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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被打死时，它们应该带在你身上，肯普自言自语地说，可怜的豪斯纳。而我更可怜，因为我将变成出卖基督的犹大。我没有被绞死．没有在地下室受刑，没有被危及亲人的生命，他们只转告我将军的话，我就开始机械地行动，也就是说谎。要一杯咖啡。认真偷听、平静监视将被贝恩德“佩佩”小组的人处死的同行。
那么，能不能这样呢，他问自己，如果我现在把一切都对豪斯纳讲出来，又会怎样？我拘留他并对他说：“朋友，你死期已近。派你到这儿来的那个人把你当成牺牲品。他处在你我都不知道的某个复杂阴谋之中，他需要你随身携带有关施季里茨和罗门联系的文件。当你僵死、变形，沉重的尸体被他们上下察看和拍照之后，被来回翻动，掏口袋，摘手表，脱皮鞋（鞋跟是最好的秘密通信藏匿处）时，你身上要带的正是这些文件。怪不得他们让我严密监视罗门，怪不得我收到‘组织’的指示，要我在罗门与布鲁恩开始干他们的勾当前与布鲁思博士接触．怪不得他们授意我进行这一行动，要让布鲁恩经常感到对他的关心，感到我们的秘密势力不需要用什么代替自己的善行。我进行了这一行动，但我是阴谋家预谋的大勾当中的一个小卒。现在，已经清楚，难怪他们命令我安排可怜的豪斯纳的女儿与这个美国人相识。我领施季里茨去见埃尔·杰克博斯不是无目的的，所有这些都有原因。不让我了解阴谋的最后步骤，还有你。不幸的．轻信的豪斯纳。也不让你了解为什么让你去死”，那又怎样？肯普问自己。如果我给他说这些．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也许会不相信我说的话。他们或许还给了他备用的联络关系，他或许会通过这个备用联络关系发出警报说：“肯普疯了”，或者说：“肯普卖身投敌，还诽谤我们‘组织’的弟兄。”
“好，”肯普说．他感到十分疲倦，甚至抬不起两肩：“我作好能作的一切。我去电报局，从那里容易与应该联系的人接头．饭店的电话有人监听。这里的反对派都是饭店的人，他们想在饭店发动宫廷政变．明白吗？你想不想在临行前喝几杯？”
“我在工作结束后喝，”他回答：“多谢。”
工作结束后你就躺在马路上了，肯普想，或者躺在地板上。最好是在地毯上，不会摔得太疼。但是，那时候，子弹炸碎你，你也感觉不到跌倒疼不疼，他对自己说，你把跌倒当成好事，当成接触给你力量的土地。古代有一个人；当敌人绞死他的时候，他总想用一只脚接触地面，因为他相信，土地会给他新的力量，好像确实给了他力量。但是，要知道，这只是传说，在现实生活中，一切都更加拙劣和残酷、你会被打得死去活来。口角流血。嗓子里塞满苦涩的污物，因你那只大大的，褐色的，牛肝一样的肝脏被打穿。
他猛的一下站起来，因为他明白：再过一会，他会把一切都讲给豪斯纳，他简直无法战胜自己的这种愿望。不知是谁，好像是克劳斯．巴尔比耶给他讲过，叛徒在走进法庭出卖自己最亲近的朋友以前，常常对他有一种母亲对孩子那样揪心的温情。但是，这种情况时间不长。最主要的是战胜自己的内刺激症状，往后就不可怕了。疼是疼，但不可怕，假如疼痛最终还可以忍受，则害怕是长期的，所以是不可忍受的。
第四十九章 立场
1946年6月，纽约异常潮湿闷热，甚至当晚风从洋面吹来的时候，人们仍感到粘热的暑气。暴风雨像从消防唧简喷水一样迅猛，但时间很短，并没带来凉爽。
苏联大使葛罗米柯从桌后站起身，走向窗前。纽约已经入睡、街上空旷无人，雨后烟灰色的天空，已逐出一丝黎明的曙光。他记起普希金的诗句：“一道霞光变换成另一道霞光、夜晚只剩下半点钟”。不知是莫斯科的魅力，还是对家乡的长期思念——他在大洋彼岸任职已两年多，是最年轻的全权大使，现年还不足38岁——普希金关于自己无法徘解的忧郁的动人诗意没有在纽约出现，真所谓连家乡的烟也香甜。
葛罗米柯看一眼夜光表盘：两点半。过七个小时，就要在联合国原于能监督委员会发言。早晨收到克里姆林宫的提案。苏联的立场共三点，几句话，人类的未来就取决于他怎样阐明必须接受苏联立场的理由。的确如此，因为他的话涉及震惊世界的问题。
大使清楚地认识到，反对苏联提案的局势也很严峻。唉，不得寄希望于逻辑（更不用说感情），因为军事工业综合体的推论体系十分特殊，为其他人所不用。所以．他整天都在写自己的发言，以便绝对准确地，更主要的是浅显易懂地不仅让联合国成员，而且让每时每分都在经受大规模信息工具天才而严格的制成品的西方无线电听众和读者了解克里姆林宫提案的含义。行家里手都在工作，高级行话不能不用。
“大使先生”，不知何故，美国新闻界的代表乌奥尔德。利普曼问道：“难道你不管我国现在正在干什么而继续相信能在世界上达到观点一致的可能性？”
“相信。”
利普曼微笑说：“这是克里姆林宫的指示？”
