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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一平提任校革委会保卫组长以后，曾几次检查这里的安全防卫措施。他的印象和评价是：固若金汤、万无一失。
据说，他曾把一个关押在保卫组的号称“窃神”的佛爷带上五楼，指着藏书室对他说：“给你五个小时，你如果能从这里偷出一本书，我立刻就放了你。”佛爷用万能钥匙鼓捣了一个上午，那五把经过精心改装的锁他一把也没有打开。
现在，这个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钢铁壁障却被行窃者突破了。凌晨5点，有人突然发现五楼这间教室的窗户大开着。立即意识到是失窃了，迅速地报告了保卫组。
5点几分，袁一平就带着人赶到了现场。上楼时，他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昨夜零时，他曾打着手电筒上过五楼，这里一切安然无恙，而现在恰恰过了五个小时，窃贼就完成了预定的盗窃行动。
在现场，袁一平不得不暗自佩服起行窃者的机敏、勇气和锲而不舍的意志力。从作案过程看，行窃者先用钢锯锯断了挂锁的铁链；然后从楼道中部的盥洗室的窗户钻出楼外，沿着窗下那道仅6公分宽的砖棱贴墙行进了近5米远，打碎教室的窗玻璃，撬开封堵的板障进人室内。再以后就一切顺利了，撞锁已不能发生作用，图书是从大门堂而皇之地搬运出去的。
袁一平探头向窗外看了一眼，不禁暗暗嘬舌：夜暗、雨骤、距地面近20米的高度，而且，在两窗之间除了光秃秃的楼墙以外，没有任何扶持物，他是怎么爬过来的呢？
还有，那么粗的铁链，不可能是当时被锯断的，为对付它，窃犯需要整整工作几天！
江洋大盗！袁一平愤愤地想。
后来，有两个细节使他感到十分费解。在查看被锯断的铁链时，他吃惊地发现行窃者的不成熟和缺乏经验。
铁链上至少有五处据痕，说明他几次改变了下锯的位置。
更令人不解的是，铁链直径10毫米，必须在一个链环上锯断两处才能打开它，为什么不直接在挂锁上下锯呢？
那样，只需锯断一次就行了。事倍功半，是一种障眼法吗？
还有，袁一平在窗下的碎玻璃上，发现了斑斑点点的血迹。
上午9点，失窃清册造出来了。粗粗浏览一遍，就令人大吃一惊。失窃图书近两千册，全部是古典小说和欧美文学名著。窃犯显然极具专业眼光，馆藏的所有珍贵工具书、一套万历版《金瓶梅》和民初泉州刊刻的《戏文大全》十匣400百册全部列在失窃清册之内。
管库的教师沮丧得近乎绝望。“青年湖中学图书馆已不复存在，”他说，“因为在被抽去了灵魂和精髓之后，它只剩下了一个毫无价值的废纸堆。”
根据一切迹象判断，失窃的图书尚未被运出学校。
最主要的是他没有充足的时间。假设行窃者在午夜零时开始动作，那么到凌晨五时案发他仅有五个小时的时间。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或许再加上一两个同伙，要完成断锁、越墙、破窗以及翻检筛选图书和搬运等极其繁重的工作，已经十分勉强了。他没有时间再完成最后的运输工程。
这几乎是一个需要兴师动众的运输工程。把这么多书运出校外至少需要动用三四辆平板三轮车，用人力搬运则需用20个精壮汉子来回搬几趟。问题是他根本无路可走，校门一夜紧闭，而在黑灯瞎火、大雨滂沱的夜晚，绝无可能搬着书翻越一丈多高的围墙。
直到目前为止，窃犯和失窃的图书一定仍在校内，潜藏在一个隐蔽但绝不狭小的地方。
为了抓获窃犯，袁一平作了极其周密妥当的部署。
他自己亲自带领十条汉子把守校门，对任何一个携包出校门者实施搜检。另派保卫组骨干成员组成五个精悍的搜索分队，监控围墙，并对全校所有房间和一切角落进行彻查。
挖地三尺，上穷碧落下黄泉，一定要把他找出来，袁一平咬着牙说。
到下午6点，在对学校反复进行了梳篦式搜检以后，仍一无所获。图书和窃犯像烟似的消逝得无影无踪。
袁一平找到管图书库的教师，没头没脑地问：两千册图书是多少？
两千册就是两千册，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成是两千本。
不。我是问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数量概念。
一座小山。
晚9点，第一批失窃的图书终于被找到了。
保卫组的一个女同学在上厕所时发生了一点意外。
蹲了一会儿以后她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来了月经。初潮期，常常是猝不及防，搞得你很狼狈。她现在就有些尴尬，没带卫生纸。
她窘促惶乱地半站起身，前后左右毫无目的地张望，于无奈中想随便找点什么东西应付过去。
完全是无意识地，她发现了脏纸篓里隐藏着几本书。
这是收缴回来的第一批失窃图书，也是惟一的一批，仅四本。其中比较有价值的一本是解放前翻译出版的《十日谈》。
保卫组连夜对全校所有的厕所以及厕所里的每一张脏纸进行了认真的检查，但是再无新的收获。
