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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递员，满脸稚气，眼睛里闪烁着好奇的神采。他放下报纸、信件，又从邮袋里摸出一个方方正正、贴着挂号签条的小木盒子，递到我哥手里。然后他掏出本子和笔，让我哥签收。我哥手捧木盒，看看落款，对身边的互助说：是常副主任寄来的。我知道这常副主任就是“大叫驴”小常，这小子造反有功，当了县革委会的副主任，主管宣传和文艺，他的这些事，是我哥对我姐唠叨时被我听到的。我注意到了我姐听我哥谈论小常时脸上显出的复杂表情。我知道我姐对小常情深意切，但小常的飞黄腾达为她的恋爱设置了障碍，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学院学生和一个美貌的农村姑娘恋爱，也许还有可能，但一个二十多岁就当了县级领导干部的人，和农村姑娘结婚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无论她貌如西施还是色比婵娟。我哥当然也知道我姐的心事，我听到他劝我姐：你就实事求是一点吧，马良才起初保皇，后来逍遥，但他为什么当了副主任？你难道不明白常副主任的良苦用心吗？我姐执拗地问：是他安排了马良才当副主任？我哥点头默认。他的意思是让我嫁给马良才？我哥道：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我姐说：他亲口对你说让我嫁给马良才吗？我哥道：这还用他说吗？大人物的意思，难道还要明说？暗示一下，你自己领会！我姐说：不，我要去找他，他说让我嫁给马良才，我回来就嫁！谈到此处，我姐的眼睛里已经盈满了泪水。
我哥用一把锈剪刀撬开了那个木盒子，揭开一层旧报纸，两层白色封窗纸，一层黄色皱纹纸，露出一层红绸布，揭开红布，显出了一个如同茶碗口大的瓷制毛主席大像章。手捧像章，我哥眼泪汪汪，不知是被像章上毛主席的慈祥笑容感动，还是被小常的深情厚谊感动。我哥捧着像章，让在场的人们瞻仰。气氛很神圣很庄严。轮番瞻仰完毕，我的准嫂子黄互助小心翼翼地将像章别在我哥的胸脯上，像章分量沉重，把我哥的军装褂子坠得下垂。
春节前夕，我哥他们排演了全部的《红灯记》，铁梅自然是互助，如前所述，她的大辫子正好派上了用场，李玉和原是我哥，因我哥嗓子倒了仓，唱出来仿佛猫叫，只好把这个主角让给马良才。凭良心而论，马良才比我哥更像李玉和。我哥当然不愿扮演鸠山，更不愿扮演王连举，只好扮演了那个跳车送密电码的交通员，出场一次就壮烈牺牲。为革命牺牲，倒也合我哥的脾胃。其他的角色，被那些年轻人一抢而光。在那个冬天里，屯子里的人对演戏发生了浓烈兴趣。每晚排练，在革委会办公室里，汽灯白亮，屋子里人挤人，连梁头上都坐着人。许多看热闹的，趴在窗户上，趴在门缝上，往里瞅，刚瞅几眼就被后面的人扯到一边去。合作也争了一个角色，演铁梅家的邻居桂莲姐。莫言天天粘在金龙屁股后边，哼唧着要角色。我哥吼他：滚蛋，别来捣乱。莫言巴眨着小眼说：司令，给个角吧，我有表演天才。说着就在雪地上拿大顶，翻跟斗。我哥说实在没有角色了。莫言说：加个角儿嘛。我哥想了想，说：那就当小特务吧。李奶奶是主角之一，有大量的台词大段的唱腔，没文化的姑娘难当重任，算来算去，只有我姐可担当，但我姐态度冷淡，一口回绝。
屯子有个男子，生天花落了满脸疤痕，姓张名有才，嗓子极其洪亮，自告奋勇扮演李奶奶，被我哥一口回绝。但他的嗓子实在好，热情又极其高，富有文艺才能的马良才副主任与我哥商量：主任，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只能保护不能打击，我看就让他演田大妈吧。于是就让他演田大妈。田大妈有四句唱词：穷不帮穷谁帮穷，两个苦瓜一根藤，帮助姑娘脱风险，逃出虎口奔前程。他一开口，几乎把房盖掀了，窗户上的白纸被震，发出嗡嗡的响声。
李奶奶的人选没着落，看看年关将近，正月里就要演出，常副主任打来电话，说很可能会来指导排练，扶植我们屯成为普及革命样板戏的典型。我哥既兴奋又焦急，嘴上起了疮，嗓子更哑了。我哥又动员我姐，说了常副主任要来指导的事，我姐眼泪涌出，哽咽着说：我演。
从“文革”初起，我这个小单干户，就感到备受冷落。屯子里那些瘸的瞎的，都参加了红卫兵，但我不是。他们闹革命闹得热火朝天，我只能热眼旁观。那年我十六岁，正是上天入地、翻江倒海的年龄，被生生地打人另册，自卑，耻辱，焦虑，嫉妒，渴望，梦想，多少种感觉汇聚心头。我曾鼓足勇气，厚着脸皮，向与我有深仇大恨的西门金龙求情，为了加入革命洪流，我低下了‘高贵的头。他一口就回绝了我。现在，戏班的诱惑让我再一次低下高贵的头。
