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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施季里茨同意， “我都忘了，您和我争论，我成了个好斗的人，忘了吃东西。”
他开始吃第二条鱼，甚至连鱼眼睛也吮吸了进去。唐·菲里普坐在自家巨大壁炉旁，看着这位骑士像一个对鲜鱼十分内行的人一样品尝着，不错，如果把鱼眼睛扔掉那才是笨蛋。
“您认为西班牙人头脑中最关心什么，是怎么说还是怎么做；在他们的眼中什么是第二位的，”施季里茨说，
“这是经受独裁政治压迫、丧失行为中自我表现权力的民族的悲剧……”
“帝国的独裁政治并末妨碍我们在5年里建立起欧洲前线的公路干线和最大的工业，”肯普回答， “这不是宣传，连敌人也承认这一点。”
“但他们也承认帝国内实行的是票证供应制，而且为了一个有疑问的字眼就把人投入集中营……”
“喏，您知道，现在把这归罪于元首再容易不过了。人们总是指控那些无法为自己辩护的人，您也知道，纽伦堡发生了什么……胜利者的报复。我们彼此告密，谁也不需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是这样的民族，毫无办法。”
开始吃第三条鱼后，施季里茨耸耸肩：“是的，一个奇怪的民族……卑鄙的社会民主党人统治时，人们没有告密，可以公开讲话，而元首上台后，民族也就变了，变成了大千万个告密者……”
“现在我明白您对希特勒的态度了。”
“他们做得对。”施季里茨回答，“如果他没有惹怒伦敦和华盛顿，我们就可以放手在东部了。在人类整个历史上还没有人在战争中同时在两个战场取胜。”
“是吗？”肯普又为施季里茨斟上酒，“那么俄国呢？在1918年它不是在两个战场，而是在数个战场作战。”
“这是不可比的范畴。俄国人鼓吹受压迫人的国际主义，无论是什么国籍，全世界的无产者支持她们。我们的运动是国家主义的，只有德国人，此外别无他人。”
“这也是希特勒的明显错误。”
“是吗？”施李里茨吃了一惊，“您已使自己摆脱了恐惧？太好了，我真妒嫉，到现在我仍然害怕自己思考：国家奴役的惰性，没什么可写的……可我为什么总对您讲这件事，肯普？您把我灌醉了，我的舌头不听话。咳，见他的鬼，再来点儿，阿？您看看我的酒量。一醉酒我就唱歌．当然，我极少醉，到这里后一次也没醉，没有钱、现在我谢谢您。为什么您不为自己要鳟鱼？”
“我喜欢吃肉。”
“您说过这里的肉做得相当好？”
“如果我想吃，”肯普掩饰着气恼回答说，“请相信，我会给自己要的。”
“再给我来点酒，啊？”
“很高兴，”肯普又微微一笑，“好极了的酒，对吧？”
“对，”施季里茨说着把酒喝光，又开始吃第四条鱼，“现在您该行动了。您的把戏耍得太久了。肯普，不要提见面的偶然性，没必要。要让我相信这件事，我在情报部门干得太久了。我本来十分高兴地相信能在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得到职位我真够走运，但我不相信您，明白吗？只是不能相信，请不要为此责怪我。过后我醉醺醺的会变得心胸狭窄，因而会抱有敌意。”
第十章 参阅资料一国际电报电话公司
（1927——1940年）
人的命运取决于历史发展在道德范畴上急剧变化的程度；这种范畴决定了成为世界某个区域领袖——借助于合法的和偶然性的力量——的人的道德风貌；这也扩展到科学、商业、文化活动家身上，因为政治无法缺少这些社会及公务生活的成份。
假如没有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索辛·本原来可以成为语文学家。的确，作为丹麦男人与法国女人生下的儿子，童年时他即掌握了双亲各自的语言，他的父亲曾是法国驻英届维尔京群岛使馆的名誉领事；这个年轻入轻而易举地学会了德语和英语，因为这个群岛是船舶一显然不仅仅是鱼船——的中转站。父亲把索辛送到科西亮，孩子必须学会伟大的君主所使用的方言，在此之后才决定让索辛去巴黎。就在这时白宫向唐宁街支付了三千万美元，维尔京群岛变成了美利坚台众国的财产，索辛也就成了美国公民。正是这一点使他有可能前往波多黎各，到那里从事搪业生意，同时注视着他的新祖国发生的一切。当时正是通信器材热，善于权衡利益的美国北方入最先明白，电话在公务中有多么重要。
战后索辛·本立即成立了一家小公司，名字叫“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在该多黎各和古巴没有办公室。这些地方已经完全西班牙化，索辛·本小试身手，到了1923年他到了马德里。
如果你对西班牙没有准备，如果没有打算成功，排斥了阿拉伯和犹太人——在宗教法庭时期——的国家为此倒退了不正一百年，国家似乎受到了诅咒；昔日的伟大不见了，伟大的强国成了欧洲的稻草人，成了欧洲患病的婴儿，然而欲望却仍然是巨大的，帝国式的。
索辛·本能够——与其他80多个竞争对手不同—一让自己在马德里站住脚，在喜欢名声和奢侈的西斑牙人眼中揉沙子，他组建起一家公司，起名为“埃斯斑电话公司”，公司经理不是别人，正是奥尔加斯伯爵，由于这个家族的功勋，他的名字处处可见。但只有埃尔·格列科刻画了其形象，伟大的西班牙有如一种精神，外来的希腊人有着血缘关系。
