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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愿以偿地加入了我哥的红卫兵组织，并在《红灯记》中扮演了王连举。每当李玉和义正词严地斥责我“你这个叛徒”时，我马上就会联想到爹对我的斥责。我越来越感到，我的入社，是对爹的背叛。我非常担心爹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但爹没有悬梁也没有跳河，他从那间屋子里搬出，睡在了牛棚里。他在牛棚的角落里垒了一个土灶，用一个钢盔权充铁锅。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没有牛拉犁耕田，他就用镢头刨地。一个人无法使用那辆独轮车往地里运粪，他就用扁担箩筐搬运。没有耧播种，他就用小镢刨出沟，用葫芦头做成播种器点播。从1967年至1981年，我爹那一亩六分地，像一枚眼中钉，如一根肉中刺，插在人民公社广阔的土地中央。我爹的存在，既荒诞，又庄严；既令人可怜，又让人尊重。在七十年代的一段时间里，重新当了支部书记的洪泰岳还动过几次消灭最后一个单干户的念头，但每次都被我爹顶回来。我爹每次都把那根绳子扔到他的面前，说：“把我吊到大杏树上吧！”
金龙原以为依靠着我的人社和成功地排演了一台革命样板戏，就可以使西门屯成为全县的典型，而一旦西门屯成了全县的典型，他这个带头人就可以飞黄腾达。但事情并没有像他设想的那样发展。先是他与我姐日夜企盼着的小常并没有乘坐着拖拉机前来指导排戏，不久后又传来小常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被撤职的消息。小常一倒，我哥的靠山就倒了。
清明过后，东风渐起，阳光和暖，阳气上升，向阳处的积雪融化殆尽，道路翻浆，遍地泥泞。河边的柳树开始泛绿，院子里那棵大杏树上，也显出了花的微弱信息。在这些日子里，我哥焦躁不安，如同一只关进笼中的豹子，在院子里上蹿下跳。杏树上那个木板高台，是他停留最多的地方。他站在那上边，依靠着黑色的树杈，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因为过量吸烟得了喉炎，便不停地咳嗽，清理喉咙，并毫无教养地往树下吐痰，犹如一摊摊鸟屎从天而降。我哥的目光，迷茫而空洞；我哥的神情，寂寞而惆怅；我哥的处境，孤独而可怜。
随着天气的逐渐转暖，我哥的处境愈加艰难，他还想继续排演他的革命大戏，但群众已经不听指挥。几个出身赤贫的老农，对着呆在杏树上抽烟的我哥说：“金龙司令，您是不是该安排一下农活了？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工人闹革命，国家发工资；农民要活命，只能靠种地啊！”
说话间，就见我爹挑着两箩筐牛粪，从大门口走出去。新鲜的粪味儿，在初春的天气里让农民们精神振奋。
“种地也要种革命的地，不能只顾埋头生产、不看革命路线！”我哥将嘴角的烟头吐掉，从杏树上一跃而下，落地时没有站牢，狠狠地跌了一跤。老农们上前将他扶起来，他龇牙咧嘴，推开那些老人的手，说，“我马上去公社革委会接受指示，你们都静候着，不要轻举妄动。”
我哥换上了一双高筒雨靴，准备蹬着泥浆路去公社。行前，他站在大院墙外那个临时厕所里小解，与正在那里的杨七不期而遇。因为那批羊皮袄的事，杨七与我哥结下了仇，但表面上，杨七还是笑嘻嘻的。
“西门司令官，这是去哪里？看您这打扮，不像红卫兵，倒像日本宪兵。”杨七笑嘻嘻地问我哥。
我哥捏着生殖器，抖着，鼻孔里嗤哼了一声，表示他对杨七的极端蔑视。杨七依旧笑嘻嘻地说：“小子，你的靠山倒了，我看，你也蹦达不了几天了。知趣点，把位子让出来吧，让给懂生产的人；唱戏，唱不出窝窝头来。”
我哥冷笑一声，道：“我这个主任，是县革委会直接任命的，要撤我，也得县革委会撤，公社革委会都没有这个权力！”
也是合当有事，正当我哥气势汹汹地对杨七说话时，他胸前那枚巨大的陶瓷像章，挂钩脱落，掉进茅坑当中。我哥怔了。杨七愣了。等我哥清醒过来慌忙想跳下茅坑捞像章时，杨七也清醒了。他一把揪住我哥胸前的衣服，大声嚷叫着：“抓反革命啊！抓现行反革命啊！”
我哥与村里那些地、富、反、坏和走资派洪泰岳等人一起，成了劳动管制对象。
我人社后，被安排在大队饲养棚喂牲口。原来的饲养员方六大爷和刑满释放分子胡宾，成了我的师傅。饲养棚里集中饲养着全大队的牲畜，有黑色的瞎马一匹，原是军马，瞎眼后退役，屁股上的烙印可以证明它的军马身份。有灰骡子一头，性情暴躁，喜欢咬人，与它打交道，必须时刻提防。这一马一骡，专门拉屯里那辆胶皮轱辘大车。剩下的全是牛，共有二十八头。我家的牛因为初来乍到，没有槽位，只好在马槽与牛槽之间，临时为它支起半片汽油桶权充槽子。