金龙从大门西侧那个用玉米秸子做屏障的临时公共厕所出来，双手扣着裤扣，脸上沐浴着红太阳的光辉。白雪覆盖的房顶，炊烟袅袅上升。墙头上羽毛华丽的大公鸡和羽毛朴素的老母鸡，夹着尾巴跑过的狗，场面朴实又庄严，正是说话的好时机。我急忙迎上去，挡住他的去路。他吃了一惊，厉声道：你想干什么？我张口结舌，耳朵发烧，哼唧了半天，从牙缝里艰难地挤出一个“哥”字——打我跟着爹单干后这还是第一次这样称呼他——我支支吾吾地说：哥……我想加入你的红卫兵……我想演那个叛徒王连举……我知道这个角色没人愿演，人们宁愿演鬼子，也不愿演叛徒。他眉毛上扬，把我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用极蔑视的口吻说：你没有资格！……为什么？我急了，说，为什么连吕秃子和程小头都可以演鬼子兵，为什么连莫言都可以演小特务，我反倒没有资格？——吕秃子是雇农子弟，程小头的爹被还乡团活埋了，莫言家虽是中农，但他奶奶掩护过八路军伤病员，你是单干户！知道不？哥说，单干户比地主富农还要反动，地主富农都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单干户却公然地与人民公社对抗。与人民公社对抗就是与社会主义对抗，与社会主义对抗就是与共产党对抗，与共产党对抗就是与毛主席对抗，与毛主席对抗就是死路一条！墙上的雄鸡撕肝裂胆地长啼一声，吓得我几乎尿了裤子。哥四下里看看，见远近无人，压低了声音对我说：平南县也有一家单干户，运动初起时，被贫下中农吊在树上活活打死，家庭财产全部充公。你和爹，如果不是我变相保护，早就命丧黄泉了。你把这事悄悄跟爹说，让他那榆木脑袋开开缝，抓紧时间，牵牛入社，融入集体大家庭，让爹把罪行全部推到刘少奇头上，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如再执迷不悟，顽抗到底，那就是螳螂挡车，自取灭亡。告诉爹，让他游街示众，那是最温柔的行动，下一步，等群众觉悟了，我也就无能为力了。如果革命群众要把你们俩吊死，我也只能大义灭亲。看到大杏树上那两根粗枝了吗？离地约有三米，吊人再合适不过。这些话我早就想对你说，一直找不到机会，现在我对你说了，请你转告爹，人了社天宽地阔，皆大欢喜，人欢喜牛也欢喜，不入社寸步难行，天怒人怨。说句难听的，你如果继续跟着爹单干，只怕连个老婆也找不到，那些瘸腿瞎眼的，也不愿嫁给一个单干户。
哥一席长谈，让我胆战心惊，用当时流行的话说，是深深地触及了我的灵魂。我望望杏树上那两根向东南方向伸展开的粗枝，脑海里立即浮现出我与爹——两个蓝脸——被吊在上边的凄惨景象。我们的身体被拉得很长，在寒风中悠来荡去，脱了水，失去了大部分重量，犹如两根干瘪的大丝瓜……
我到牛棚去找爹。这里是他的避难所，也是他的安乐窝。从那次在高密东北乡历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的集市游斗后，我爹几乎成了哑巴、呆瓜。爹才四十多岁，已经满头白发。爹的头发本来就硬，变白后更硬，一根根直竖着，像刺猬的毛。牛站在槽后，低着头，缺了半只角，威风大减。一缕阳光，照耀着牛头，使它的眼，像两块忧伤的水晶，深深的紫色，润得让人心痛。我家那头性情猛烈的公牛，变成了另外一头牛。我知道公牛去势后性情会大变，我知道公鸡被拔光翎毛后性情会大变，没想到砍断一只角后，公牛的性情也会大变。牛看到我进棚，瞅我一眼，目光便低了，似乎它已经看穿了我的心事。爹坐在牛槽旁边的一个草墩子上，背靠着一条装满谷草的麻袋包，双手抄在棉袄袖筒里，正在闭目养神，一缕阳光，也恰好照在他的脸上和头上。白头发有些发红，发间有一些麦草棍儿，仿佛他刚从麦草堆里钻出来。他的脸，红漆基本褪尽，只有边角上残留着一些星星点点。那半边蓝脸，又现显出来，颜色更加深重，如同靛青。我摸摸自己脸上的蓝痣，感觉如同摸着一块粗糙的皮革。这是我丑陋的标志。幼时人们称呼我“小蓝脸”时，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渐渐长大之后，如果谁再敢称我“蓝脸”，我就会与谁拼命。我曾听人说，正是因为我们的蓝脸，我们才单干，而且还有人说我们爷儿俩，白天躲着不见人，到了晚上，才出来耕作。我们确实有过几次借着明月光下地劳动的经历，但那与我们脸上的蓝痣无关。这些人把我们单干，归结为因为我们的生理缺陷导致的精神变态，这是放屁。我们单干，完全是出自一种信念，一种保持独立性的信念。金龙的一席话动摇了我的信念，其实从一开始我就不是那么坚定，我跟爹单干是图热闹。现在，更大的、更高级的热闹在召唤我。当然，哥所说的平南县单干户的悲惨下场也让我胆寒，那两根杏树枝……还有，更让我忧虑的，是哥所说的女人的事，完全正确，哪怕是一个瘸腿瞎眼的女人，也不会嫁给单干户。何况我还是一个蓝脸的单干户。我甚至有点后悔跟着爹单干了。我甚至有点恨爹闹单干了。我厌恶地盯着爹的蓝脸，确凿地恨爹不该把他的蓝脸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