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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永远达不到那些和尚们的境界，但是我愿意追随、学习。
五
离开雪窦寺已经二十多天了。似乎在和以前一样的生活。不打坐，不参禅，亦不去寺庙。鱼汤肉汤照样喝。但变化在心里。
总记住一句话：修行就是修正行为。所以总能发现自己的行为应该修正之处。比如私心杂念太多，火气太大，能负重而不能忍辱，等等。便时时警惕，别再重蹈覆辙。结果，笑的时候比以前更多，焦躁上火的时候大大减少。眉心处两道平添“英气”的竖纹，渐渐地淡了。二十多天来，心无旁骛，只读经书，虽然仍表现出书生的迂腐，但我对自己的选择是认真的。我一定要弄懂自己不明白的问题，不能赶时髦，随大流。
前几天，读六祖坛经，处处字字叫我“明心见性”，我执执拗拗地追求，也不见心在哪里，性在哪里，很有点急，便请教一位学佛的同事，六祖所说是不是太玄了？他笑着说，你这是在参禅啊！既如此，你不妨照此想下去，想到尽头，便是悟，这叫“思维修”。我将信将疑，就执拗下去。一天，想着想着，突然想起多年前反复作过的一个梦来。我梦见自己走在一条河边，河很宽，岸也很宽，河水静我也很静。多少年过去，梦境依然鲜活，因为我一直没明白那是一条什么河，何以无人迹声音，又无水纹波涛？现在，我却突然找到了解梦的钥匙，那不就是我和我的影子吗？那河是我的自性，那岸上走着的就是离开了自性的影子。我何不将影子抛进河里，化为河水，与河融为一体？那样，河也不见、我也不见、岸也不见了。便不需要再寻找什么，不要船，不要桥，不要救生衣。我在河里，河在我里，宁静浩渺，川流不息，岂不就是大自在了？想到此，泪如泉涌，心大欢喜，一连声地念“南无阿弥陀佛”，数十声，数百声，无暇去计。我将感受告诉那位学佛的同事，他说“恭喜恭喜”。
真的值得恭喜吗？我可是一个多月未写一个字了。好像进入了冬眠期，前不久，在一家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小文，文章的最后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一位久未联系的老友便写信来责备：“一个关心人民的作家”去念阿弥陀佛了，真是奇迹！倘使他知道我现在的状况，又会怎么想呢？只好由他去了。扪心自问，内心的关怀未曾减少，肩上的使命也未曾减轻，容纳和承担烦恼的心力倒是增大了不少，所以，在这篇长文的结尾，我还是要念一声：阿弥陀佛！
1995年4月15日
最初的晚餐
作者：陈忠实
陈忠实（1942—），西安市东郊人。著有长篇小说《白鹿原》等作品。
想到这件难忘的事，忽然联想到“最后的晚餐”这幅名画的名字，不过对我来说，那一次难忘的晚餐不是最后的，而是最初的一次，这就是我平生第一次陪外国人共进的晚餐。
那时候我30出头，在公社（即现今的乡政府）学大寨正学得忙活。有一天接到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即省作协）的电话，通知我去参加接待一个日本文化访华团。接到电话的最初一瞬就愣住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穿什么衣服呀？我便毫不犹豫地推辞，说我在乡村学大寨的工作多么多么忙。回答说接待人名单是省革委会定的，这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这就意味着不许推辞更不许含糊。
我能进入那个接待作陪的名单，是因为我在《陕西文艺》（即《延河》）上刚刚发表过两个短篇小说，都是注释演绎“阶级斗争”这个“纲”的，而且是被认为演绎注释得不错的。接待作陪的人员组成考虑到方方面面，大学革委会主任、革命演员、革命工程师等，我也算革命的工农兵业余作者。陕西最具影响的几位作家几棵大树都被整垮了，我怎么也清楚我是猴子称王的被列入……
最紧迫的事便是衣服问题。我身上穿的和包袱里包的外衣和衬衣，几乎找不到一件不打补钉的，连袜子也不例外。我那时工资39元，连我在内养活着一个5口之家，添一件新衣服大约两年才能做到。为接待外宾而添一件新衣造成家庭经济的失衡，太划不来了。我很快拿定主意，借。
