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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着耙头，幽灵一般，长长地排在路边，等到有车队经过，他们疯狂地掠夺。到了后来，他们不满足于只在黑夜掠夺了，大白天也明目张胆起来。因为是他们的地头，车队也没有办法，只有任由他们掠夺，就当作孝敬“地头蛇”了。久而久之，这成了村里人的风俗习惯，男女老少都干这事情。
当我们去的时候，很多男人女人已经被贫穷逼出那片土地，跑进城市打工去了，留下的是已经种植在那里的劣根，留下的是一些仍旧在偷煤炭的懒汉，注定也留下满地的偷煤炭的孩子。我们就见识了那些孩子“完美”的掠夺。
我们是跟着村里一个叫刘明军的孩子去的。他12岁，读小学五年级。当听我们说想见识一下他怎么搞到煤时，他很得意地说：“很简单，去了你就知道了。”他拿出一个乌黑的竹筐和一根耙子，耙子杆接近两米长，耙齿又细又长，排得很密很宽。他告诉我们那是他父亲留下的，为拉煤专门做的。拿着工具，他又叫了村里其他几个孩子，风风火火地来到村口。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们把工具放到地上，在公路两侧堆起石头，石头中间留出一道缝隙，大约刚好能让一辆卡车通过。
刘明军老练地说：这些“孬种”（司机）因为害怕被人偷煤炭，所以运煤经过村庄时都像疯子一样地开车，一转眼就飞过去，根本就没办法搞到煤炭。于是，他们想了对策，在公路上堆上石头，这样司机就不敢开得太快了，煤炭也就搞到了。不一会，运煤的车队过来了，速度果然放慢下来，一群孩子发狂一样地从车上把煤炭拉下来，落得他们满头都是煤灰。司机盯着他们，他们就骂司机，甚至用石头打他们。司机不敢下车，悻悻地把车开走了。
这电影一般的镜头令我们骇然。
回到村里，我们问村长：村里有这样的坏习惯，为什么不过问？
村长说：他也没有办法，地方穷，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讨生活，哪有时间考虑这些事情，他没参与偷煤炭的活动里已经算是万幸了。
而他本人到底有没有偷煤炭？
村里人告诉我们：“哼，他也偷！他怎么就不偷了？不偷拿什么活！”
农村人常说：“学坏容易学好难！”这是很深刻的。十件好事给一个孩子的影响往往不及一件坏事情产生的深刻；对孩子十年的良好教育有时候抵不上一个月的恶性教育。分析一下不难发现，社会上大部分人、大部分事情是平常态的，良性的，孩子也司空见惯了，在他们心里留下不了太深刻的印象。反而一些反常态的坏事情、坏念头给他们的冲击一下子可以将他们带上不归路。十件对一件尚且如此，十年对一个月尚且如此，更何况一个孩子从小到大生活在这种环境里。
想想这些，刘明军成为偷煤炭的小贼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农村社会环境对于留守儿童的影响还表现为个体性。众所周知，任何的整体都是个体构成的，构成农村环境里的每个人，都有可能影响到失去父母庇护的留守儿童。个体性的影响没有规律可言，如果孩子经常和某人来往，那么影响可能是长期性，长期性的结果是慢慢沉淀下来的东西；如果孩子只是和某人在某一时间发生对撞，那么影响就是突发性的，凡是能给孩子带来影响的突发事件一般又都来得十分猛烈。
例如，在湖南省华容县治河渡镇做调查时，我们就听说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故事同样发生在洞庭湖水域。故事的主角叫莫春华，一个11岁的男孩子。
莫春华的父母都在城市打工，在家里由爷爷奶奶照顾他，父亲留下的半亩鱼塘同样交给莫春华的爷爷管理。祖孙三口就住在渔场旁的船只里，守着破旧的家具，天天随着洞庭湖的波浪摇晃。因为老两口想省钱，船上没有通电，没有电灯，更没有电视机，每天晚上一盏昏黄的油灯亮在水面上，时间仿佛回到遥远的年代。
与他们的渔船相距不远的是莫春华本家的一个叔叔莫东升的船屋，船屋很大，设施也齐全，电灯、电视、电扇都有。而莫东升也有个儿子，和莫春华玩得很好，比莫春华低两个年级，叫莫晓旭。于是，放了学，莫春华总爱往莫东升家里跑，和莫晓旭一起写作业、看电视，有时候甚至就在莫东升家里吃饭。
奶奶对此很生气，认为在别人家玩玩也就罢了，可是总是在别人家吃饭始终不好，奶奶怕莫东旭两口子嫌弃孙子，虽然他们嘴里说得好听，说什么“没事，婶子！哥（莫春华的父亲，即莫东升的堂兄）和嫂子都不在家，春华也怪可怜的，喜欢在我们家吃饭就让他吃咯，都没把他当外人，和自己孩子一样。”
但是，老人心里一直有疙瘩，尤其是忌惮莫东升的老婆。老人说，那个女人是村里有名的母老虎，平时就会装模作样，发起火来谁都不认。所以老人三番四次教训莫春华，让他以后不准在别人家吃饭。
但是，家里没有电灯电视，怎么能留得住莫春华？他还是往莫东升家里跑。
2005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爷爷、奶奶都已经睡下但没有睡着，莫春华从外面回来了。奶奶和他说话，他不理睬，显得闷闷不乐。因为点的是油灯，老人眼神又不好，倒也没有发现孙子出了什么情况。
