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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特·扎勒斯基以前干过这个苦差使，现在又在干着了，这是个下流勾当。扎勒斯基就连接麦克农的班，都挨不到，这一点他也知道。上面早唤他去过，给他看过他的正式鉴定，那写在一本皮面活页册里，永远放在制造部副总经理的办公桌上。把册子放在那儿，副总经理什么时候考虑到新的任命或者提升，什么时候就可以一页页翻翻。马特·扎勒斯基的那一页上，除了照片和其他细目，还写道：“此人安置在目前职位上恰如其分。”
公司里每一个大人物，都知道油腔滑调的正式说法是“碰顶”。真正的意思是：此人已经升得够高。大概终身只能担任目前这个职位，不会再提升了。
按照公司章程规定，不论在什么人的档案上写下那样一个致命的结论，就必须通知本人，他只有资格担任目前这个职务。这也是为什么马特·扎勒斯基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知道，他永远也不会升任比目前这个副厂长更高的职位了。起初，这消息使他大失所望，但是，他既然慢慢习惯了，也就知道了其中道理：他成了没人要的旧鞋，是快要淘汰的一类人的末代，这样的人，经理部和董事会再也不愿意放在上层重要岗位上了。如今厂里的高级职员不大有人会再走扎勒斯基擢升的那条道路，也就是从工厂工人爬到检验员，爬到领班，爬到车间主任，爬到副厂长。刚工作那时候，他并没有工程方面的学位，是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休学的中学生。可是大战以后，他靠读夜校，加上美国士兵享有的学分，搞到了一个学位，从此就开始向上爬，野心勃勃的，正象他那一代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们都是从欧洲堡垒（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将其侵占的欧洲，除苏联外，统称欧洲堡垒。译者注）和其他一些险境中挺过来的。但是，扎勒斯基后来才认识到，他浪费时间太多；他真正的起步开始得太晚了。前途无量的人才，汽车公司最高领导人物的材料，现在也好，过去也好，都是些聪明的年轻人，就是顺着那条直接从大学到前线的就业道路，气昂昂、急煎煎地踏进厂门的。
不过，现在仍然担任厂长的麦克农，哪怕不是存心回避，也不能以此为理由回避这整个局面呀。副厂长犹豫一下。他有权把麦克农请来，此时此地只要打个电话就成了。
由于两种情况，他才没有这么干。一种：他自己承认，是出于自傲；扎勒斯基知道他自己处理这件事，至少也能跟麦克农一样好。另一种：他凭直觉，知道时间确实已经来不及了。
冷不防，扎勒斯基问伊利亚斯说：“工会有什么要求？”
“这个嘛，我已经跟我们分会主任谈过……”
“这一套还是免了吧，”扎勒斯基说。“我们两个谁都知道，总得从什么地方开个头，所以我说你们有什么要求？”
“那很好，”工会委员说。“我们坚持三点。第一，马上让纽柯克兄弟复工，停工时的工资照补。第二，向受连累的两个人道歉。第三，把帕克兰德调离领班职务。”
帕克兰德本来埋在椅子里，这会儿一下子挺起身来。“老天爷！你们要的价倒不高呀。”他带着刺问了一句：“我倒想知道，我应该在撤职前道歉呢，还是在撤职后？”
“要由公司出面正式道歉，”伊利亚斯答道。“你是不是懂礼貌，也去道个歉，那是你的事。”
“不错，那是我的事。可谁也用不着屏住气等着。”
马特·扎勒斯基一声喝道：“要是你自己把气多屏住一会儿，我们就不会招来这场乱子啦。”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你打算同意那三个条件？”领班气呼呼，朝伊利亚斯做了个手势。
“我还没打算把什么事告诉什么人。我想考虑一下，除了你们两位提供的情况，我还要多听听其他人的报告。”扎勒斯基伸手到背后去抓电话机。
他一转身，背对着那两个人，拨了个号码，等着。
要找的那个人一来接听电话，扎勒斯基就问了一句：“下面车间情况怎么样？”
那一头的声音轻轻的。“马特吗？”
“嗯。”
在那人小心谨慎的回答声背后，扎勒斯基可以听到工厂车间里的一片噪音。他总是弄不懂，每天劳动生活中有着那么大的声响，怎么能够生活下去。
即使当年他自己还在流水线上做工时，也从来没有习惯过，后来他调到一间办公室里，才把喧闹大都隔绝了。
向他报告的那人说道：“情况实在糟，马特。”
“糟到什么地步？”
“那帮吸毒鬼在掌大印呢。可别引用我的话。”
“我从来不干那号事，”副厂长说。“这你也知道。”