借衣服的对象第一个便瞄中了李旭升。他和我同龄，个头高低身材粗细也都差不多。他的人样俊气且不论，平时穿戴比较讲究，我几乎没见过他衣帽邋遢的时候。他的衣服质料也总是高一档，应该说他的衣着代表着70年代中期我们那个公社地区的最高水平。“四清”运动时，工作组对他在经济问题上的怀疑首先是由他的穿着诱发的，不贪污公款怎么能穿这么阔气的衣服？我借了一件半新的上装和裤子，虽然有点褪色却很平整，大约是哔叽料吧我已记不清了。衬衣没有借，我的衬衣上的补钉是看不见的。
我带着这一套行头回到驻队的村子。我的三个组员（工作组）经过一番认真地审查，还是觉得太旧了点，而且再三点示我这不是个人问题，是一个“政治影响”问题，影响国家声誉的问题……其中一位老大姐第二天从家里带来了她丈夫的一套黄呢军装，硬要我穿上试试。结果连她自己也失望地摇头了，因为那套属于将军或校官的黄呢军装整个把我装饰得面目全非了，或者是我的老百姓的涣散气性把这套军装搞得不伦不类了。我最后只选用了她丈夫的一双皮鞋，稍微小了点但可以凑合。
第二天中午搭郊区公共车进西安，先到作家协会等候指令。《陕西文艺》副主编贺抒玉见了，又是从头到脚的一番审视，和我的那三位工作组员英雄所见一致：太旧。我没有好意思说透，就这旧衣服还是借来的。她也点示我不能马虎穿戴，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国家影响政治影响”的大事。我从那时候直到现在都为这一点感动，大家都首先考虑国家面子。老贺随即从家里取来李若冰的蓝呢上衣，我换上以后倒很合身。老贺说很好，其他几位编辑都说好，说我整个儿都气派了。
接待作陪的事已经淡忘模糊了，外宾是些什么人也早已忘记，只记得有一位女作家，中年人，大约长我10岁。我第一眼瞧见她首先看见的是那红嘴唇。她挨我坐着，我总是由不得看她的红嘴唇，那么红啊！我竟然暗暗替她操心，如果她单个走在街上，会不会被红卫兵逮住像剪烫发砍高跟鞋一样把她的红嘴唇给割了削了？
那顿晚餐散席之后我累极了，比学大寨拉车挑担还累。
现在，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常常接待外宾并作陪吃饭，自然不再为一件衣服而惶慌奔走告借了；再说，国家的面子也不需要一个公民靠借来的衣服去撑持了；还有，我也不会为那位日本女作家的红嘴被割削而操心担忧了，因为中国城市女人的红嘴唇已经灿若云霞红如海洋了。
1995年1月3日
王府大街64号
作者：雷达
雷达（1943—），甘肃天水人。文学评论家、散文家。著有文学评论集《民族灵魂的重铸》，散文集《雷达散文集》等。
最近，我到王府大街64号去过一趟。
这其实是老门牌，现在早不这么叫了，这里曾是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的旧址，人称“文联大楼”，多年前也早改为商务印书馆的办公地点。我去干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受一股莫名力量的驱遣，我踽踽地登上一楼半的台阶，轻轻地推开那扇久违了的大门。门开的一瞬，我几乎有点晕眩。我很害怕地窥探着，寻找着，希望它最好面目全非，不再是什么小礼堂。但它好像还是礼堂的模样，格局未变，新主人连起码的装修也没搞，一股熟悉的陈旧的气息扑面而来。大厅里没有人，很空旷，我甚至觉得很荒凉。蓦地，我的耳畔响起了怒吼声，咆哮声，然后，是什么东西重重地摔在地上轰地一声巨响。我赶快逃也似地返身跳下楼梯，冲出大门，直冲到繁华的大街上。大街平静如故。车流和人流无知无觉地移动着，像无始无终的时间。但这并未减却我的紧张，我的心还在卜卜地跳。
到底怎么了？我模糊意识到巨响声属于幻觉，且来自遥远的时空，但我还是条件反射似地惊跳起来。我试着整理自己的思绪，好久才平静下来，想起了与这座礼堂连带的好多往事，还有那巨响声的由来。
我是1965年分配来这里的，那年我22岁。还在学校图书馆翻杂志的时候，我就感到惊讶，为什么好多权威性的文艺刊物，像《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剧本》、《戏剧报》，还有《人民音乐》、《曲艺》、《民间文艺》等等，编辑部的地址一律标着“王府大街64号”？那个年代刊物寥寥，能将如此多的精华汇聚在一起，那该是何等堂皇而神秘的所在？我想象出入那里的人士，定然个个气度不凡，多少有名的作品曾从他们的手中发出啊。对一个僻处大西北，读着中文系，做着作家梦的学子来说，真是心向往之，却又仰不可攀。然而，造化弄人，怎么也没想到，我本人的毕业分配，报到地点竟就是这王府大街64号。
其实我最终并未真正分到这座大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