这四本书为什么会出现在厕所里，而且是女厕所呢？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此，这批失窃的图书杳如黄鹤，神秘地、未留一丝痕迹地消逝了，在以后漫长的二十多年里，它们再也没有出现过。
26年后那本弥称珍贵的旧版《十日谈》仍在学校图书馆珍藏着，只是从不外借，特别是对学生。于是，关于它失而复得的传奇故事就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了下来。现在的学生称这本《十日谈》为“月经版”。
以后，学校对失去了精华的藏书室再也无心防卫，保卫组后来也因此而元气大伤，藏书室又相继遭到多次扫荡和洗劫。到动乱结束时，青年湖中学文革前馆藏图书已荡然无存，“月经版”图书成了硕果仅存的几本。
在下乡临走前的那个夜晚，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夜晚，袁一平是在教学楼五楼的藏书室度过的。
门上已经没有锁了，甚至也不必再上锁，因为没有防卫的价值了。他推开门，拉亮日光灯，惨白的灯光下，满目疮痍，一片狼藉。窗户大开着，呼啸的北风夹裹着沙尘扑进屋内，废页残张在风中悲凄地飘荡着。
袁一平关上窗户，开始收拾散乱扔在地上的破烂不堪的书籍。一边拍打着书上的尘土，抚平残卷的书页，他一边掉泪。
天色微明时，他走出藏书室。离去以前，他用自己带来的长长的铁钉把室门连同门框和墙体死死地钉在了一起。
他悄悄地走了。走出很远了，他又回过身来最后看了学校一眼，他相信自己还会回来。
（第二章第02节）
2
正如袁一平所料，失窃的图书当时没有来得及运出学校，甚至没有能搬运出教学大楼，而且就在五楼上。
但是与袁一平的另一个判断截然相反的是，行窃者不是什么江洋大盗，甚至连一般的作奸犯科之徒都不是。
这是三个弱不禁风、娇柔娟秀的女孩，高二七班的宣红红、申金梅和吴卫东。有意思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她们三个人正好是高二。七班共青团支部的三个支委。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取得了惊人成功的“飞越暴风雨”行动，在事前几乎未经任何设计或预谋，完全是几个女孩子的一次盲目性极大的冒险，随意得几如儿戏。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随意性的潇洒和愚笨任性形成的坚韧，才使得这次行动的成功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
高二。七班藏龙卧虎，绝对不乏江洋大盗和真正的犯罪天才。北京市黑社会犯罪集团的两位头号首领周奉天和陈成都是这个班的学生。现在，三个女孩初次出手就一举完成了这样大的制作，确乎令人瞠目。
据说，陈成在事后曾环绕教学楼里里外外的观察了好久，在对三个姑娘的这件作品反复把玩之后，不禁拍案叫绝、击节叹赏。他的评语是：大手笔，不可重复的，然而绝对具有典范性的经典之作。
甚至没有主谋。
在家里等着毕业分配，闲极无聊，宣红红到学校转了一圈，正好碰上申金梅。宣红红向申金梅借书看，申金梅没有。“你知道谁有？”宣问。申金梅用手往上一指：“五楼。”
五楼有藏书，这是学校里尽人皆知的秘密。
“事在人为，”宣红红说，“只要有书，就应该有办法弄出来。”
当然。申金梅说：“天下事，本无难易，为之，即易。”
两个人开心地笑了，当即决定上到五楼去实地考察一下。讨论时高门大嗓，完全不知道要保守机密。吴卫东听见了，不声不响地也跟着上了五楼。
当时，她们什么也没“考察”出来，只是一眼就看见了那两把巨型重锁。三个姑娘中最腼腆最怕事的是吴卫东，她用手拽了一下那条粗重的铁链，淡淡地说：“可以用钢锯条。”
于是决定用钢锯条。每天留一个人在学校，夜深人静以后上五楼锯铁链，轮番操纵，直到把两条铁链都锯断为止。
这就算是最后敲定了。
据说，在决心下定以后，三个女孩非常严肃地击掌为誓，每人背诵了一句最高指示以自励。
宣红红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申金梅说：“怕就怕认真二字。”
吴卫东说：“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这可以看做是一次誓师仪式。不雄壮，没有割腕血式的庄重豪迈，但却绝无戏耍成分，平淡散漫中包容着惊人的勇气和意志力。在既定目标达成之前，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准备再收回自己的决心。
这或许是因为她们都是共青团员，是那个动乱年代的共青团员？
整整锯了三夜。磨烂了三只手，折断了二十根锯条。
她们都不是训练有素的好操作工，甚至连操作中需往工件上洒水降温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