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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洪泰岳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金龙，与县里、市里的领导建立了亲密关系，为他后来的发达富贵铺平了道路。我当然也看到了那棵曾把树杈垂到我的圈舍里的老杏树，尽管我的圈舍已经不存在。当年我趴着睡觉或者想入非非的地方，现在种植着落花生。我猛地站立起来，前爪扶住那两条我当年几乎每天都扶的树权。这动作，让我分明地感受到，我的身体比当年庞大了，笨重了，由于长期不做人立状，这一技巧，也明显地生疏了。总之，这天晚上，我在杏园里徘徊游荡，故地重游，心中不时涌起怀旧情绪，而这种情绪，说明我已经进入了中年。是的，作为一头猪，可以说我已经饱经沧桑。
我发现，当年的两排供饲养员工作和居住的房屋，已经改成了养蚕房。我看到养蚕房里电灯明亮，知道国家的电流通到了西门屯。我看到在那层层叠叠的蚕架前，白发苍苍的西门白氏在弯腰工作。她端着用剥了皮的红柳枝条编成的畚箕，畚箕里盛着肥厚的桑叶。她将桑叶洒向白花花的蚕床，立刻便有细雨般的声音响起。我看到你们结婚的洞房也改成了蚕房，这说明，你们此时都已经有了新的住处。
我沿着屯中那条拓宽了一倍、并铺敷了沥青路面的道路西行。街道两边那些低矮的泥墙草屋不见了，一排排同样高度、同样宽度、整齐划一的红瓦房出现了。在路北边一座二层小楼前的一片空地上，大约有一百余人，多半是老婆孩子，围着一台二十一英寸的日本产松下牌电视机，观看一部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那是一个手指和脚趾间生有蹼膜的英俊青年的神奇故事。他能够像鲨鱼一样在水中优雅地游泳。我看到西门屯的老婆孩子聚精会神地盯着那小小荧屏，并不时地发出“啧啧”的感叹声。电视机安放在一张紫红色的方凳上。方凳安放在一张方桌上。方桌旁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胳膊上套着一个红色的、写着“治安”字样的袖标，双手拄着一根细长的木棍，面对着观众，目光犀利，仿佛一个监考的老教师。我当时不知道他是谁——“伍方，富农伍元的大哥，原国民党第五十四军军部电台上校台长，1947年被俘，解放后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发配大西北劳改，不久前被释放回家，因年老失去劳动能力，家中又无亲属照顾，享受‘五保户’待遇，并每月从县民政部门领取十五元生活补助……”我插言道。
连续几天来大头儿的讲述犹如开闸之水滔滔不绝，他叙述中的事件，似真似幻，使我半梦半醒，跟随着他，时而下地狱，时而入水府，晕头转向，眼花缭乱，偶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但立即又被他的语言缠住，犹如被水草缠住手足，我已经成为他的叙述的俘虏，为了不当俘虏，我终于抓住一个机会，讲说这伍方的来龙去脉，使故事向现实靠拢。大头儿愤怒地跳上桌子，用穿着小皮鞋的脚跺着桌面。住嘴！他从开裆裤里掏出那根好像生来就没有包皮的、与他的年龄显然不相称的粗大而丑陋的鸡巴，对着我喷洒。他的尿里有一股浓烈的维生素B 的香气，尿液射进我的嘴，呛得我连连咳嗽，我感到刚刚有些清醒的头脑又蒙了。你闭嘴，听我说，还不到你说话的时候，有你说话的时候。他的神情既像童稚又像历经沧桑的老人。他让我想到了《西游记》中的小妖红孩儿——那小子嘴巴一努，便有烈焰喷出——又让我想起了《封神演义》中大闹龙宫的少年英雄哪吒——那小子脚踩风火轮，手持点金枪，肩膀一晃，便生出三个头颅六条胳膊——我还想到了金庸的《天龙八部》中的那个九十多岁了还面如少年的天山童佬，那小老太太的双脚一跺，就蹦到参天大树的顶梢上，像鸟一样地吹口哨。我还想到我的朋友莫言的小说《养猪记》中那头神通广大的公猪——老子就是那头猪——大头婴儿回到他的座位上，气势汹汹但又颇为得意地说。我后来当然知道那老头儿是富农伍元的哥哥伍方，我还知道已经接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金龙安排他在大队办公室看守电话并负责每天晚上把全屯唯一的那台彩色电视机搬出来供社员们观看。我还知道退休的洪泰岳对此事甚为不满，找到金龙理论。洪泰岳披着褂子，趿着鞋子，有几分落魄江湖的样子——据说他自从卸任党支部书记后就是这模样。当然不是他自愿交班让贤，是公社党委以年龄为由逼他卸任。此时的公社党委书记是谁？是庞虎的女儿庞抗美，全县最年轻的党委书记，一颗灿烂的政治新星。我们后边还有许多讲到她的机会。据说洪泰岳沾着八分酒到了大队部——就是眼前这栋新盖的二层小楼——负责看门的伍方对着他点头哈腰，好像伪保长见到了日本军官。他用鼻子轻蔑地哼了几声，昂首挺胸进了楼，据说他指着坐在楼下大门口那个忠于职守的看门人的光秃秃的头顶，怒斥金龙：“爷们儿，你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那是个什么人？国民党的上校台长，本该枪毙他二十次，留他一条狗命，就是宽大处理。可是你，竟然让他享受‘五保’，你的阶级立场，站到哪里去了？”