他身子早已转过了一点，他心中有数，办公室里另外两个人在瞅着他的脸。哪怕他们会猜测，但是也不会知道，他在跟一个黑人领班斯坦·拉思鲁普说话。厂里有五六个人最受马特·扎勒斯基尊敬，拉思鲁普也是其中一个。
这种关系真是不可思议，甚至荒乎其唐，因为一离开厂，拉思鲁普就是个活跃的激进分子，一度还是马尔科姆·爱克斯的信徒呢（马尔科姆·爱克斯是美国黑人领袖，“非洲裔美国人统一组织”的创始人，1965年2月21日在一次黑人集会上被谋杀。译者注）。但是在厂里，倒是认真负责，因为照他看来，在汽车界，做事有个分寸，比胡搞乱来，能为他的种族争得更多的好处。扎勒斯基本来对拉思鲁普怀有敌意，正是由于他这第二种态度，终于对他产生了敬意。
在目前这样的种族关系下，黑人当领班、当厂长的相当少，这对公司来说，实在是不幸。应该多些，多得多，这一点谁都知道，但是眼下很多黑人工人却不愿意负责任，要不就是怕负责任，因为在他们那一批人里有些年轻的激进分子，再不就是还没有准备好负责任。有时候，在偏见比较少的时刻，马特·扎勒斯基不免认为，汽车工业的高级领导，如果把眼光放远几年，做总经理的本来就应当有这样的眼光，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已经着手训练黑人工人这项富有意义的规划，那么，现在象斯坦·拉思鲁普一类的人就会更多了。那样的人不多，是大家的损失。
扎勒斯基问：“正在策划什么？”
“我想是罢工吧。”
“什么时候？”
“大概在休息的时候。也可能在休息前，不过我想还不至于那么快。”
黑人领班的声音那么低，扎勒斯基不得不费劲听。他知道对方的难处，再加上那人用的电话机就在流水线旁边，别人都正在那里干活呢。拉思鲁普早就被某些黑人同胞戴上一顶“白人化了的黑佬”的帽子，他们就是连掌了权的同种人也见恨，不过，就算指责得不对头，也没有什么关系。除了另外再提出两三个问题，扎勒斯基并不打算让斯坦·拉思鲁普的日子更不好过。
他问：“推迟时间有没有理由呢？”
“有。那帮吸毒鬼想让全厂一起罢工。”
“消息传开了吗？”
“快得你还以为我们仍在用丛林鼙鼓传消息咧。”
“有没有人指出这样做是非法的？”
“你还有这样的玩笑要开的吗？”拉思鲁普说。
“没了。”扎勒斯基叹了口气。“麻烦你啦。”他就把电话挂断了。
原来他的第一个直觉是对头的。没有多余的时间了，从一开始就没有，因为种族工潮往往只要短短一根导火线就会爆发。说起来，如果发生了罢工，那就要花几天工夫，才能解决，才能让每个人回来干活：即使参加罢工的只有黑人工人，或许还不是全体黑人吧，但是影响之大仍然可以使生产停顿。
马特·扎勒斯基的职务，就是要使生产进行下去呀。
好象已经看清他的心思，领班帕克兰德竭力劝他说：“马特，不要让他们摆布你！就算有几个人可能罢工，我们会遇到麻烦。但是有时候，原则是值得维护的，是不是？”
“有时候是这样，”扎勒斯基说。“诀窍就在于，要知道是什么原则，还要看是什么时候。”
“讲公平，是着手的好办法，”帕克兰德说，“要对两方面都讲公平，对上面下面都讲。”他靠着办公桌往前伛倒身子，真心诚意地跟马特·扎勒斯基谈着，不时朝工会委员伊利亚斯瞅那么一眼。“不错，我对待流水线上的人向来不讲情面，因为不那么样不行。领班夹在中间，四面八方都挨到骂。
从这儿车间一路上去，马特，你和你那班人每天都卡着我们脖子，逼我们生产，生产，再生产；就算你们不说，质量管理部门也要说，造得好些，哪怕造得快了，还要好。再就是那些做工的，干各种活的——包括象纽柯克那样的一些人，还有其他一些人——当领班的不能不去应付他们，万一错了一着，还得去应付工会，有时候其实也没什么错。所以，这是件棘手的事，我也向来不讲情面；要活命，只有这个办法。不过，我也讲公平。凡是替我干活的，我可从来没有因为他是黑人，就对他另眼相看，而且我也不是手里拿着鞭子的庄园监工。说到我们目前谈论的那件事，我所干的——据说我是那么干的——不过是管个黑人叫‘小子’。我并没有叫他去摘棉花，或者乘黑人车，或者擦皮鞋，或者做其他跟这个词应该有联系的事。我所干的，就是帮他干好活。另外，我还要说这么一点：如果我确实管他叫做‘小子’——我敢发誓，只是说溜了嘴！——我要说，我很抱歉，因为我心里确实抱歉。不过并不是对纽柯克。纽柯克兄弟还是要开除。因为，如果他不开除，如果他平白无故揍了领班，不受处分，那么从今天起，你不妨在你的屁股里插上一面投降旗子，向这个地方的一切纪律挥手告别。我说要讲公平，就是这个意思。”
“你这倒抓住了一两个要点啦，”扎勒斯基说。他心想，说来真叫人啼笑皆非，弗兰克·帕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