家对各种体裁判定的分界线，不论是正史、小说、戏曲，也不论是长篇、短篇，只要与作者的想象力相近，都在录取之列。作者还从当时流行的口头文学中吸取某些技巧，表现了他借用传统手段的愿望。小说是作为读物提供给读者，而不是演唱给听众，由于《金瓶梅》如此出色地接受了多种文学形式，尽管作了大量的借用，它仍然超过前期的文学作品。我们还应该看到小说作者为使抄录来的段落满足自己的创作意图所作的改动。只有分析出哪些引文不得不改动，哪些改动后来达到预期的效果或者未达到引导出给读者所期望的东西时，我们才能探索出这部小说的独创性。”由此可见，同是对《金瓶梅》中史料进行研究，韩南与冯沅君的撰述却不相同，如果说，冯沅君是从文学社会学或文献史料学的观点出发，那么韩南则更多是以小说修辞学和创作心理学的视角予以观照，可谓各擅其长。
自1976年至今，《金瓶梅》源流研究同样取得可喜的成果。在溯源研究方面，其主要景观表现为中青年学者推波于前，老一辈学者助澜其后。一些中青年学者融故出新推出总结性的研究专著，有蔡敦勇的《金瓶梅剧曲品探》、周钧韬的《金瓶梅素材来源》、孟昭连的《〈金瓶梅〉诗词解析》等。韩南的《金瓶梅探源》迟至八十年代始被译介至中国，周钧韬的《金瓶梅素材来源》一书即是对韩文的全面发挥。周将素材来源归纳为宋明史实、《水浒传》、话本拟话本、戏剧剧本、民间散曲小调等五类。至于该书修撰体例和目的则正如作者所说，“按《金瓶梅》的回目顺序排列，将《金瓶梅》抄录、抄改的文字一一指出，并与原始素材加以比勘，以求弄清楚作者抄录、抄改这些原始素材的目的动机及其他情况。每回中的每一个考证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金瓶梅》原文；二、原始素材；三、考评。”周著中的“考评”就素材来源加以研究分析，探讨《金瓶梅》作者的思想倾向、审美趣味、艺术才能、《金瓶梅》成书过程、时代背景等问题。纵观周著有两大特色：一为考证全面，周著以30万字篇幅，考证了250个问题，来源无分大小，均收录其中；二为论述独到，除对他人的研究成果予以确认和补证外，在属周个人成果中，所论大多切中肯綮，发见深义，又不失公允之度。此外，老一辈学者也在这一时期撰写了许多很见功力的溯源考证文章。如吴晓铃的《〈金瓶梅词话〉引用宋元平话的探索》和王利器的《〈金瓶梅词话〉与宝卷》都于史海勾沉，探幽发微，考证出许多有价值的新内容。
和溯源研究相呼应，这一时期的《金瓶梅》探流研究，也开辟了一方较为开阔的研究领地。其内容包括：《金瓶梅》续书研究、《金瓶梅》对《红楼梦》和其它明清小说的影响研究、《金瓶梅》的外文译介研究等等方面。《金瓶梅》的续书最直接地体现《金瓶梅》的深刻影响，《续金瓶梅》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种。黄霖、王汝梅、周琳、周钧韬等学者都对《续金瓶梅》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作了分析评价，周钧韬的《〈续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认为：“《续金瓶梅》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皆成败参半，其成功的一面，使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其失败的一面，又使它终难成为一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上乘之作。”是为的论。
