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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问：是否可能给中国的学术腐败定定量呢？可以。2002年，就北大王铭铭抄袭事件，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王铭铭抄袭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佚名：代表委员提醒：一流大学建设谨防3大误区）。200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邹承鲁先生在回答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问题，“（学术）腐败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普遍到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百分比？”时说：“我想如果在自然科学界的话，有10％也许有。”（中央电视台：邹承鲁：痛击科学腐败）。应该说，这个10％的比例只是对腐败人数的估计，也只是一个估计的下限，因为它仅包括了学术行为腐败，而没有包括高层次的学术腐败。其实，即使是10％，它也意味着中国的院士队伍中，有上百人是腐败院士；中国每年上万的新科博士，有数千是腐败博士；中国的几十万教授大军中，有几万人是腐败教授；中国每年几千亿元人民币的科学研究开发和高等教育经费，有数百亿元被学术腐败给吞噬掉了。
事实上，学术腐败分子吞噬的不仅是国家的财富。他们还在腐蚀这个民族的文化基础，败坏社会的道德风气，毁掉中国的“科教兴国”之梦。学术腐败对中国最大的危害就是它在破坏一代青年的良知，使这个腐败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梁勇：莫让学术腐败的风气玷污了孩子；楚舟：“剽教授”后面必有一批“窃学生”）。从这一点来说，学术腐败的危害性比吏治腐败和经济腐败都要大。实际上，学术腐败是吏治腐败、经济腐败势力的宣传部、后勤部、培训部，他们为社会上的腐败势力造舆论声势，给他们提供精神给养，为他们培养后续人材。学术腐败是中国社会的心腹大患！
章太炎曾把社会的腐败分成两种，一种是“土崩”，一种是“鱼烂”。土崩是从外面开始，一层一层地崩坍，而鱼烂则是从里面开始，一直向外烂。可以说，中国的学术界目前就处在鱼烂状态：它就象一具金缕玉衣包裹着的腐尸，从外面看金碧辉煌，但它散发的臭气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它腐败的程度。
中国学术界目前的状况不禁使人联想到中国科举制度崩溃的前夕。当时也是士风日下，举人遍地。翰林回乡，根本就没有了往昔的荣耀，富商大贾一改往日对他们的巴结奉承，相反，对他们避之唯恐不及。清朝的末科状元刘春霖在夺魁之后到各地拜访高官，俗称“打秋风”，饱受冷遇。（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这与现今的博士、教授贬值，何其相似！一位清末考生参加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时的所见所闻是这样的：头场拆魁星、二场捉枪手、三场偷号灯。“士子之无行至此，科举虽欲不废，不可得也。”（钟毓龙《科场回忆录》，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这又与现在的大学考场多么相似！
历史很少有偶然的巧合，而今年又恰逢中国废除科举制度的一百周年。那么，菜教授满街走，水博士到处流，窃学生遍校园的现象，是否预示着中国学术界的腐败势力盛极而衰、行将灭亡呢？就在猴年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传来了上海“某名牌大学”的九名博士生集体炒导师鱿鱼的消息。（姜澎：不甘长作编外“雇员” 上海九名博士生怒炒导师）。这新年的钟声，是否是中国学术腐败势力的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