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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同事，而这个同事只是去给西门庆传告消息，说武松的状子被县官拒绝了而已。后来武松再露面是在第87回，西门庆早已病死，潘金莲被西门庆的大奶吴月娘赶出了院门，武松报兄仇的机会到了。书里有一细节是当武松血淋淋地将金莲、王婆杀掉后，小侄女迎儿（武大郎与前妻所生）在旁边哆嗦着连说“叔叔，我也害怕”。武松该对这十几虽的小女孩负点责任吧？完全没有，武松只说了一句“孩儿，我顾不得你了”，就卷钱而逃。
包括武松所去投奔的梁山宋江，在《金瓶梅》里也不怎样，而和西门庆是一伙的，在第84回里，梁山汉子王英要*污逃难中的吴月娘，被宋江阻止，放了（此段崇祯版删掉了）。而宋江是看在‘同僚正官’西门庆的份上，方才放了吴月娘的。显然，《金瓶梅》作者不认为那些江湖人物是社会的光明所在，他们和西门庆一样，只是黑暗社会的另一个方面而已，他们也许能报报私仇，杀掉个把贪官污吏，但对社会、尤其是对普通民众却只是有害而无益。至少，要让孟玉楼和潘金莲等弱女子来选择，西门庆比武松更可以依托。
在那个社会里，那些读书识文，“斯文诗礼”的秀才们也不会出淤泥而不染而品行优良。正相反，读书人领导世风，在黑暗社会里往往是率先腐烂。《金瓶梅》里读书人的典型是西门庆请的书房先生温秀才，此人“明眸皓齿，风姿洒落，举止飘逸”，但行藏如何呢？第58回有几句歪诗说是“和光混俗，维其利欲是前；随方逐圆，不以廉耻为重”。平时假模假样，暗里*淫跟班小童，盗卖东家情报，没有一点德行。而且不单是此位温先生如此，读书秀才们大多如此。就在西门庆请温先生之前，第56回有应伯爵调侃秀才读书人的半回文字，有诗有赋，尖酸刻薄，描写读书人的那个德性，只比没读书老百姓更加厚颜无耻。
《金瓶梅》还有一细节让人感叹。那是第33回一伙泼皮因为没勾搭上风流女人王六儿（给西门庆打工的韩道国的老婆），却发现王六儿常与小叔韩二通*，就找机会将两人当场抓住，绑在一起游街。旁边围观的有一老人评说道：“叔嫂通*，两个都是绞罪”。你读到这时还会以为老百姓们还是讲法律、有正义感的吧？不，包袱抖开后此老人却是扒了三个媳妇的陶扒皮，被旁边人奚落一句“你老人家深通律条，这小叔养嫂子的，便是绞罪。若是公公养媳妇的，却论什么罪”。羞的这老人赶紧低着头溜了。《金瓶梅》是不相信有所谓正人君子的好品行的，那些是嘴巴上说说的东西而已。
《金瓶梅》的社会里没有“好人”。念彿读经的和尚们是些听墙角的下流仔。貌似端庄的吴月娘 （西门庆正房）毫无侧隐之心，西门庆临死时专门托付吴月娘照顾照顾潘金莲等人，但西门庆刚死不久她就将金莲、春梅卖了出去。春梅被卖时连衣服也不让多拿一件，潘金莲是被赶去了死路。
相反，在“坏人”典型西门庆、潘金莲等人身上却还有些让人称道的地方。潘金莲聪明漂亮、能诗善歌，作为封建年代的小脚女人却对生活和性敢大胆追求，所以几百年来为她翻案的文人无数。大款西门庆善于交往，上面巴结宰相太监，下面结义社会混混，对当地的或过往的官宦举子更是尽心应酬，经常是大把银子出手。西门庆时常为亲戚朋友的升官和生活出钱出力帮忙，有一回的题目就叫“西门庆周济常时节”（常是西门庆的一个穷结义哥们），虽然西门庆给穷哥们钱时远没有送钱官宦举子们时的痛快劲，但这一回的题目却也暗示西门庆周济人是常时节的。象应伯爵在西门庆死后要穷哥们凑点钱给西门庆买祭品时说的那样，大家都“吃过他的、用过他的、使过他的、嚼过他的”。另外，对李瓶儿病亡，西门庆有切实的哀痛。
象西门庆这样社会上活跃的主角人物，单用“坏蛋”一个词儿去抽象是太简单了。他不会象《水浒》里那样由一个江湖汉子来主持正义，一刀杀掉，因为那离社会的真实相距太远。
西门庆的灭亡也不会是被某个包公样的清官抓起来正法，虽然西门庆犯有*妇杀夫之罪，他升为当地刑提官后还有行贿受贿，受赃枉法，放掉杀人犯之罪。西门庆只是那个社会普遍的贪官污吏、地痞流氓中的一员而已，他们是官官相扶，“砍一枝，损百枝”。盼望有青天大人来为民作主，是好的愿望，但往往是落空的愿望，因为那个社会是贪官污吏们的社会。
在《金瓶梅》里，西门庆在干了种种恶行之后，仍然有生子喜加官的好运。西门庆的死亡是自个儿生病死去。书中说他是淫欲过度，贪淫得病，“油枯灯尽，髓竭人亡”。看来是《金瓶梅》的作者找不到有惩除西门庆这类家伙的正义力量，但又不甘心西门庆们好好享受他们的淫欲生活，无可奈何，就让他淫欲而死吧，也算是给西门庆们一点诅咒，给世人一点劝戒。
（二） 女人阿，女人
