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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有利的态势和战机。敌主力北上绥德，这是我们的战役利益所在，敌人是不情愿这样做的，所以调敌北上必须采取欺骗的方法。担任诱敌任务的359 旅制订了详细的诱敌计划，全旅编为五个支队，全部配备电台，以两个支队扮演1 纵队和新4 旅，以两个支队扮演2 纵队和教导旅，以1 个支队扮演359 旅，旅部扮渲西北野战军的领率机关。白天，他们拉开一副“野战大军”行进的架式。晚上，在东西宽达十里的地域遍燃篝火，远远望去，极象大兵团集结的样子。部队转移以后，驻地是一幅“大军仓惶退走”的场面。破烂的门板，散乱的担架，没有烘干的旧军装等，扔得到处都是。在泥泞的地面上还东一张西一张地粘着草纸，其中有一张上的文字依稀可辨，可以从中猜测到部队向北转移，尔后东渡黄河的动向。为了防止敌人识破我军的意图，命黄河两岸的守备部队在缓德、米脂以东黄河以南各渡口集中大批船只，制造东渡黄河的假象。这一系列欺骗措施使得敌人把359 旅完全当成了野战军主力，在后面步步紧
逼。359 旅且战且退，终于把敌人九旅之众诱入绥德地区，置于无用之地。与此同时，蟠龙守敌被我主力团团围住，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我军很快攻取蟠龙，全歼敌167 旅旅长以下6700 余人，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从蟠龙战役诱敌与歼敌的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出，欺骗企图是为作战企图服务并围绕作战企图展开的，是作战企图的折射。欺骗企图一旦被敌人识破，敌人就可能从中窥见我作战企图。又由于欺骗企图是通过作战企图这个中介与作战利益柏联系的，所以它是相对稳定的，不象欺骗措施那样变动不居。相同的欺骗企图可以通过不同的措施达成。同样，相同的欺骗措施也可达成不同的欺骗企图。因此，反欺骗要着眼于粉碎对方的欺骗企图，而不是破坏其欺骗措施的实施。透过对方欺骗措施的疏漏之处，还可窥探其作战企图。可见，军事欺骗斗争是围绕着粉碎对方欺骗企图而展开的。敌对双方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欺骗对方，一方面又竭尽全力识破对方的欺骗。谁能从对方的欺骗措施中发现破绽，迸而推断其真实情况和意图，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欺骗对方，谁就获得了军事欺骗的主动权。
二、欺骗方法的多样性
——单一的欺骗措施往往不易奏效。谁的欺骗方法更具有多样性，谁就能更有效地欺骗对方。
除单兵欺骗以外，军事欺骗的主要对象既不是普通士兵，也不是普通军官，而是具有决策指挥权的指挥员。只有当对方指挥员上当受骗时，才能说达到了欺骗的目的。敌军指挥员为防止上当受骗，在定下决心之前，必然要对来自各种渠道的情报进行一番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这些来自不同渠道和方面的情报，真假参半，虚实混杂，有的相互矛盾，有的彼此印证。它们对指挥员决策思维的影响力取决于三点。其一是信息渠道的权威性：其二是信息量的大小；其三是从各个不同渠道得来的信息能否互相印证。这后一条尤其重要。如果关于某一情况的欺骗信息总是来源于同一渠道，即使信息量很大，也不容易影响指挥员的判断。任何聪明的指挥员都不会过于相信某一信息来源，而总是尽其可能地多方搜取信息，进行对比分析。只有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能够互相印证，且无相反情况时，才能有力地影响甚至改变指挥员的判断。正是基子这一认识，作战双方总是力求以尽可能多的方法制造欺骗信息。并以多条渠道传递到对方指挥官的大脑，设法使敌人看到的、听到的、嗅到的和用技术设备探测到的情况具有一致性。
欺骗方法的多样性也是由事物外部特征的多样性决定的。比如，大部队野外驻止，必有如下外部特征：停放的武器装备，帐蓬，来往的车辆，走动的人员，新辟的简易道路，草地上践踏出的小道，坦克和汽车压出的辙印，简易厕所，晾晒的衣物，丢弃的垃圾，昼间的炊烟，晚间的灯火，等等。以上是空间外形方面的特征，还有坦克、汽车发动机的声响，机械和人工构筑工事的声响，汽油和柴油的气味，饭菜的气味等声觉和嗅觉方面的特征；还有无线电通信和雷达的电磁波特征。显然，要完整地模拟部队集结地域，或对部队集结地域实施伪装，仅靠几种方式是不够的。从有关外军材料看，外军很重视运用多种欺骗方式达成欺骗目的。如美军认为：“敌军获取的许多情报都来自地面观察或空中照相。因此，对于向敌方传递欺骗内容来说，目
