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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李严被调诸葛手下，真的对北伐的这个原始目的很重要吗？还是纯粹的借了北伐的名义，除掉一起被托孤的政治对手呢？曾经看见有段时间讨论李严地位以及本人是非的问题很热烈，我认为这些都是枝节问题，李严本身确实也不是什么好鸟，但他最后在诸葛亮手下范错被抓，是诸葛亮违背先主遗愿，用威逼和利诱调动原“俱受寄讬”“统内外军事”的李严做自己手下，并夺其兵权后面的事，不是因为李严先范了错被夺兵权，而是反之，诸葛亮借了北伐的借口先那样干的，所以后来李严的错误和本文无关，如果谁有本事证明调动李严，夺他兵权是北伐必须的，并产生了有利北伐和国家的结果，那样才能洗脱诸葛亮有借北伐除异己来集权的嫌疑。
2。树植亲信：如果诸葛亮真的象出师表里说的那样好听，要贯彻先主的遗志，先主明明有言“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诸葛亮却因为马氏兄弟是自己荆楚集团的亲信，“违众拔谡”，让他担任首次北伐的先锋人选。如果这件事还是和北伐有关而且诸葛亮当时不知道后果的话，那请问，借了北伐出师名义，要后主“宫中之事，事无大小，”对自己罗列名字的几个荆楚集团（没有一个东州和益州人士）亲信“悉以咨之，然后施行”，使后主完全丧失了一个君主应有的权利，这些和北伐的目的又有何干？是必须的军事行动吗？还是借了北伐的名义，在后主身边安置亲信的罗网呢？
有人会说：“让荆楚人贵重完全正确，皇帝刘备还是靠荆楚发的家呢。 作为外来政权，防止本地人染指高层是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 ”。这话不是很妥当，诸葛亮本身是绝对的靠荆楚发的家，而刘备的蜀汉政权，东州和益州人士也有很大的功劳，从国家利益和唯才是举考虑，刘备也曾对这些人士很倚重。而诸葛亮不顾先主的遗言“违众拔谡”，只重用自己的亲信荆楚集团，首先是违背了唯才是举的原则，很明显的存在着自己的私心。而诸葛亮所谓“亲贤臣”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荆楚集团人士，虽然后来证明的确都是贤臣，然换而言之，何宗、费观、王谋等人难道就不是贤臣了吗？而且他们都是位列九卿的官员，单就官阶论也要远高于这几位侍中、侍郎，不提他们，如果没有私心，全为国家利益的话，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
3。对皇帝颐指气使：诸葛亮借了继承先主遗命北伐的借口，竟说出“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话来，把自己所开之“府”等同于皇帝的宫廷，这是一个臣子应守的本分和礼仪吗？不管有无不臣不忠之心，至少诸葛亮在北伐的出师表里，动不动借先主“兴复汉室”的遗命，一副老子训儿子的样子，完全有违臣子之道。这样对君主的态度，是北伐的臣子要办好事所必须的吗？ 还有，曹操说他平了天下，自己的愿望最多称侯称个将军（不管真心假心，至少这么公开说了）而所谓“忠心”的诸葛丞相呢，还没打过什么胜仗呢，就公开宣称，如北伐成功，他能使皇帝回归旧都，“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九指加九锡），诸葛亮明着说出来的要官的野心，至少比曹操都大。如此狂妄的态度，实在有违一个臣子的本分之道，而这一切，都是在北伐的口号和借口下才能实施的。 有人会说，诸葛亮一向是被后人如朱熹、岳飞所推崇，已经成为了后世不少人的偶像，因此他对君主的态度和语气没有问题，是封建时代一个臣子应该对皇帝的态度，偶只能无言。我们应该看原始的史料，客观的分析，而不应该用一些后人出于自己的理想或政治目的造成的感情上的推崇来分析问题。诸葛亮作为出生低微，又位极人臣，是中国古代唯一在生前和死后都享有完名的权臣，如果用对偶像推崇的态度来说事，那后世出于政治目的被推崇的关羽也伟大的丝毫说不得喽？所以偶认为，还是客观冷清的看待三国志等史料的原始记载，不要用后人的一些说法和习惯思维作论据。 4。大败后再次动兵以恢复爵位：如果诸葛亮首次大败是真心的忏悔和贬职，为何还“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这件事姑且算诸葛亮自认除了他自己，他人均无能北伐，而为北伐才不放权的话（“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
