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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茎杆上钻出，如同巨大的灰蛾从蛹里钻出身体，绸缎般闪烁着灰色的高贵光泽，附着一层细长的茸毛，用手摸上去手感肯定极好。然后脸部拉长，双眼变大，并向两边偏转，鼻梁变宽，并且变白，附着白而短的绒毛，用手摸上去手感肯定极好。嘴巴下垂，分成上下两片，嘴唇变得肥厚，用手摸上去手感肯定极好。两排雪白的大牙本来是被驴唇遮掩着的，但是他一看到那些戴着红袖标的女红卫兵就把上嘴唇用力翻卷起来，龇出了两排大白牙。我家养过公驴，我十分清楚驴的习性。我知道驴一旦卷起上嘴唇就要发骚，然后就要把原本隐藏着的硕大的鸡巴伸出来展示。但幸亏陈县长人性尚存，变驴变得还不彻底，所以他尽管卷唇龇牙但鸡巴还比较含蓄。紧跟在他身后的是原公社书记范铜，对，就是那个给陈县长当过秘书、酷爱吃驴肉的人，因为他最爱吃驴的鸡巴，红卫兵们就给他用高密东北乡盛产的大白萝卜刻了一根，其实也没动多少刀功，萝卜头上用刀子稍旋了几下，用墨汁涂黑了即可。人民群众的想象力十分丰富，没人不知道这根染黑了的萝卜象征何物。这姓范的愁眉苦脸，因身体肥胖而行动迟缓，步伐凌乱而不合锣鼓点儿，让牛鬼蛇神队伍混乱，手持藤条的红卫兵抽打他的屁股，抽一下他就跳一下，同时哭嚎一声。便改抽他的头，他慌忙用手中的仿驴属去招架，仿驴屌被抽断，显出萝卜真相，白而脆，汁液丰富。群众哈哈大笑。红卫兵也忍俊不禁，把范铜拎出来交给两个女红卫兵，逼着他当场把这根断成两截的驴属吃掉。范铜说墨汁有毒不能吃。女红卫兵小脸通红，仿佛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你这个流氓，你这个臭流氓！不用拳打，只用脚踢。变换着姿势踢。范铜遍地打滚，哀嚎不止，喊叫：小将，小将，别踢了，我吃，我吃……抓起萝卜，狠命咬了一口。快吃！又咬了一口，腮帮子撑得老高，无法咀嚼。着急着下咽，噎得翻白眼。在驴县长的带领下，十几个牛鬼蛇神各出奇招，让观众大饱眼福。敲锣打鼓拍钹的，是专业的水平，原本是县剧团的武场，能敲打出几十套花样，乡村野戏班子那些人，跟他们无法相比。我们西门屯的锣鼓班子跟他们相比，简直就是敲着破铜烂铁吓唬麻雀的顽童。
西门屯的游街队伍从集市的东头来了。背着鼓的是孙龙，敲鼓的是孙虎，打锣的是孙豹，拍钹的是孙彪。孙家四兄弟是贫农的后代，锣、鼓、钹、镲这些能发出巨响的家伙，理应掌握在他们手中。在他们前边，是村里的牛鬼蛇神走资派。洪泰岳躲过了“四清”但没躲过“文革”。他头上戴着一顶纸糊的高帽子，背上糊着一张大字报。仿宋字体，刚劲有力，一看就知道是西门金龙的笔迹。洪泰岳手里还举着一块边缘上缀着铜环的牛胯骨，让我联想到他的光荣历史。他头上那顶纸帽子与他的头颅尺寸不符，东倒西歪，必须及时扶正。如果他不能将头上的高帽子及时扶正，就有一个浓眉高鼻的青年用膝盖顶他的屁股。这青年就是我的重山哥哥西门金龙。他公开的名字还是叫蓝金龙。他聪明透顶，不愿改姓，因为一改姓他的出身就会变成为恶霸地主，就会变成人下之人，我爹虽是单干户，但雇农的成分不变，雇农，这顶金帽子，在那个年代里，闪闪发亮，千金难买。
我哥穿着一件真正的军装上衣，是从他的好友“大叫驴”小常那里弄来的。我哥上穿真正的军装，下穿蓝条绒裤子，脚蹬白塑料底黑咔叽布面紧口鞋，腰上扎着一条三指宽的铜扣牛皮腰带，这样的腰带总是扎在英武的八路军或新四军军官的腰上。现在却扎在我哥的腰上。他高高地挽着袖子，红卫兵袖标松松地套在上臂。村民们的红袖标是用红布缝成，袖标上的字是用纸板镂空黄漆漏刷。我哥的袖标是上等的红绸子，袖标上的字是用金黄色的丝线刺绣。这样的袖标全县只有十只，是县工艺品厂那位技艺高超的女技师连夜赶制的。她只绣了九只半袖标就吐血而死。血染袖标，十分悲壮。我哥所戴，就是那只绣了一个“红”字、沾着血的。剩下的两个字，是我的姐姐西门宝凤补绣而成。我哥是去县“金猴奋起”红卫兵司令部拜访他的朋友“大叫驴”时得到这件宝物的。两只“叫驴”久别重逢，兴奋无比，握手拥抱，行革命时期的致敬礼，然后诉说别后情景及县里与村里的革命形势。尽管我没在场，但我知道“大叫驴”肯定会问起我姐的情况，他的脑子里，肯定还留存着我姐的形象。
我哥是去县里取经的。文化大革命兴起，屯子里人都蠢蠢欲动，但不知道这命是如何革法。我哥聪明，能够抓住问题的根本。“大叫驴”只告诉他一句话：像当年斗争恶霸地主一样斗争共产党的干部！当然，那些已经被共产党斗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也不能让他们有好日子过。
