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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低的价格完成，并且通过光纤电缆即刻发给客户，各种工作机会自然会转移到那里。
但是这些比较优势只会带走某些种类的白领工作——那些可以缩减为一套规则、程序和指令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诸如基本计算机编码、会计、法律研究和金融分析等左脑控制的工作正不断转移到大洋彼岸。与此同时，这也揭示了本土公司和员工——能设计整个系统的程序员，可以担任理财咨询师的会计师，更擅长交易艺术而非Excel 表格的银行家——仍拥有大量非程序性工作机会的原因。
“既然国外能以更低的成本完成左脑控制的工作，”平克称，“我们美国人就必须更好地完成右脑控制的各种工作。”对我而言，这是最关键的一点：20世纪，机器证明它们可以取代人类臂力。21世纪，科技证明机器可以比人类左脑表现更好——它们可以比拥有最高智商的人更好、更快、更精确地完成排序、简化和计算工作。（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就曾在和计算机的象棋对决中败下阵来……）
为了能在这个时代更好地生存下去，我们需要用。高概念。（high concept ）
和。高接触。（high touch）的天资来补充已经相当发达的高科技。高概念包括创造艺术美和情感美的能力，发现特点和机会的能力，撰写令人满意的叙述文的能力和创造发明的能力，高接触包括换位思考的能力，理解人类交往精妙之处的能力，寻找自身快乐和给别人带来快乐的能力，以及在探求目标和意义的过程中超出日常范围的能力。
培养这种高概念、高接触的能力对任何人来说都绝非易事。在一些人看来，这似乎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其实根本不用担心（或者至少不必那么担心）。这些最重要的能力基本上都是人类特有的品质。在南美的大草原上，住在洞穴里的人类祖先并不知道怎样将数字填入电子数据表，也不会排除程序代码中的错误。
但他们却在讲述故事，进行换位思考和从事发明创造。这些能力一直都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只不过在进入信息时代后，我们的很多高概念、高接触的本性都已经像肌肉一样萎缩了。现在的挑战是将它们恢复原状。
但是你怎么培养右脑的各项技能呢？你应该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或者至少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你的右脑会无形中产生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能轻易被重复、自动化或外包的。正如平克所说得那样：“现在来看，最重要的能力往往体现为人们处于内在动机所做的事情。很少有人在内在动力的推动下成为会计师，但这种动力却是推动人们成为创造者、换位思考者、设计师、讲故事者、律师和咨询师的关键因素。周末会有会计师在车库里画水彩画，会有律师写电影剧本。
但我可以担保，不会有雕刻家周末从给别人计算税收中取乐。换句话说，人们出于爱好所做的事情和出于经济利益所做的事情之间的重合支出越来越多。“平克因此得出结论称，当你听到父母或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者告诉你”去做你热爱的事情“时，他们并不是故意讨你欢心，他们是在教给你生存战略。
大号和试管现在让我们再退后一步来看这个问题。如果新兴中产阶层的工作要求你成为一个优秀的合作者、操作者、改编者、解释者、综合者、模型建立者、局部化者或者个性化者，并且要求你学会如何学习，在工作中具备好奇心和热情，同他人友好合作并且培养右脑的技能，这些对教育又提出了什么具体要求呢？
我不是教育家，因此我只能十分谦恭地谈论这个问题。不过，作为一名记者，我可以报告的一点是，有许多真正的教育家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让我深受感动的是，很多大学为了给新兴中产阶层设计“合适的教育”已进行了大量试验。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将把注意力集中在一所大学上——位于亚特兰大的乔治理工学院。
韦恩。克劳福（G。Wayne Clough）是这所大学的校长。他表示，在平坦世界中重新思考教育问题完全是出于必要。克劳福1994年接任校长，他告诉我：“20世纪60年代我作为一个战战兢兢的新生来到这所学校。他们对新生进行军训并告诫我们，‘看看你的左边，再看看你的右边，你们当中只有一个人能毕业’。”乔治理工学院当时的录取制度并不像今天这么严格，但采用的是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原则，并且完全以在校学习成绩为评判依据。正如克劳福所说得那样，这是一种非常冷酷的社会和学习环境——没有什么乐趣可言。即使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所学校的毕业率也只有65％。很多学生之所以没能完成学业，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课程和学习环境都黯然乏味，他们认为学校根本不将学生的成功当回事。