那么试问，在首次遭受失败后，不认真吸取失败教训，不注重战争后国家人民需要修生养息的需求，没有好的战前准备以及明确的作战计划，诸葛亮又在同年冬天，匆忙的发动第二次北伐，这又不是乘胜追击，古往今来，实在是少见这样大败後急迫频繁发动第二次战争的事例。 如果不用为捞取功劳，以堵众人之口尽快恢复自己的职位，这样的动机来解释如此行为，还有什么明的理由能解释这样匆忙的发动下一次战争的动机吗？最后这次北伐因粮尽无功而返，说明准备不足，正是因为作战准备的时间仓促，动机不纯才造成如此劳民伤财的结果。 北伐还于旧都的口号和所谓气魄，是需要发动每一次战争时，详细的战略计划支持的，诸葛亮在这之前到有很像样子的隆中对，可到自己真的带兵时（刘备在时除了一次进益州，诸葛亮基本没有多少带兵打仗的机会）除了第一次稍微像点样，后来的所谓“北伐”却从未见分兵几路，先攻哪里後攻哪里，准备多少天攻下（准备粮食），这样最基本的作战计划，纯粹是骚扰式掠夺一些人口，暂时占领几个城市。有人会说弱小的蜀国如果不持续主动进攻，就会马上被魏国消灭，但史实告诉我们，诸葛亮死后北伐曾经中断，蜀国还是完好的存在了二十多年，可见诸葛亮骚扰式北伐，是立国必须的理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军权是权力之本，诸葛亮虽已执行政大权，在北伐的过程中却可以全集刘备本没全授的军权，而有了完全的军权（剥夺李严等其他政治对手的独立带兵权）才能保证权利巅峰的稳固。如果说第一次北伐，诸葛亮除了意图调李严，想集军权外，其他的确实还有为国立功之心，那后来多次没有明确战略谋划的“骚扰”式北伐，则大都是他为了集权和树立威信的意图捞功，不论国家及人民是否得利益与能否承受，而搞的“政绩工程”，为了维护自己的集权，他必须跟着、而不是驾御着北伐这辆战车向前冲下去，因为他此后的政治生涯和北伐已经紧紧地捆在了一起。
通过上面对诸葛亮相关行为的分析，诸葛亮这样谨慎的人，为何会如此不顾国家实际的利弊和承受力，这么不谨慎的一次次发动战略目的不明确的战争，原因恐怕只有用他希望在战时状态中保持和享受集权，并希冀获取和他地位相当的功名，这样完全凌驾于国家人民利益之上的纯个人出发点，才能解释得通。虽然在一次次北伐的集权中，他已经“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但却始终没能安心。同时，他需要不断行使权利维护自己已有的地位，需要“功名”增加自己地位的说服力。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分析，诸葛亮这样聪明的人，怎么会老干那些“劳师动众，伤民伤才”，对国家来说又不得多少好的事，就能解释得通了，诸葛亮北伐这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行为，是他要那样坐在位置上被逼而成的。
有人会问，诸葛亮在刘备刚死后，就已经开府治事，“事无巨细，先决于亮”，已经有了大权，他还有必要通过一次次的北伐，来集权吗？
其实不然，诸葛亮掌权之初，重要的人事任命在第一次北伐时未必完全具备，诸葛亮正是借了北伐，牢牢的掌握了刘备并未全授的军权，才有了对皇帝颐指气使的特权。而且行使权力本来就是一个享受，那些曾有权的有几个想得开愿意歇下来。为何以前的那些老红军，七老八十的还不愿退下来？就想着整天没事找事，诸葛亮不断骚扰式的北伐，而且打二十的小事都要亲自决定，难说不是享受在军中“指挥”的特权。而且军权是保持政权的更本，诸葛亮只有通过一次次北伐，牢牢抓住军队，才能保持他权力巅峰的地位。 当一种过度的集权，失去制约，就会出现个人利益和意志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基础上的“政绩工程”的普遍情况。作为诸葛的侄子诸葛恪，后来劳师动众，北伐攻打新城，也是出于差不多的情况，正因如此，他才会炮制出《後出师表》（已有历史专家考证）来，因为他和诸葛亮一样，把北伐不是作为真正的目的，而只是作为个人权利上的砝码，只是诸葛恪的运气不好，或水平不及老叔，北伐大败不算还搞不定内部的反对者，要是他也学学老叔，用向宠这样类似的手下，取代掌管宫廷的孙氏警卫军，还有失败后需要假装自贬几级，这些方面，如果他能像老叔好好多学学，最后未必会身败名裂。这方面讲诸葛亮确实是伟大的政治家，无人能及。 同样，后来的姜维也有类似倾向，如果不搞个“九伐中原”他的大将军的职权和作用价值又如何体现？类似的，把个人的政治生命建立在国家利益基础上，为了所谓表面的“政绩”不顾实际的情况，更甚至不顾伤害国家和人民，这样的事到我们现代社会还在发生，这是集权下的必然产物，不见前几年，一些地方搞得“数字工程”“政绩工程”最后弄等财伤民怨，从深层次而言，不都是接了诸葛亮和姜维的衣钵了吗。
我们现在反视两千年前，用诸葛亮的行为和结果，分析他潜在的动机，可以让后世的人，更明确的认识到集权的危害，只有以诸葛亮，诸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