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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颜色的玉非常难得，眼下贵得不得了。我送她这个，感谢她帮我出狱。
然后你猜我发现了什么？那天杜阿姨和我一起出门去市场的时候，她对我说，“别再送礼物给胡兰了，匡安不想让你提醒他帮过你。”
我对杜阿姨说：“他真是个好人，大好人，我知道。可我想我送耳环给胡兰，他该感到骄傲才是。”
“不要送了。”杜阿姨严肃地说。
“阿姨，”我说，“他们只是出于客气推辞一番。”
“或许胡兰是这样，可匡安不是的。”然后她告诉我，匡安一个月前来找她，当时我还在监狱里。他很慌乱，很不好意思，原来他的那位同学不想见他，连走出办公室打个招呼也不肯。他不敢告诉胡兰，他的朋友嫌他来头不大，不想见他；他无法帮她的朋友出狱。
“我不好意思告诉我太太。”他对杜阿姨说。
于是杜阿姨就说：“不要再想这件事了。”
“他没帮我？”我问。
杜阿姨摇摇头。“他当然想帮。可结果，是我自己跑到衙门去的，”她说，“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只不过花了几天工夫想一想。你瞧，现在上海乱糟糟的，谁在那儿管事呢？我就告诉牢头，你有个在共产党里当大官的亲戚──名字嘛，不能告诉你。可我跟他们说了，‘下个月要是共产党进城，发现江雯丽还在坐牢──哎哟！’”
“你是这么说的？”
杜阿姨笑了，“你瞧什么是权力，不就是把别人的害怕捏在自己手中，给他们瞧瞧！再说，兴许还真有此事哩。说不定花生和小俞她妈现在已经成了大共产党了，谁说不是呢？”
杜阿姨要我答应不告诉胡兰。你瞧她是位多好的老太太啊！她要胡兰为匡安感到骄傲。她说，不管怎样，匡安也费了心。她不想让大家知道她是真正的大英雄。只有我知道，对她来说这就够了。
尽管如此，还是有好多次，我不得不咬住舌头。海伦老是说，“现在我要你报恩了。”我明白她说的报恩是什么。亨利也知道，但方式不一样。可我也知道──又是另外一种方式。有时她要得很多，就像那一次，她要我把她弄到美国去，那是在1953年，当时她和你亨利舅舅已经逃到台湾。她向你父亲和我要了好多钱。我怎么说呢？──“我其实不想送你耳环，还我吧。”
不管怎么说，大多数时间我还是很高兴她在这儿，亨利也在这儿。他们的心是好的。我气的是海伦好像什么都知道的样子。现在你明白了吧，其实她什么也不知道。
出狱后第二天，我给吉米写了封信。我说我在等他给我回音。我该来呢？还是等他来带我？我把信读了一遍，又撕了。
我想起这半年来他信里的口气变了。他还是管我叫他的小夫人，可他不再为了对我的伟大爱情写上满满的三大张了。好像两张是写对我的爱的，还有一张是写对上帝的爱。过了几个月，一张写给我，两张写给上帝。
所以我写了一封短信。我说我已经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我说，上海大变样了，比你想象的还要大。我说共产党要来了，国民党已经撤了。
我把这封信寄出了。我决定等。我把我的打算告诉杜阿姨。她马上说，“什么？你打算什么也不干，就这么等下去？难道你只学会了站水泥地？眼下有机会走的人都在拼命地抓住这种机会。！，她把我从椅子里拉起来。“我们这就上电报局去，”她说，“要不然，你这信要过半年才能到他手中。到那时他再回信又有什么用？
你所有的机会全失去了。”
我们到了电报局，好不容易才在排着的长队里挤了一个位置。好像人人都在发加急电报，都是十万火急。我们等了三四个钟头，总算挨到了前面。我手里拿着吉米的地址和电文纸：“已出狱。准备来。
请回电。妻，江雯丽。”
我把纸递给发报员。她看了一下，然后说，“不，不能这么写，不够急。你必须说，快，我们马上要来了。”
我寻思，什么人会跟我说，我得在电报上再加几个字呢？我仔细瞧瞧这个微笑着的发报员。你猜她是谁？王贝蒂！漂亮贝蒂！
她没死在南京。她解释说就在我离开的那天，我的四百元钱汇到了。她不能把它退回去，于是她就用这笔钱跑到上海来了。现在她有个儿子，已经有十一个月了，又聪明又漂亮。
我们不能老在嘈杂的办公室里谈话。于是她就跟我说，电报她会给我发的──加上她建议的那些话，叫吉米马上回电。
“他的回电一到，我马上就送到你家里去。”她说。
过了两夜，她来了。我拿起电报进了房间，关上门。我在发抖，然后我的颤抖又消失了。我有一种预感，我根本不需要打开电报知道答复。我知道我的命运，我的劫数，上帝的旨意。