视欺骗是极其重要的。然而，只进行目视欺骗不会使敌受骗，还必须与电子、嗅觉和音响欺骗（包括部队运动）结合使用。必须根据敌方搜集情报的能力确定综合运用哪些必要的欺骗措施”。“既要让敌军看见，又要使其听见”，“敌军嗅到的气味必须与其看到的景象和听到的声音一样”，“敌军使用电子设备侦察到的情报必须与其通过看、听、嗅而获得的情报一致。”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为在战役规模、发起时间和主突方向等方面欺骗敌人，经常模拟大型假集结地域，其欺骗措施多达几十种；主要是：修筑简易铁路支线和卸载站，布置假物资堆积场；以坦克、汽车的阳动，显示坦克与机械化部队的移动、集结；工程兵在通往假集结地域的方向上架设新桥，修缮旧桥，修复前送道路；修建假机场，使用飞机模型和部分作战飞机显示航空兵集结；将坦克部队开进假集结地域，然后隐蔽地转移到真的集中地域，在假集结地域留下坦克和火炮模型；构筑假炮兵阵地，设置火炮模型，以游动火炮的试射“活跃”假阵地；使用纲索、绞盘和绞车带动坦克和步乓模型，模拟集结地域内的车辆和人员移动；在敌人能够观察到的地幅挖掘假交通壕，并在开阔地上和树林边沿设置垂直遮障；使用无线电技术器材和火炮、坦克模拟各种声响；通过遣返俘虏和在居民中散布假情报欺骗敌人的情报机关：以相应型号和功率的无线电通信模拟军队的移动和集结，等等。由于其欺骗方法丰富多样，几乎每一次都达到了理想的效果。第三次中东战争前，埃及为了麻痹以色列，采取了200 多项伪装和欺骗措施。如：多次征召预备队人员，尔后进行复员；反复把架桥器材运抵运河，然后撤回；以军事演习掩盖战争准备，采取前调一个旅、后撤一个营的办法，完成兵力集结，等等。直到开战当天凌晨4 时，以色列才确信战争即将爆发，但为时已晚。埃及军队只用了十几分钟就渡过了苏伊士运河，很快突破了以色列经营多年的巴列夫防线。三、欺骗手段的诡诈性
——军事欺骗是不择手段的。虽说“准确的眼力比欺诈更重要”，但多用欺诈之术总能争得更多的利益和主动。
“兵者，诡道也。”孙子这一警世之言，极简洁地道出了军事对抗的本质特征。小到战术范围，大到战略领域，敌对双方为了自己的利益，投诱饵，设陷井，制造假情报，传递假信息，隐真示假，以假乱真，方法应有尽有，无所不用其极。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诡诈是以隐蔽自己的企图为前提的，因此它同直率的、无所隐讳的，即直接的行动方式是相对立的，就如同双关谐语和直接的表白相对立一样”。“诡诈就是在行动上变戏法”。在军事斗争中，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只要施计用诈能够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军事利益，任何一方都不会被所谓的信义束缚住自己的手脚。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所说的：“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遍观军事欺骗的战例，可以看出，行“诡诈”之术是极普遍的事情，尤其是主动性军事欺骗，更是招招不离诡诈。由于欺骗是相互的，所以由此带来了诈中之诈。关于这一点，丘吉尔有一段十分生动而深刻的描述。他说：“。。盘根错节中的盘根错节，阴谋和反阴谋，诡计和叛卖，骗局和骗局中
的骗局，真间谍和假间谍，双重间谍，黄金和刀剑，炸弹、匕首和行刑队。这一切纠缠在一个又一个的结构中，错综复杂，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是真实的”。在二次大战中，为了达成诺曼底登陆的突然性，丘吉尔参与导演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欺骗。围绕“霸王”行动所进行的一系列欺骗活动，其构思之巧妙，方法之多样，手段之诡诈，情节之曲折，都是空前的。据说，为了欺骗德国的反间谍机关，英军曾使用过这样的手段：他们向当时德国占领的法国派出稍加训练的间谍，这些间谍完全不知道诺曼底登陆的真情，他们所知道的都是精心编造的假情报。这些低能的间谍派往法国以后，很快就被德国反间谍机关捕获。他们在严刑拷打下，供出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于是，德国人从这些间谍的口中搞到了英国人想让他们知道的假情报。由于敌对双方彼此十分警觉，所以对轻易得到的、送上门的情报往往不以为然，而对自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偷来的东西则往往如获至宝，深信不疑。所以，佯装疏忽，把假情报泄漏出去，常可以收到奇妙的效果。《三国演义》中关于蒋于中计的描写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蒋干本是来东吴说降和刺探军情的，周瑜却佯装不知，布置了一个“酒后吐真言”的假象，并在帅案上放了一封伪造的曹操部将蔡瑁、张允的降书，故意给蒋干一个顺手牵羊的机会。于是，偷来的降书促使曹操处死了两员善于指挥水上作战的大将，使曹操失去了得力的水军指挥，为周瑜扬长击短、以劣胜优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这一故事虽是虚构的，但构思得合情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