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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和社会地位为西门庆的享乐生活打下了基础，给他的渔色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然而要彻底占有女人的肉体，要从中榨取尽可能多的快感，还必须在与女人交锋时具有完善的技术装备。我们发现，小说的叙述者几乎像写“起居注”一样为我们记录了西门庆在房事上的各种细节，其中特别提到了他对“淫器包”的关注，只要去搞寻花问柳的活动，这位重视战备工作的斗士总忘不了从褥子下摸出那个“淫器包”带在身上。对西门庆来说，女人既是占有的对象，也是攻克的堡垒。金钱的力量使他大大缩短了占有一个女人的过程，但要攻克她肉体的内核，打开她那个性爱的保险箱，他却不得不致力于发展自己的阳具和附加于其上的装备。为了尽量用人为的手段弥补自己的不足，他把一个区区性器官精心武装起来，致使它每一次在枕席之间精神抖擞地亮相，总是像全副披挂的花脸走向前台一样，显得它的行头过分累赘。总而言之，在这样烦琐的装备下，西门庆已经把自己的性器官弄得面目全非了。与其说这些描写是富于刺激的，不如说令人感到滑稽。因为西门庆的努力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了一种自我否定的行动，他本打算通过壮大自己的阳具来扩张他的自我，结果却由于使用了这么多的辅助工具，致使自己身上的器官物化为半人造的东西。他不再是以一个活生生的人面对与他做爱的女人，他实际上在丧他的“真我”。
与大多数明清淫秽小说的突出区别在于，《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并不是小说的唯一内容，不是那种没完没了的色情连续剧。从这部小说的整体结构看，对性交场面的安排，对于这一方面的内容在叙述上的详略、疏密、显隐、热冷，作者均有特殊的考虑。可以肯定地说，作为西门庆生活的一大乐趣，性活动始终同他满足其他贪欲的追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同样被纳入了由盛到衰的总趋势。从二十七回的“醉闹葡萄架”到三十七回的“包占王六儿”，西门庆借助淫器的武装以大肆纵欲，可谓达到了顶峰，至四十九回讨取胡僧的春药，已经露出了他气力不支的症候，于是，他不得不由借助机械的作用转向乞灵春药的神力。这一行动把西门庆推向了更深的性危机。因为前者主要制造了一种强大的假相，而后者则被描绘为一种将性欲的冲动引入魔道的邪力，它最终使西门庆当作进攻武器使用的阳具疯狂起来，变成了外在于他的“活物”，一个强硬得不受他控制的东西。胡僧的春药已把西门庆变成了一个阳具人。从此以后，西门庆如患狂疾，他更渴求重创与他交锋的女人，从给她们制造痛苦的动作中取得满足。
对于西门庆施加的淫虐，淫妇们全都表现出近乎受虐癖的顺从。与施虐的行动相比，从被凌辱者口中发出的屈辱话语似乎更能满足西门庆的占有欲，因此，他常在交欢中不断要求对方发出从属他的誓言，仿佛只有从各种感觉渠道确认了他对一个女人的彻底占有，他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然而，使这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得以维持下去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他的阳具，也不是那些淫器或胡僧的春药，而是他的钱财。从卑贱的王六儿和如意儿直到专横的金莲，她们全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换取物质利益或地位的工具。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在很多性描写结束之后，作者往往照例交待西门庆付给淫妇们的奖赏，什么样的衣服、首饰，多少银两，始终都像记帐一样写得清清楚楚。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程式是，绝大多数性描写都以所谓“一泻如注”的射精作为终结，它正好与房中书的告诫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是，如果从反面来看这一反复出现的细节，其中仍然表现了与房中书一脉相承的思想。