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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举一例，俱见《医心方》卷二十八所引：
六益曰畜血。男正偃卧，令女戴尻跪其上，极内之，令女行七九数，数毕止。令人力强，又治女子月经不利。日七行，十日愈。
六损谓百闭。百闭者，淫佚于女，自用不节，数交失度，竭其精气，用力强泻，精尽不出，百病并生，消渴目冥冥。治之法：令男正卧，女跨其上，前伏据席，令女内玉茎，自摇，精出止；男勿快。日九行，十日愈。
这类听起来很玄、甚至有点荒唐的性治疗法，其中的科学成分之高却大出于现代人的想象之外！例如，“畜血”是一种女上位性交，这正是现代性医学在治疗女性性欲高潮障碍时建议采取的方法之一［37］。又如“七损”的治疗方法，都要求男女双方采用特定姿势多次性交，“日九行，十日愈”，这种多次“操练”的方法，正是现代性医学家向男方有性功能障碍的夫妇推荐的重要疗法之一［38］。最令人惊异的例子之一是上引“七损”中的“百闭”及其疗法：指明这是因性交过度而导致的射精不能，推荐的疗法是女上位性交，并要求由女方来完成插入动作；而现代西方权威的性医学家对治疗射精不能推荐了完全相同的疗法［39］！古代中国与现代西方，时间相去又在一千几百年之久，对同一病症推荐了同一疗法，在细节上竟又如此吻合，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除了作为治疗方法的某些特殊性交方式之外，从整体上看，适度而又和谐甜美的性生活，确实有利于男女双方的身心健康，并有助于提高婚姻生活的质量。因此将房中术视为一种去病延年的养身之道，确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性。这与古代中国人重视男女大欲及其满足的传统是完全吻合的，可以看做房中术的又一重功能。
（四）追求多子的真伪方术
几乎所有传世的房中术著作中，都有“求子”、“种子”之类的专门章节。这方面的内容在各种中医书籍（包括那些完全不涉及房中性爱技巧的医书）中也经常可见。多子方术在房中术中地位之重要，可由下面的细节略见一斑：在传世房中术文献最经典、最完备的作品《医心方·房内》（即《医心方》第二十八卷）中，共有三十节内容，其篇幅最长的一节就是“求子第廿一”，超出各节平均篇幅的五倍以上。
多子方术大体上有三个重要方面，依次略述如下：
其一是关于适宜受孕的日期以及这些日期与胎儿性别的关系。但这实际上是一个持续两千年的大谬误——对于将子嗣看得极端重要的古代中国人来说，在这一问题上犯这样长久的大谬误，实在是惊人的讽刺。早在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胎产书》中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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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中术：多重功能的秘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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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问幼频曰：我欲殖人产子，何如而有？幼频答曰：月朔（指月经）已去汁□，三日中从之，有子。其一日男，其二日女也。
认为只有在妇女月经结束后的三五日内才能受孕，是中国古代房中术理论家和医学家普遍、持久而且一致的看法，下面是《医心方》卷二十八所引的一些例子：
以妇人月经后三日，夜半之后，鸡鸣之前，嬉戏令女感动，乃往从之，……有子贤良而老寿也。（引素女）
妇人月事断绝洁净三五日而交，有子，则男聪明才智老寿高贵，生女清贤配贵人。（引彭祖）
凡欲求子，候女之月经断后则交接之，一日三日为男，四日五日为女。（引《洞玄子》）
古代房中术理论家和医家的上述坚定看法，恰恰与现代科学的常识相反——因为妇女排卵一般是在月经周期的中段，在这段日子里性交方能受孕。而古人认为宜于受孕怀胎的“月经后三（五）日”，正是现代“安全期避孕法”中认为没有受孕之虞的日子。
虽然上面所说的谬误持久而普遍，但中华民族照样人丁兴旺，多子多孙，那是因为性交毕竟还有别的功能，因此古人也仍会在别的日子里性交，结果倒怀上了孩子。而谁要是严格地“遵医嘱”，平日节制情欲，只为“种子”而性交，那就十九要大失所望。前面提到顾炎武晚年纳妾求子失败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例子：顾炎武此举的“医学顾问”是名医傅山，这位傅先生的《傅青主女科》传世至今，其中同样是月经后三五日而交则有子的传统谬误；顾炎武纳妾是为求子，非宠嬖其女色也，故不难猜想顾老先生平时定然情欲几无，只为“种子”才行性交，结果却是“不一二年而众疾交侵”，孩子却终于未能怀上。
其二是关于性交怀孕的众多禁忌及犯忌的后果，可简称之曰“种子禁忌”。这类禁忌之说在房中书和医书中也极常见，下面举一些例。《医心方》卷二十八引《产经》有“九殃”之说：
夫合阴阳之时，必避九殃，九殃者：
日中之子，生则欧逆。
夜半之子，不喑则聋盲。
日蚀之子，体戚毁伤。
雷电之子，必易服狂。
月蚀之子，与母俱凶。
虹之子，若作不祥。