在《金瓶梅》以前的中国小说中，往往是只有男主角而没有女主角，没有作者去关注和认真描述女人。《西游记》中的女人形象是妖精。《水浒》里赞赏的是宋江杀惜，杨云石秀杀巧云和武松杀潘金莲。《三国演义》和《西游记》 《水浒》 一样关于女人的文字都很少，貂婵等美女只是男人争权斗争的工具，《三国演义》第 19 回还有一个故事，是一个农夫碰上刘备逃难路过，因为这个农夫没有肉来招待客人刘备，就将他的妻子杀了割肉煮给刘备吃。注意《三国演义》的作者是以赞赏的口气来叙述这个农夫的故事的，那个农夫的妻子没有名字，地位就和一只供宰杀的鸡一样，中国古代这些文学作品和中国当时歧视女性、将女人当作工具或衣服的统治意识一致，那些文人和说书人们不会去关心女人，也不会为女人多费笔墨口舌。
潘金莲性欲分析
人的性欲要求并不简单，它是与一个人的生活境遇、性格心理、现实追求、道德感、价值观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潘金莲疯狂性欲的背后有其极其微妙而复杂的原因。不仅与她早期的人生命运、被扭曲的人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上的紧张感有关而且是一种心理上获得安全感、充实感乃至成就感的需要。
无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金瓶梅》用极多的笔墨展示了人们对性欲的追求，性描写几乎成了全书最受关注的部分，从古至今人们对《金瓶梅》的褒贬，怎么也绕不开其大量露骨的性爱描写。在众多追求性欲的女人中，潘金莲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甚至被称为“千古第一淫妇”，以至于人们现在还把“潘金莲”作为这类人的代名词。
畅广元先生在《陈忠实论——从文化的角度考察》一书中写道：“在人出于本能境界的生存状态下，两性间的关系，不仅直接关系着人自身的再生产，而且是人发现和探索自己、定义自己、发展自己同一性的特殊空间，因而也是人们认知一个人深层心理的窗口。”“性生活虽属于一种隐私，但却是洞察其内心世界和其所处社会文明度的特殊领域。（这里主要是说明性生活余人的社会本性的关系，并非是要倡导在文学写作中去揭露人的隐私。）”＇ ＇这告诉我们人的内心深处是极其微妙而复杂的，人的性欲要求并不简单，它是与一个人的生活境遇、性格心理、现实追求、道德感、价值观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潘金莲的性欲当然亦是如此。她的几乎反常的强烈的性欲，不仅仅是一种生理需要，而是由深层心理需要所引起的。本文试图结合潘金莲的生平遭遇、内在心理等来分析她疯狂的性欲追求背后的深层原因，以期对她和她所代表的这一社会心理有一理性的把握。
一、潘金莲强烈的性欲与她早期的人生命运、被扭曲的人性有关。
我们读《金瓶梅》，必须看到她命运的逐渐变化与她越来越深的沉沦。《金瓶梅》中，潘金莲嫁与武大郎之前的情景，作者写得很简略，这似乎也不是作者要着力表现的，但是这段描述却极为重要，从这简短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潘金莲人生的起点，各种不正常性习惯的养成，恶劣积习的变异，从而我们就可以理解潘金莲以后的状态行动都是那样的“顺理成章”、“合乎道理”，最后她的必然结局也是身不由己的。
潘金莲生来不幸，九岁就被自己的母亲两次转卖，人生极早地丧失自主权和尊严感。唯一的本来应该最亲近的人——母亲都把她当作赚钱的工具了，而且被卖了两次，幼小而无助的她对这个世界不失望是很难甚至不可能的。而且在这没有是非善恶辨别能力的时候，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描眉画眼，傅粉施朱”“做张做势，乔模乔样”。十八岁时，觊觎已久的张大户瞅准机会“暗把金莲唤至房中，随收用了。”（《金瓶梅词话》，下同，第1回）同时，她对人的性欲的认识也从这个时候，以这种方式开始了。作者没有写潘金莲在早段时间的心理，但我们可以想象这种毫无自主性的人生境遇在她的人生道路铺上了一种怎样的底色，使她形成什么样的价值观，给她形成了一种怎样的自我界定和对未来生活的自我设计。作为主人夫妇矛盾的牺牲品而嫁与武大郎后，还做着张大户的情人，而自己的丈夫竟无能地为一点小利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无法选择地在蹂躏糟蹋中过着生活，逐渐地，对自我人格的思考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直到没有。就这样，她从开始被迫接受失身的命运，后来长时间形成了惯性。她慢慢的适应、接受她生活的环境，最后欣然处之而习惯甚至满足并欣赏起这种生活了。
米歇尔？福柯在《性史》中说：“如像柏拉图所说，对性活动要加以三中最强的约束，即畏惧、法律和真正的理性，如像亚里士多德所想，让欲望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