我哥心领神会，身上的血仿佛沸腾了。临别时，“大叫驴”将这个未完成的红袖标和一束金黄丝线赠给我哥，说你妹妹心灵手巧，让她帮你绣完吧。我哥从挎包里摸出我姐带给“大叫驴”的礼物：一双用五彩丝线精心刺绣的鞋垫。我们这里的姑娘，送给谁鞋垫，就意味着愿意以身相许。鞋垫上绣着鸳鸯戏水。红线绿线，千针万线，精美图案，情意绵绵。两个“叫驴”，面皮都有些发红。“大叫驴”收下鞋垫，说：请转告蓝宝凤同志，鸳鸯呀，蝴蝶呀，都是地主资产阶级情调，无产阶级的审美观，是青松、红日、大海、高山、火炬、镰刀、斧头，如果要绣，就绣这些东西。我哥庄严地点头承诺，一定把司令的话转告我姐。司令将身上的军装褂子脱下来，郑重地说：这是我的一位在部队当指导员的同学送给我的，看看，四个兜儿，货真价实的军官服，县五金公司那个小子，推来一辆全新的“大金鹿”牌自行车，我都没舍得换给他！
我哥回村后就成立了“金猴奋起”红卫兵西门屯支队，军旗一竖，群起响应。村子里的年轻人，平日里就对我哥敬佩得不行，现在总算找到了拥戴的机会。他们占据了大队部，卖了一头骡子两头牛，换回了一千五百元人民币。他们买来红布，赶制袖标、红旗、红缨枪，还买来高音喇叭播放机，剩下的钱买了十桶红漆，把大队部的门窗连同墙壁，刷成了一片红，连院子里那棵杏树也刷成了红树。我爹对此表示反对，被孙虎在脸上刷了一刷子，使我爹的脸半边红半边蓝。我爹嘈嘈着骂，金龙冷眼旁观，置之不理。我爹不知进退，上前问金龙：小爷，是不是又要改朝换代了？金龙双手卡腰，胸脯高挺，斩钉截铁般地说：是的，是要改朝换代了！我爹又问：您是说，毛泽东不当主席了？金龙语塞，片刻，大怒：把他的那半边蓝脸也刷红！孙家的龙、虎、豹、彪，一拥而上，两个别着我爹的胳膊，一个揪着我爹的头发，一个抡起漆刷子，把我爹的整个脸上，涂上了厚厚一层红漆。我爹破口大骂，那红漆就流进他的嘴里，把牙也染红了。我爹的样子，实在可怕，那两只眼睛，变成了两个黑洞，睫毛上的漆，随时都会浸到眼珠上。我娘从屋子里跑出来，哭叫着：金龙啊，金龙，他是你爹啊，你怎么能这样对他？金龙冷冷地说：全国一片红，不留一处死角。“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这些走资派、地主、富农、反革命的命，单干户，也不留，如果他还不放弃单干，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就把他放到红漆桶里泡起来！我爹抹一把脸，又抹一把脸，他抹脸是感觉到红漆要流进眼睛里了，他抹脸是怕红漆流进眼睛里，但可怜他一抹脸反倒把更多的红漆抹到眼睛里去了啊！油漆杀眼，疼得我爹蹦高，哇哇怪叫。蹦累了，遍地打滚，身上沾满了鸡屎。我娘和吴秋香养的鸡，都被这满院子的红色与这个红脸人吓得神经错乱，不敢进窝归宿，飞到墙头上，飞到杏树上，飞到屋脊上，鸡爪子上沾了红漆，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留下红色的爪痕。我娘哀哭不止，大声唤我：解放啊，我的儿，快去找你姐回来，救救你爹的眼……我端着一杆从红卫兵手中夺来的红缨枪，憋了一腔怒火，准备在金龙的身上扎出几个透明的窟窿，看看从这个六亲不认的家伙身上，到底会流出什么样的液体，我猜想，他的血，应该是黑的。母亲的哀求和爹的惨状，使我不得不暂且放下洞穿西门金龙的念头，救我爹的眼是头等大事。我拖着红缨枪，跑上大街。看到我姐了吗？我问一个白发老太婆，老太婆搓着流泪的眼，连连摇头，似乎听不懂我的话。我问一个秃顶的老头儿：见到我姐了吗？他佝偻着腰，傻傻地笑着，指指自己的耳朵，噢，他是聋子，听不到任何声音。看见我姐了吗？我扯住了一位推车人的肩膀，那人的车子歪倒，篓子里的卵石磨擦着、光滑着、清脆地响着滚在大街上。他苦笑着摇摇头，没有发脾气，按说他是可以发脾气的，但是他没有发，他是屯子里的富农伍元，吹得好洞箫，呜呜咽咽，有高士雅韵，很古的一个人，如你所说，他曾是恶霸地主西门闹的好友。我往前飞跑，伍元在我身后往篓子里捡卵石。卵石是往西门大院送的，遵从的是“金猴奋起”红卫兵西门屯支队司令西门金龙的命令。我与迎面跑来的黄互相撞了个满怀，屯里的姑娘大都剃成了很男性化的小分头，露着青青的头皮和白白的脖颈，唯有她还顽固地留着一根大辫子，辫梢还扎着红头绳，封建，保守，死性，可以与我爹的坚持单干不动摇相媲美，但没过多久，她的大辫子就派上了用场，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她简直不用化妆，李铁梅就是这样一条大辫子啊。连县剧团里演李铁梅的演员都要接续上一条假辫子，但我们的李铁梅却是真辫子，每根头发都连着头皮。后来我才知道，黄互助宁死不剪头发，是因为她的头发上有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