在审核协议书时，索辛·本说：“我准备帮助世界上任何一个准备与我合作的国家，并且在此基础上展望其过程和公开的民族目的性。 、
同独裁政权签订的协定是十分有利的，四年之后，索辛·本在残损的人那里得到贷款，花了三千万美元买下了曾经十分强大的“国际电子公司”。在建立帝国的道路上该定的下一步就是婚姻。他娶了玛格丽特·丹拉普，她是煤炭大王的家庭成员。
从他在波多黎各起步已经十年过去了，他已成为世界通信工业中最强大的商人之一。
正因为如此，1939年8月4日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接见了素辛．本上校及其在柏林的特别代表亨利·曼，这是希特勒采取的对外政策行动之一。
这次接见的结果使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得到了希特勒在国内从未给任何国家的公司的权力。
在家辛·本与“德意志民族伟大元首”拥抱告别之后，希特勒的私入经济问题顾问威尔格姆·凯普列尔把索辛送到汽车前。
“我想给您个建议，上校”他说，“请与您的同行、商人、银行家库特·冯·施列特尔保持接触。您知道，我们的民族革命调整了对待金融资本的态度，其中不包括了解我们民族目的性的人。施列特尔了解民族的目的性，所以元首信任他。如果您今后有什么问题，请与施列特尔联系，五分钟后我便会知道；要用电话，”凯普列尔微微一笑，“尤其是用您的电话，那么会更加保密。它符合我们政治家和你们商人的要求。”
自然，凯普列尔没有告诉索辛·本，库特·揭。施列特尔领导着“希姆莱之友俱乐郎”并且拨款组建盖世太保；他也没有说施列特尔是纳粹党的老战士；不过，‘索辛·本通过自己在纽约的关系对此了如指掌。杜勒斯兄弟与施列特尔关系密切，把他视为完全可靠的伙伴，反共的爱国者，德国强大政权的拥护者。
次日索辛·本与施列特尔相见。地点在柏林最高级的餐厅。在这里签署了一项协议，库持·冯·施列特尔、“国家社会主义的老战士”，将成为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子公司的顾问。
当天晚上索辛·本宴请施列特尔向其推荐的人（事先已与戈林和希姆莱商讨过此事，二人支持银行家的做法）。此人叫海尔哈德·亚洛兹·维斯特利克，是帝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老板，“老战士”，他为希姆莱的机构提供咨询，并且在出国时多次执行交给他的任务。
索辛·本与维斯特利克在分手时已不仅仅是朋友，而且巳成为了合伙人。维斯特利克成为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督察委员会成员。从此他可以作为通信帝国的领导成员，作为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在帝国利益的代表而不是以客人的身份前往美国。
此后索辛·本组织了与赫尔曼．戈林的事务性会见，讨论了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参加德国军队装备新式武器助工作问题，除了希特勒和凯普列尔，谁也不了解谈判的结果。索辛·本同意参加组建帝国空军。这对于罗斯福上台后的白宫以及签署凡尔赛和约的巴黎与伦敦是—种敌对行为。根据和约德国己无权拥有自己的军队。
因此，在西班牙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演时，索辛·本来到马德里是自然而然的。同样，佛朗哥一一在取得了流血的胜利之后一重新与索辛．本签署了协议：根据协议西班牙全国的电话网、电报和广播持置于索辛·本上校的监督之下，这也是自然的。与他分享这种权力的只有国家元首的私人隙，两名长枪党人，没有涉及财政，而只是新政权的威望。
希特勒进攻波兰后不久，国际电报电话公司设在帝国的公司——与所有划归经济部的外国公司不同——属于德国了。帝国以空前的速度成长，因为维斯特利克格外注意占领国内所有与无线电器材和通讯器材有关的工厂，并将其收归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所有。
等到整个欧洲已屈服于希特勒，欧洲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经理和纽约督察委员会成员维斯特利克博士作为索辛·本上校的私人客人来到纽约。
在“普拉萨”饭店为希姆莱的密使订了一套豪华的住房——共有5间房的套间。结其儿子订了两间一套的住房，还有三间一套的豪华套房提供给其私人秘书英格丽特·冯·法根海姆男爵小姐。所有费用是索辛·本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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