所不同的只是，房中书从正面夸大了止精法的养生效果，《金瓶梅》的性描写则从反面暗示了纵欲的危害。两者可谓从不同的方面强调了中国古代性观念中的一个基本教条，即认为男人的精液是他最宝贵的东西，是他健康的保证和生命的源泉，射精必然会导致元气的损伤。因此，小说从首回的开场诗提出警告，直到这一警告在第七十九回应验，其中的每一个性描写细节实际上都构成了具现西门庆走向死亡之门的过程。从表面上看，那些绘声绘色的淫猥场景的确充满了感官的刺激，但透过字里行间弥漫的险恶气势，我们仍然能够领悟到张竹坡所谓的“热中冷”。这种由强盛到衰败的必然趋势在故事的讲述中并不完全被体现为来自鬼神的惩罚，而是更多地被描绘成愚夫愚妇自己的作业（Karma）。在长达七十九回的故事中，作者让我们目睹了西门庆所干的很多伤天害理之事，但他并没有安排其中的任何一个受害者直接对西门庆进行成功的报复。相反，通过描写西门庆纵欲身亡的过程，作者一再让我们看到，不断对西门庆构成伤害的力量正是他满足贪欲的行动。享乐生活在这里被描绘成一个苛刻的债主，享乐者每得到一次片刻的满足，他同时都要为此抵押自己的性命。
从这一角度透视小说中的性描写，我们便会发现，它们既有渲染色情的效果，同时也可能含有这样或那样的特殊寓意。比如，在书中反复出现的银托子等淫器似乎就不完全是对一种性交技术的津津乐道，它们也可能被作为一种意象来暗示西门庆的自我扩张如何一步步导致了他的自戕。从某种程度上说，紧束的银托子其实也是套在西门庆脖子上的绞索。随着西门庆的色情狂愈演愈烈，银托子换成了潘金莲亲手缝制的白绫带，接着又增添了王六儿用头发精心编制而成的锦托子，绞索于是愈勒愈紧。不断勒紧的带子象征了人对性的奢求，它一旦超出了性所能给予的限度，便会招来像西门庆这样自戕的后果。西门庆的徒劳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讽刺了房中术的顽念，我们也可以把方士们妄谈的止精法、精术视为无形的银托子或白绫带，因为不管是人造的淫器，还是人心的妄想，全都会造成壅蔽自然生机的危害。它的不正当性其实并不在于它是不道德的，而是在于它制造了反自然的需求。
对春药的否定同样基于这个原则。在《金瓶梅》的语境中，春药被描绘成类似于毒品或酒精的东西，它象征了把人的性冲动导向完全失去控制的一种魔力。在西门庆服用了过量的春药之后，他的阴茎已经完全成了在药力的作用下自行膨胀的怪物。西门庆终于“油枯灯灭，髓竭人亡”。这一可怕的景像发生在西门庆半醉半醒的时候，潘金莲自始至终扮演着惹祸的角色。整个的过程与当年武大遇害的情景形成了有趣的对照，作为一种报应的形式，谋杀的事件如今又在西门庆的身上重演了一遍。所不同的只是，毒药换成了过量的春药。难怪张竹坡把西门庆称为“鸟人”，小说不只把他的死亡界定为他的阳具的崩溃，甚至在那篇戏拟的祭文中，众光棍颂扬死者的每一句话也语含双关，处处突出了一个反讽的拟阳具形象。这篇游戏文字，从西门庆拜把兄弟的角度总结和评价了他纵欲的一生，对于其中的每一句哀辞和赞语，西门庆都是当之无愧的。然而，正是基于致祭者真诚的钦佩和遗憾，我们才从祭文的字里行间读出了辛辣到极点的寓意。因为他们的措词和语气明确地告诉读者，他们实际上是在用那些从一个昂藏的阳具上引申出的美德来颂扬死去的长兄。这篇文字沿用了民间“荤谜”的形式。综观《金瓶梅》全书，此类陈词滥调的大量堆砌已达到了令人难以分清哪些是咏物，哪些是写人的程度。我们知道，世界是语言构成的，当反复使用的双关语和比喻已经形成了一本小说的特殊语境，以致其中的每一个词语都可以充当人物的代称时，在它们所指称的物与那个人的形象之间，你还能看出多少明显的本质区别！由此看来，《金瓶梅》一书虽然充斥了迎合市井趣味的内容，但它的媚俗形式中仍寓有尖刻的嘲讽。上述的事例已足以证明，作者自始至终都在勾画西门庆的非人形态，他让我们不断看到那个人频频露出的原形。
西门庆的故事向我们展现了一种重占有的生活方式，它让我们惊讶地看到，拚命地追求享乐如何使享乐者卷入了缩减的旋涡，如何使丰富的两性关系缩减成财和色，如何使一个人的自我最终缩减成蠢然而动的性器官。
（文/康正果 摘自北大在线）
《金瓶梅》和“兰陵笑笑生”——吴敢教授矿大讲演
明代白话长篇小说《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几乎在其出现同时，即被明末著名文学家冯梦龙连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起称为“四大奇书”。不久，又被清初著名文艺理论家张竹坡称为“第一奇书”。其后的《红楼梦》被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