据说，金龙掏出一支相当高级的进口香烟，用一个仿佛纯金打造的、燃烧丁烷的打火机点燃，然后，把点燃后的香烟插到洪泰岳嘴巴里，好像他是一个双手残废不能自己点烟的人。金龙将洪泰岳按坐在那张当时还很少见的旋转皮椅上，而他自己，则一抬屁股坐在办公桌上。他说，洪大叔，我是您亲手培养起来的，是您的接班人。无论什么事，我都想按您的老路走。但世道变了，或者说时代变了。让伍方享受“五保户”待遇，这是县里的决定。他不但享受“五保户”的待遇，他每月还可以从民政部门领取十五元生活补助金。爷们儿，您气吧？但我告诉您千万别气，这是国家政策。您气也没用。据说洪泰岳气势汹汹地说：那我们革命几十年不是白革了吗？金龙跳下桌子，把那转椅拨动半圈，让洪泰岳的脸对着窗户外边被灿烂的阳光照亮的一片崭新的红瓦房顶，说：爷们儿，这话可千万别出去说。共产党闹革命，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推翻国民党，打跑蒋介石，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国民党蒋介石挡了共产党的路，所以才被打倒。所以，爷们儿，咱们都是老百姓，别想那么多，谁能让咱过得更好咱就拥护谁。据说洪泰岳怒道：你这是胡说，你这是修正主义！我要到省里去告你！据说金龙嬉笑着说：爷们儿，省里哪有闲工夫管咱们这一级的破事？依我看，只要缺不了您的酒喝，少不了您的肉吃，缺不了您的钱花，您就不要发牢骚、管闲事了。据说洪泰岳执拗地说：不行，这是路线问题，中央肯定出了修正主义。您就睁大眼睛看着吧，这一切，才是刚刚开了头，接下来的变化，很可能就像毛主席诗歌里说的那样，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呢！
我在围观电视的人群后待了约有十分钟时间便往西跑去，你知道我要去的地方在哪里。我没敢沿着道路前进，我知道咬死许宝的事情早已使我名扬高密东北乡，如果让他们看到我的身影必将有一场大乱。不是我斗不过他们，我是怕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伤害了无辜；不是我怕他们，而是我怕麻烦。我沿着道路南侧那排房屋的阴影西行，很快到达西门家大院。
大门敞开，院子里那棵老杏树犹在且繁花似锦，花香溢出墙外。我隐身在门侧的阴影里，看到杏树下摆开了八张蒙着塑料布的方桌，一盏临时拉出的电灯挂在杏树杈上，把院子照耀得灿若白昼。桌旁围坐着十几个人。我认出了他们，都是当年的坏人。有伪保长余五福，有叛徒张大壮，有地主田贵，有富农伍元……另外一张桌子边上，坐着那个头发已经花白了的原治保主任杨七和孙家的两个兄弟孙龙和孙虎。他们的桌子上已是杯盘狼藉，酒也都有了八分。后来我知道，杨七此时从事着贩卖竹竿的事儿——他原本就不是个正经庄稼人——他把井冈山的毛竹用火车运到高密，再用汽车从高密运到西门屯，然后整批卖给正在筹建新学校的马良才，这是一笔大生意。一下子就使杨七成了万元户。所以，他是以本屯首富的姿态坐在杏树下喝酒的。他穿着一件灰色的西服，扎着一条大红的领带，挽着袖子，露出腕上的电子手表。他原本瘦削的小脸上，腮上有两坨疙瘩肉垂了下来。他从一个暗金色的进口美国烟盒里掏出一支烟扔给正在啃酱猪蹄的孙龙，又掏出一支扔给正在用餐巾纸擦嘴的孙虎，然后捏扁空烟盒，对着东厢房喊叫：“老板娘！”
老板娘脆快地答应着跑出来。嘿，原来是她！原来是吴秋香，她竟然当了老板娘。我这才看到在大院大门口东侧墙上，用石灰刷白了一片，上面用红漆写着：秋香酒馆。秋香酒馆老板娘吴秋香，已经跑到杨七背后。她脸上涂着粉，粉脸上带着笑，肩膀上搭着毛巾，腰问扎着蓝布围裙，显得很精明很强干很热情很专业也很阿庆嫂。世道真的变了，改革了，开放了，西门屯变样啦。吴秋香眉开眼笑地问杨七：“杨老板啊，有什么吩咐？”
“骂谁呀？”杨七瞪着眼说，“俺只是一个贩竹竿的小贩子，担不上老板的尊名。”
“别谦虚了，杨老板，一万多根竹竿，一根赚十元，您就是十万元户啦，腰缠十万元，还不是老板，那咱们高密东北乡谁还敢称老板呢？”吴秋香夸张地说着，伸出一个指头戳戳杨七的肩膀，“看这身行头，从头到脚，置办齐全了，少说也得千元吧？”
“你这老娘们，就咧开血盆大口吹吧，早晚把我吹得像当年杏园猪场那些死猪一样，‘嘭’一声爆炸了，你就痛快了。”杨七道。
“好了，杨老板，你一分钱也不趁，你穷得叮当响，行了吧？我还没开口向你借钱呢，就先把门封上了，”吴秋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