当了饲养员，我把铺盖从家里搬到饲养棚那铺大炕上。我终于离开了这个让我爱恨交加的大院子。我搬到饲养棚去睡，也是为爹腾地方。自从我宣布入社之后，爹就一个人睡在牛棚里。牛棚虽好，毕竟是牛棚，房屋再破，毕竟是房屋。我对爹说，您搬回屋里去睡吧。我还说，您放心，我会照顾好那头牛。
饲养棚里有大量的碎草，那铺炕，被烧得像烙饼的鏊子一样滚烫。方六大爷的五个儿子，跟着他在大炕上睡。方家贫寒，没有被子，五个儿子，赤条条五根肉棍，满炕打滚儿。天明的时候，我的被窝里，竟然钻进了两个光腚孩子。
炕太热，烫得皮肉生痛，我翻来覆去，状如烙饼。月亮从破窗户照进来，照着满炕的光腚小子，他们也打滚，但他们在打滚中鼾声如雷。方六大爷的鼾声古怪，犹如一台鸡毛磨秃的风箱，发出干涩枯燥的声音。胡宾睡在大炕尽头，他紧紧地卷着一个被筒儿，防止方家小子们侵入。这人古怪，连睡觉时都戴着风镜，月亮照在他脸上时，贼光闪闪，犹如毒蛇。
半夜时，马和骡子不停地弹蹄子，喷响鼻，骡子项下的铜铃发出清脆的声响。方六大爷的鼾声停止，一个滚爬起来，顺便拍了拍我的脑袋，大声说：“起来，喂牲口！”
这是第三次添加草料，马不得夜草不肥，牛不得夜草不壮。我跟随着方六大爷披衣下炕，看着他点亮灯盏，跟着他进入牲口棚深处。骡子和马兴奋地摇头晃脑，卧在栏里的牛，也一个个地站起来。
方六大爷为我示范。其实根本用不着他为我示范。我多少次见过我爹给我家的驴和牛添加夜草的情景。我抓起筛子，先为骡马筛出谷草，倒入槽中，骡马拱动着草，并不吃，它们等待着料和水。方六大爷看着我筛草的熟练动作，没有吭声，但我知道他很满意。他从料缸里，舀了一铁瓢泡好的豆饼倒进食槽。尖嘴骡子抢吃豆饼，方六大爷用料叉猛打它的嘴巴，它负痛昂头。抓紧时间搅拌，谷草的香气与豆饼的香气混合在一起。骡马大口地吞吃草料，发出嚓啦嚓啦的响声。骡子的眼睛在油灯照耀下，蓝悠悠的。但骡子的眼睛远不如牛眼深邃。我家的牛，它很孤独，就像一个从外校转来的小学生。牛们都往这边歪着头，等待着新草。我家的牛所处的位置很好，它第一个得到新草。那夜喂的是铡碎的豆秆混合着铡短的红薯蔓儿，这是一等的牛草，营养丰富，气味芳香，而且，豆秆上偶尔还会有未脱尽的豆粒。我哥领导着社员们革命时，饲养棚的工作照样进行。由此可见方六大爷是个老实农民，他从来没在西门家大院里出现过，胡宾却像个眼镜蛇一样，经常在大院周围转来转去。大院的墙上，经常出现揭露我哥老底的大字报。大字报上的字很有功力，我哥一看就知道是胡宾的手笔。我用簸箕将饲草分发到各个牛槽之中，牛们埋头吃草，声音连成一片。我在我家的牛前逗留片刻，趁着方六大爷不注意，又添半簸箕草到它的槽里。我摸摸它的脑门，摸摸它的鼻子，它伸出多刺的舌头舔舔我的手。它是全屯二十八头牛中唯一还没扎鼻环的，不知道它能否逃过这一劫。
你没逃过这一劫，在大杏树含苞待放的日子里，春耕开始了。方六大爷领着我和胡宾一大早就把牛拉到院子里，用扫帚扫去了它们身上的泥巴和死毛，好像要向人们展示漫长冬天里的劳动成果。
虽然是杨七揭发了我哥的罪行，使我哥的主任被撸，并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但主任的纱帽并没有落在他的头上。公社革委会任命黄瞳为我们屯的革命委员会主任。黄瞳当了多年的生产大队队长，领导生产是行家里手。他站在打谷场边，如同一位调兵遣将的大帅，给社员们派活。家庭成分好的社员，都被派去干一些轻松活儿，那些坏人，都派去使牛耕地。我哥与伪保长金五福、叛徒张大壮、富农伍元、烧酒锅掌柜田贵、走资派洪泰岳等人站在一起。我哥满脸怒气。洪泰岳面带嘲讽的笑意。那些已经被改造了多年的坏人们，一个个神情默然。开春耕田，是他们的老活儿，谁使用哪犋犁，谁使用哪两头牛都有定规。他们从仓库里扛出犁，拿出套索，便各自去牵自己的牛。牛也认识他们。方六大爷叮嘱他们：牛歇了一冬，筋骨疲了，第一天，悠着点，顺上套就行。方六大爷帮洪泰岳搭配好了牲口，一头渤海黑阉牛，配上一头鲁西高辕牛。洪泰岳熟练地喝牛上套，虽说当了多年的书记，毕竟是农民出身，动作倒也内行。我哥，学了别人的样儿，把犁子摆正，套索顺好，赌气地噘着嘴，对方六大爷说：“我用哪两头牛？”
方六大爷打量着我哥，仿佛是自言自语，但其实是说给我哥听的，年轻人，锤炼锤炼也好。他从拴牛柱上牵来那头蒙古蛇尾母牛，这头牛，与我哥其实很熟，几年前那个初春，我们在河滩上放牧时，它的瞳孔里经常映出我哥的倒影。母牛很顺从地站在我哥身边，它正在反刍，一大团回嚼过的草，顺着它的咽喉，咕噜一声就滚了下去。我哥将套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