冬夏日至之子，生害父母。
弦望之子，必为乱兵风盲。
醉饱之子，必为病癫，疽痔有疮。
所谓“日中之子”，是指在日中时性交所怀上的孩子，其余仿此。这样触犯禁忌而怀胎的孩子，生下后不是自身伤残不幸就是祸及父母。又《医心方》卷二十八引《玉房秘诀》有“七忌”之说，列表示之如下：
性交时禁忌之状况犯忌之后果
晦朔弦望生子必刑残
雷风天地感动生子必痈肿
新饮酒饱食生子必颠狂
新小便，精气竭生子必妖孽
劳倦重担，志气未安生子必夭残
新沐浴，发肤未燥生子必不全
兵坚盛怒，茎脉痛内伤有病
此外类似之说还有很多，大抵格局相同而细节互异。
“种子禁忌”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今天看来没有科学根据，只是一种迷信而已。偶有合于科学的，如大醉、劳倦时性交，可能会对胎儿不利；但考虑到这些说法的整体迷信背景，也就不宜对此片言只语评价过高［40］。此外，作为禁忌的对立面，即有宜于性交怀孕的日子，在那类日子中怀孕所生之子，则可富贵寿考云云，同样属于迷信，此处不及多论［41］。
多子方术的第三个重要方面，含有比较多的科学内容。这实际上是关于胎教和孕期卫生的一些理论。先看房中术文献中的说法，《医心方》卷二十八引《洞玄子》：
凡女子怀孕之后，须行善事，勿视恶色，勿听恶语，省淫欲，勿咒诅，勿骂詈，勿惊恐，勿劳倦，勿妄语，勿忧愁，勿食生冷醋滑热食，勿乘车马，勿登高，勿临深，勿下坂，勿急行，勿服饵，勿针灸。皆须端心正念，常听经书。遂令男女如是聪明智惠，忠真贞良，所谓胎教者也。
这些说法，与现代的孕期卫生常识及胎教理论多能相合。当然随着时代变迁，某些细节可能变换，比如“常听经书”，在现代已易以“常听古典音乐”之类。古代的车，当然不像现代的汽车火车那样平稳，所以建议孕妇“勿乘车马”，等等。这些都合于常理。
…
房中术：多重功能的秘术（6）
…
胎教之论，久已有之，古人经常称说。常被后人引用的有《大戴礼记》卷三中的说法：
《青史氏之记》云：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即太史）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非正味，则太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
这样的“胎教”，看上去更像某种象征性的仪式，而那可怜的孕妇则几乎已被软禁看管。相比之下，上文《医心方》中所引之说，要合理、实用得多了。其他古籍中所言之胎教，基本上不出上两例的范围。
【注】
［1］《性心理学》译注，页414。
［2］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页215。
［3］例如可参阅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1990），页697～705。
［4］摩尔根（L。H。Morgan）：《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77），页508。
［5］俱见达尔文（C。Darwin）：《人类的由来》，潘光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页916。
［6］韦斯特马克（E。Westermarck）：《人类婚姻史》，王亚南译，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8），页6、页22。
［7］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两性社会学》，李安宅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6），页173～181。
［8］《人类的由来》，页894～895。
［9］恩伯（CarolR。Ember）等：《文化的变异》，杜杉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页308。
［10］《文化的变异》，页311～313。
［11］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也流传着相当严重的误解，我打算在另一本书中详谈。
［12］如《周礼·天官冢宰》、《礼记·昏义》、《礼记·内则》等，都谈到天子的后以及“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诸侯的大群妻妾，还有她们如何轮流侍寝之类。
［13］关于“阴阳天人感应”之说的初步论述，可参见《中国人的性神秘》第一章。
［14］“道学家”之名，早在南宋时就被使用，是朱熹等人的论敌们用来指称朱熹这派人的，一开始就含贬义，至今仍然如此。清代纪昀则总是将这类道学家称为“讲学之家”。
［15］沈玉成《左传译文》（中华书局1981，页107）将“女德无极”译成“女子的德行没有尽头”，遂无法与上下文讲通了。
［16］比如《诗·风·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又《诗·郑风·溱洧》：“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等等。
［17］《性心理学》译注，页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