电报说：“赞美上帝。美国公民吉米·路易的妻子江雯丽（雯妮·路易）的手续已办妥，汇出文件和七百美元。速离。”
第二天我们去黑市变卖了我的一些金银首饰，然后我和杜阿姨就去办签证。没想到那地方比电报局还糟！人们都挤在一起，口中大喊着，手里挥舞着钞票，冲到前面去打听消息。传闻是一个接着一个。
离境的规定在不断变更。要是你回不了中国，得有三个国家担保。我有一个担保国美国，但还得再有两个。那天有人说，有点松动了，或许再有个法国就行了，我记不清了。不管怎么说，我付两百美元买了一个第二国的担保。现在我只要再找一个就行了。第二天我再去，要我的文件。那个男人告诉我，“这个第二国可以担保只是个谣言。很抱歉，现在这谣言已没有了。”这样我就白白丢了两百美元。
我记不清等了多久才又找到一个第二国，接着再找第三国，前前后后加起来大概花了两星期。这段时间里，我真是紧张得要命，出了一身疹子，大腿肌肉也开始上下跳动，好像有个小蜘蛛想出来似的。
漂亮贝蒂不得不发了许多电报给吉米，说明滞留的原因。最后我的文件总算全办妥了。但我还是需要一条出去的路子。
我买了三张票。第一张是黑市的机票，在十天后的5月15日飞旧金山的，第二和第三张是合法票，一张是5月27日到香港的，另一张是6月3日到新加坡的。我有三个机会。
我告诉杜阿姨，不管哪张票留下来了，她都可以去卖掉或用掉。
杜阿姨说，以后再说吧。胡兰已经说过她不想离开，她想把孩子生在中国。你也许会认为这是个傻主意，可我知道其他人也都是这么想的：生在中国或埋在中国，这是很重要的。胡兰认为，只要有孩子，她总有时间决定去留，没有问题。当然她想错了，她后来费了不少周折。要不我干吗还得帮她呢？
这样一切都办妥了，只有一件事，这是我干的最后一件傻事，我还想和文福离婚。这是我的骄傲，我不知道干吗老是去不掉这念头。
人都要去美国了，干吗不能把一切全忘了？但当时，我认定，不把这最后一件事了结，我心里是永远不会舒坦的。
我认为我不是在意气用事。我有证明我被错判的文件，我有签证和电报，证明我是吉米·路易的妻子。再说我还有一个计划，一个谨慎的计划。事情就这么进行了。
王贝蒂发了个急电给文福：“文福先生和太太：今有贵重包裹一个，需您两人签收。请于5月10日下午两点，随带电报和印章到广西路电报局包裹处认领。”
你想这个贪婪的家伙肯放过这个机会吗？两点钟，他果然准时到了，还带着他的新女人，两人急急忙忙冲过排着的长队。我和胡兰、杜阿姨就站在后面的办公室里瞧着。王贝蒂拿着纸条，转身去找包裹的时候，朝我眨眨眼。她把包裹放在柜台上，要他们在回单上签字。
可他刚想签，她猛地把回单抽回，看了一下名字。“文福？”她用一种怀疑的口气说，“好些年前我不是在南京认识你的吗？你不是已经和江雯丽结婚了吗？”
文福眼睛盯在包裹上。“现在不是了。”他说。
“那么，这是你的太太吗？”王贝蒂问，看看站在文福身边那个看上去很霸道的胖女人，“我不能把这包裹给任何人，除了文福和他的合法妻子。”
“这就是我的妻子。”他不耐烦地说，“我已经和那个人离了。”
“当然，我是他的妻子！”胖女人说，“你是谁，有什么资格向我们提这个问题？”
这当儿，我冲了出来，杜阿姨和胡兰也跟在后面。“你承认了！”我大吼道，“现在我们有证人了。”这间拥挤的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转过头来张望。
文福盯住我，好像活见了鬼。
我把离婚证书递给他签字。一切都写得清清楚楚，我和文福从1941年起就已经离婚，是在昆明办的。他声明我不是他的妻子，我声明他不是我的丈夫。底下是三个签章：我的、胡兰的、杜阿姨的。
“你签这儿。”我说。
那胖女人不高兴见我，我看得出。她说，“你们玩什么花招？”
“不是花招，”我说，“他签不签，我无所谓。我手头有张法院文件，证明我是被错判的。再过一个星期，我就去美国，做另一个人的妻子了。但没这张纸，你在中国就没有合法地位，你只能做他的小老婆，永远没有地位。”
电报局里的人全都笑了。这女人气得要命！
“签了，和她一刀两断吧。”她对文福说。他一动不动，一直没跟我说话，一直用他那副丑态盯着我。但随后他笑了，笑得越来越响，越来越难看。他狂笑着签了字，盖上他的印章。
他摊开双手说，“好了，一切都了断了。”他把纸递回来，然后他看看四周，管自己一个人笑。那女人哼了一声，抓起柜台上的包裹，两人走了。
你瞧他的新女人多傻呀！那包裹里装的是我早上捡来的干驴粪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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