《金瓶梅》作为中国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对包括《红楼梦》在内的许多明清小说产生深刻影响。新时期学者所进行的《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研究，上承民国学者研究之余绪，进一步拓展思路，把这种影响研究具体为两书思想内涵、人物形象、叙事模式等的比较分析，其主要成果有孙逊、陈诏的《〈红楼梦〉与〈金瓶梅〉》、蔡国梁的《从〈金瓶梅〉到〈红楼梦〉》、卢兴基的《从〈金瓶梅〉到〈红楼梦〉——寻找小说史的一段轨迹》、祁和晖的《青出于蓝——论〈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王平的《〈红楼梦〉〈金瓶梅〉色空观念之比较》等等（详见拙文《〈金瓶梅〉与〈红楼梦〉比较研究述评》，载《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2辑）。《金瓶梅》对其它明清小说的影响也引起部分研究者的注意。如《肉蒲团》、《儒林外史》、《歧路灯》、《林兰香》、《东游记》、《醒世姻缘传》等，也都有学者揭示并论证《金瓶梅》给予的影响。正如前文叙及，早在几个世纪之前，《金瓶梅》即远渡重洋，被译介到日本和欧洲，几个世纪的广泛流传使它成为世界性名著，但对于外文译介的情况进行介绍评述，则是新时期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才得以充分开展的。在这一方面，以王丽娜《〈金瓶梅〉在国外》和《〈金瓶梅〉在国外续述》二文为代表，文中对《金瓶梅》在英、法、德、俄、匈、日、朝等国的翻译和研究情况作了较为全面和扼要的评述，有助于中国学者了解国外的《金瓶梅》译介动态。
回顾《金瓶梅》文献学研究的百年历程，许多研究者呕心沥血，矻矻以求，在作者、版本、源流三大问题的研究中，取得极为丰赡的第一手资料，以扎实的史料和严谨的论证，彻底否定了一些陈见谬说，澄清诸多谜团，使有关《金瓶梅》的文献背景呈现出较为明晰的景象，同时也把金学研究的许多论题提到时代应有的学术高度。但我们也应看到，在《金瓶梅》文献学研究尤其是作者研究中，由于少数学者不甚求实的治实态度和较为单一的治学方法，从而得出一些草率的结论，并引发无谓的论争。对此，老一辈学者徐朔方曾作谆谆告诫：“《金瓶梅》考证要实事求是”，“金学研究不必太热，研究工作最需要的是冷静的探索”，这种告诫将是有益的。在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文献研究中，面对学术思想更新和理论的多元化，需要细致缜密的材料考证，也需要研究方法的创新，我们在《金瓶梅》文献学研究中，应该结合对于文本的剖析和小说文化内涵的思考，使文献研究与文本、文化的研究得以相谐并济，从而进一步拓展金学研究的新视界。
《文献》1999。04
李宝雄：《金瓶梅》作者应是王世贞
《金瓶梅》作者已成为历史悬案，甚至有人将这一问题列入“中国文化之谜”，李时人先生称其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
笔者受吴晗先生的启发；经反复研读原著；发现小说中不仅多处有作者的暗示，而且作者就是王世贞。
一、小说中至少隐含王世贞“弇州、息庵居士、九友斋、王元美、藏经阁”等五个名号1、小说中人物孟玉楼的结局隐含王世贞的号“弇州”
孟玉楼是西门庆第三妾。清张竹坡认为孟玉楼形象地体现了《金瓶梅》作者自己的苦衷，曲折地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社会处境、对生活的认识和处世哲学，因而说孟玉楼是作者提供给世人的一剂处世之方，体现着作者的学问经纶。而笔者认为孟玉楼的结局更暗示出《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
小说第九十二回“陈敬济被陷严州府”，写孟玉楼在西门庆死后改嫁李知县之子李衙内，李知县在清河县三年任满；升迁到浙江严州府做了通判；因而孟玉楼随夫及公去了严州。因陈敬济干扰，孟玉楼只好与夫李衙内回原籍北京真定府老家去了。让孟玉楼由浙江“严州”，归宿北京“真定”，我以为这一情节暗示了作者。“严州”隐指王世贞的号“弇州”。“真定”即确定。由“严州”到“真定”即是说《金瓶梅》的作者是“弇州”，应该“真定”无疑。也就是说，作者借用地名“严州”与“真定”两词的音（严与弇音近）和义；“严州”用以暗示“弇州”；“真定”用来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