第二天傍晚，放学后，莫春华一反常态地跑回家，钻到船里，再也没露面。天快黑的时候，莫东升跑来，火冒三丈地叫嚷。老人问他什么事情。他说，莫春华往他家的渔场里撒“毒稻谷”，毒死了好多鱼。
竟真有这事情？
老人跟着莫东升到他家渔场，看见灰暗的水面上铺着一层白色死鱼。莫东升的老婆正蹲在渔场边哭天喊地。老人意识到的确出事了，回到家里质问孙子。莫春华死都不开口，脸色灰暗发白。最后，老人在一个角落里找到装杀虫剂的瓶子，发现里面是空的。老人当头一捧，知道这事情的确是孙子干的。
莫春华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在莫东升的渔场里下毒呢？原来头一天晚上，他在莫东升家里玩，吃完饭，和莫晓旭抢着看电视，因为不让莫晓旭看喜欢的节目，莫晓旭就哭了。莫东升看见儿子哭，拉下脸，对着莫春华就是一巴掌，接着把莫春华推出船舱，嘴里骂道：“没爹没娘的孩子，找死！以后不要到我家来了，再来把你的腿打断！”
这样的刺激哪里受得了？莫春华回到家里时，脸上印着五个通红的手指印，奶奶并没有发现。老人后来见到我们时说：“平时见他（莫东升）挺好的，毕竟还是孩子的堂叔叔，谁料到那么狠！我原本只知道他女人狠。”
结果第二天，莫春华就在莫东升的渔场里下了毒。
当我们见到莫东升时问他，为什么要打莫春华，难道不知道他的父母不在家，而且还是他的本家叔叔？
莫东升冷漠地说：“他父母出去打工，关我屁事？又不是我孩子，怎么就打不得？就算是我的亲生儿子，做了错事也要打！何况我们一家待他不薄吗？”
的确，我们无法驳斥莫东升的话，也无法消除他的冷漠。我们只是感到有一丝疼痛，一些惋惜。
总的来说，社会环境对留守儿童的影响是巨大的。许多时候，村里的其他人员似乎没有责任更没有意识为留守儿童而改变自己，他们给留守儿童带去的是他们自己的任意行为，这种行为甚至是强迫性的，完全没有过滤，有好的，也有坏的，而留守儿童只能部分或全部接受。而这些东西究竟会给留守儿童带来什么，没有人深思，仿佛跟他们没有关系。
我们在调查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他们（留守儿童）的父母出去打工赚钱，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又不是我的孩子，我为什么要替他们想？他们赚了钱会分给我一份吗？
那么，在这样现实的情况下，怎样使留守孩子更好地在他们只能被动接受的农村社会环境里健康地成长起来呢？没有父母的保护和监管，孩子丧失了对这种环境的区分能力和抵抗能力，只能依靠日益分散的农村基层组织去关注孩子，去创造对孩子有利的环境，这样能行吗？特别是，大部分农村基层组织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有一种痛楚来自残缺，像刚刚破碎的瓷碗，伤口若刺；
有一种忧郁来自脆弱，如刚刚掐断的草茎，汁液似血。
残缺与脆弱
诚如上面所讲到的，留守儿童的社会环境从狭义上来说是农村社区，是村庄和故里乡亲。这个社会环境，体现着控制力和影响力的是农村基层组织。而农村基层组织的现状是什么？基层组织对留守儿童客观事实和主机态度的现状又是什么呢？应该说，治河渡的孩子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有还算完整的基层领导构成、他们有耿忠民和谢宝生这样负责的村委领导为他们做实事，做急需的事。然而，河渡村只是一个良好的个案，现实中大部分的农村基层组织的状况并不令人满意，甚至让人担忧。
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对于留守儿童来讲，农村基层组织有各种有样的表现，但主要存在着以下一些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组织的确有了很大发展。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时代快速的进步，农村基层组织功能在新形势下逐渐弱化，在最近十余年里，其结构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普通的村干部结构一般还是像改革之初一样设置村委书记、村长、副村长、妇女主任、会计、计划生育办、青年团、治保、村组组长等等。另外，由于分田到户，共同活动的空间大大减少，村委会开会的次数很少，好一些的村庄可能每周或半个月召开一次常委会。但是，全体干部会议一个月都很难开一次。有些甚至是半年都难得召开全体会议。更甚者，村常委会一个月或数月都不召开。即便开会，能够到齐的也不多见。
这样，原本松散的组织更加松散，原本简单的机构更加显得简单。村委会成员教少，任务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