克劳福就任校长时的观点是，美国迫切需要更多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因此他的学校担负不起1/3 的学生不能毕业的代价。他认识到，只有通过提供恰当的教育，而不仅仅是更多的教育，“才能让更多的学生申请这所学校，才能让更多的学生毕业”。
克劳福通过回想自己做工程师时的经历来反思乔治理工学院的治学方针。他感觉到，自己这些年来曾经合作过得最好的工程师并非是工程系最好的学生。
“他们知道怎么创造性地思考问题，”他说，“他们当年可能不是最擅长运算微积分方程式的学生，但他们确实能将要运算的方程式界定得最好的学生。 。他们通常都是很有个性的人，他们身上都有些无形的东西。”
随着克劳福任职时间的增加，他注意到“很多有才能的学生感兴趣的对象不是他们在教室里学到的内容，而是一些富有创造性的东西”——电影制作、音乐制作或者其他不平常的爱好。“和这些学生谈过之后，我发现他们都是很有趣的人。我开始想，‘让校园里有更多这种类型的学生岂不是一件好事？这会让校园更有趣，并且有助于那些兴趣单一的学生全方面发展’。”
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克劳福逐渐改变了乔治理工学院的招生政策。
他让招生办公室在招收工程系学生时，重点录取那些会演奏乐器、参加过合唱团或其它团队活动的学生。“这样做的原因是，那些拥有其他兴趣爱好的人往往善于沟通、更爱交际、在需要帮助时能更容易寻求到帮助并乐于帮助他人，能统揽全局。 。能将不同学科和领域的事物综合到一起。”克劳福说，结果是：如今乔治理工学院50％ 以上的新生都会演奏乐器或参加过某种类型的音乐团体——以至于克劳福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校园里建成更多的音乐厅。他开玩笑地说：“我创造了一个怪物。”他还创造了更多的毕业生。毕业率从他接任校长时的65％ 上升至2005年的76％ 。 他们是不同类型的毕业生。
“学生的回应也棒极了，”克劳福说，“选修音乐课学生数量已大为增加。
过去我们几乎没有室内合唱团，现在我们有一打以上。过去我们学校也没有室内乐队（一种小乐队），现在我们有5 个。我们还有电脑音乐合成团队、爵士乐团队以及虚拟的机器人鼓手。“虚拟的机器人鼓手——只有在这种理工大学才会有！
与此同时，克劳福告诉我，乔治理工学院也在组建大乐队（比如行军乐队和交响乐团），参加人数和组建规模都十分可观。一些小规模团队（比如合唱俱乐部）也已大量增加。伙计们，我们是在谈论乔治理工学院，不是朱莉亚（Juilliard ）
乐队。“有太多的学生在寻求参与机会，”克劳福补充说，“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将校园里一所破旧中学的教学楼改造成了我们音乐楼，将一座老式教堂的大厅当成一些歌唱团的训练场。
我们还为学生创造了用于锻炼才艺的更为随意的场所，比如新建学生中心的舞台。“克劳福让乔治理工学院处处充满歌声的努力在1996年得到了外力的支持。当时这所学校被选作奥运村，为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的运动员提供休息场所。乔治理工学院的乐队指挥被选作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乐队指挥。奥运会结束后，乔治理工学院被告知可以半价购买奥运会期间乐队成员使用过的各种乐器。”于是我们的乐队规模一夜之间就扩大了一倍，“克劳福说，”这也是让我们走上正轨的推动力量之一。真是棒极了。因为这次机会，我们的行军乐队现在已拥有24个大号。
很少有学校拥有24个大号，下次看保龄球比赛的时候，你可以核对一下。“
很少有重点理工大学的校长以夸奖他们试管器材的方式炫耀他们的大号。但是克劳福有理由这样做，因为据我猜测，通过让乔治理工学院处处充满歌声——通过给本科教学系统增添对用户友善的特点，通过让该校学生更容易地获取海外教育——它不仅培养了更多工程师，而且是更多为社会需要的工程师。
克劳福称：“会演奏乐器的人或参加过乐队的人通常都更会社交——他们并不是只埋头于工作。”他补充说，这种人更能总揽全局、高屋建瓴、综合不同领域的相关知识。比如说，通晓光子学（将太阳光转化为电）的工程师将成为最为抢手的人才。
这要求学生必须接受过基础工程学、化学工程学、电工程学等相关培训。一家大型工程公司主管最近对克劳福说：“不要给我送来只会操作电脑来完成工作的工程师。这种工作都将被我外包到印度。我需要的是适应性很强的工程师——他们可以跨学科思考问题。”
乔治理工学院的计算机学院采纳了上述治学方略，并将它们转化为具体的课程。
网络泡沫破裂后，该学院的入学率开始大幅下降。曾任惠普公司首席技术馆的院长李奇。德米洛（Rich DeMillo）指出：“当时每个人都读到了大量工作流失到印度和中国的文章。家长们关心的首要问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