葛罗米柯没有立即回答，若有所思地大声说：“这是—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我对历史的勤奋。如果深思地对待这门科学，并敢于为了未来从过去吸取教训，就不能不是个乐观主义者。”
他回到桌边．浏览一边全文，突然清楚地看见弟弟费佳、阿廖沙和德米特里的小脸。在童年，他们就爱好历史。离他们村不远，在热列兹尼卡（美丽而平静的别夏杰河把新老葛罗米柯分开）旁边，是连绵的山岗。儿时的想象描绘出过去的情景：许多瑞典军队从白俄罗斯向波尔塔瓦行进，这是疲惫已极的拿破仑纵队。兄弟们长成少年，开始迷上索洛维约夫的书，幻想挖掘古迹，但生不逢时，费佳和阿廖沙被纳粹杀死，把头颅抛在疆场。德米特里遍体鳞伤，侥幸生还。舅舅费奥多尔和马特维．别卡列维奇战死，唯一的大表哥阿尔卡季在莫斯科城郊的战斗中牺牲。
“不能不是个乐观主义者”，他想起自己对利普曼的回答。他悲凉地想，自己是否把愿望当成了现实？不，无论真理如何艰难，它都将无往不胜。了解我们立场的人越多。就越有希望防止可怕的战争历史在将来重演。这里的人从好莱坞的影片中了解这一历史．他们只凭一些概念，并且不只是青年人，而且有政治家，这就特别使人担心。
葛罗米柯永远不会忘记，当他飞抵华盛顿，“强硬”方针的代表人物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请他作客的情景。他的私邸不大，陈设简朴．客厅兼作图书馆，有许多书柜。百老汇许多戏剧描写从裁口喷金，皮面压纹的古老对开本书籍中吸取知识的善良老律师。这些书柜很像这种戏剧的布景。主人的思想一定十分卓越。
杜勒斯递给客人一杯威士忌．尽管他知道，苏联大使从来不喝酒，他打开柜门，用一根指头在书背上划了一下，说道：“列宁和斯大林的选集”，他拿出一卷，翻了几页，上面用铅笔写满批注和划满着重线；现在，我特别注意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努力理解它的真正内涵。”
大使认真看了看杜勒斯的批注，甚至快速浏览也足以证明，房间的主人正形成全面不接受苏联观点的概念，不顾时间，地点和具体情况．无丝毫诚意稍稍理解1945年春雅尔塔会议上美国最亲密的同盟者俄国。
1945年秋天，埃列奥诺拉·罗斯福由杜勒斯陪同去伦敦，在回国后的招待会上遇见大使，他抱怨说，杜勒斯病态地不信任俄国人：“这种怀疑从何而来的呢？”
为了表示对罗斯福的尊敬而被杜鲁门在人前继续称为“第一夫人”的总统遗孀微笑说：“不知为什么．正是在那个岛子上，杜勒斯变得更加不信任莫斯科提出的所有建议，看来，邱吉尔对他很有影响。”
葛罗米柯记得，从德黑兰传到大使馆的情报如何使他震惊：不管如何努力，斯大林都未得到邱吉尔的确切回答，即盟军何时开始开进欧洲。他从圈椅里站起身，抑制住愤怒（不知为什么，眼睛黄得可怕），转身对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说：“我们家里还有许多事，何必在此浪费时间，走吧！我看．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外交礼节使事情摆脱了困境：“元帅没有正确理解我，”邱吉尔说道：“准确日期最后可能定于1944年5月。”
从莫斯科送给驻华盛顿苏联大使馆的情报中强调，邱吉尔让步的原因是罗斯福明确反对他“遏制”一下俄国人的高傲政策。罗斯福死了，而邱吉尔还健在，他由杜鲁门陪同来到福尔顿，发表反对红军的言论，号召西方列强联合起来反对“世界共产主义。”
有一次，身为副总统的杜鲁门邀请大使去白宫参加“电影晚会”。
放映的是新闻纪录片：太平洋上的战斗，美国步兵对日作战。然后是苏联的纪录片：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会战。杜鲁门坐在大使旁边，不断重复：“真惊人，太惊人了！多么崇高的人民英雄主义！你们的军队太强大了！我完全被震惊了，简直找不出词来形容我的钦佩心情。”
大使刚从国内回来，还不知道这些电影镜头，所以看得很专心。幻想能在风尘仆仆，遍体鳞伤，奔赴西方的士兵中看到某个朋友或亲人。但是，杜鲁门说个不停，用的都是形容词最高级，每句话结尾都问：“不是这样吗？”，“难道不对吗？”本来应该回答。不看屏幕、准确地回答。但是，他很难使自己忘记这个人在战争初期说的话。这些话的含义极为厚颜无耻，并且出于浓厚的孤立主义传统：德国人和俄国人在这次战争中死得越多，对美国越好。是帮助这个，还是那个，要根据情况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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