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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刻我们能感觉到乡村的温暖和快乐，那种温暖和快乐在经历一年的煎熬、残缺与守望之后到来，程度加倍。但是，这种温暖与快乐并不稳固。它只是一个整体。在过年共同的喜庆气氛里，又有多少不幸的故事被掩盖掉呢？
我们见到村长黄敬华。据他介绍他们村里外出打工人员大概占到全村人口的30％，占青壮年人口的60％，在这其中，只有男人出去的占到67％，夫妻双双出去打工的比例相对较小，接近27％。这是典型的男人主外，女人主内的村庄，其中留守儿童大约150人，占全村儿童的54％左右。
随后我们在村子里，安顿下来，准备住一周的时间。一周内我们计划到周边各个村子做些调查。
当天晚上，我们由村干部陪同，分组到部分农民家中，就农民工过年的情况进行访问。小小的村落里的访问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托尔斯泰说的：“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我们和村长首先到了李家和家。到他家里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正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地观看春节联欢晚会，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灯火通明，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水果、瓜子和热水，厨房里顿着鸡和排骨，散发浓浓的香味。看见我们到来，一家人立刻起身，热情地招呼我们吃东西。两个孩子懂事地给我们搬来椅子。看得出他们很幸福，当电视里放到冯巩的小品时，都乐得合不拢嘴。但是，当我们不合时宜地提及；李家和什么时候走时，一家人的情绪立刻变得低落起来，两个孩子明显表现出很烦躁，甚至仇视我们的神情。
只有李家和无奈地笑着和我们说话。
访问中，我们还喝了一杯酒，算得上名牌的白酒，就在村民候震宇的家中，他是两天前从新疆赶回来的，带回来7000块钱。到达他家时，他正在和老父亲、几个兄弟、侄子们喝酒，兄弟和侄子们，也都是年前从遥远的工地赶回来。酒桌上摆满鸡鱼肉蛋，他们酒兴正浓，脸上红红的，有些醉意，饭桌旁，家里的老母亲和其他女人，以及孩子聚在一起，边看电视，边看他们喝酒，他们心里，这喝酒的场面应该比电视更好看！
听说我们是外地来的，侯震宇立即说了一声“不容易”。他坚持要敬我们一杯酒，我们笑着喝了，酒很辣，也很甜！喝完酒，他给我们每人夹一块肥大的猪肉，嚼着猪肉，很香。他们是幸福的，幸福洋溢在屋子的每个角落里，当我们走出他的家，走到很远的地方还能听到他们的笑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村民李晓欧家里。李晓欧今年38岁，妻子田爱兰，两个儿子一个读初中，一个上小学。我们到达李晓欧家里时，他们的门紧关着，屋子黑洞洞的，隔着窗户看见电视微微的光亮，没有人声，只有电视机的声音。我们敲了几次门，门都没开，门口的狗对着我们直叫。最后，在老村长的劝说下，我们终于进去了。开门的是田爱兰，我们提议她把灯打开，她不理睬我们，还是村长打开了灯的开关。灯光昏暗，照亮他们发霉的屋子，屋子很冷，又脏又乱，靠墙放着炉子，上坐着水壶，墙被炉火熏地乌黑，菜桌上油腻腻的，放着猪肉，猪肉切了一半，菜刀立在菜板上。我们走进里面屋子，屋里的气氛很压抑，两个儿子正在一起看电视，电视机很旧，黑白的。一家人表情木讷，只是看，不笑也不说话。我们和田爱兰说话，她不搭理。于是我们问她的大儿子：“爸爸呢？”他爱理不理地说：“打工去了。”两个孩子躲避我们的目光，显得很委屈。看我们没有离开的意思，田爱兰说出事情的状况。原来李晓欧今年没有回家过年。李晓欧一年前到浙江打工，给当地建设桥梁，年底却没有回来，而且已经有三个月没有音讯，是死是活都不知道。田爱兰说话的过程中，眼睛就红了。
正当我们要走的时候，她的邻居过来了，让田爱兰接电话。电话竟是李晓欧打来的，因为自己家里没有电话，所以他每次都打到邻居家里。田爱兰和两个孩子立刻跑到邻居家，我们也跟着过去了。
田爱兰拿起话筒，眼泪像泉水一样涌出来，张口就骂：“你这个狗日的，你死哪里去了，也不打个电话？死活总要给个信。”身边两个孩子也跟着哭了。电话那头的李晓欧声音沉重。原来他还在浙江！他也想回家，可是因为要不到工钱，没钱买车票，要不到钱，他也觉得没脸回家。在这个大年三十，万家团聚的晚上，他只能和另外几个没有拿到工钱的工友一起躲在漏风的帐篷里，和工友们凑钱买一张电话卡，轮流往家里打电话。田爱兰责问他为什么不早打电话通知一声。李晓欧说长途话费太贵，反正三十晚上要打电话，就一起打一次够了。这个李晓欧，难道就不知道家人急吗？李晓欧在电话里反复问：“家里可好？孩子可好？春节有没有买肉？千万不要太省钱，一定要把年过好。”他又说：“等拿到工钱就寄回家，给两个孩子上学用。”他要求儿子们听电话，又怕话说得太长，话费太贵，他让两个儿子一起听电话。两个孩子刚把头伸到电话筒上，喊了声“爸”，就哭得说不出话了。那情景真让人心碎。
一个男人，春节要躲在帐篷里，眺望家的方向；一个家庭，春节少一个人；妻子没有丈夫，孩子没有父亲！多买些肉！买再多的肉都无法弥补这种残缺。
这一家人注定过不了一个舒服年。
那天晚上有一户人家我们没有进去！原因不是主人不给开门，而是我们不敢敲门。
村民李大阵的家没有院子，我们到达他家时，门窗紧闭，屋里没有亮灯，好像没人。可是，根据村长反映，李大阵昨天就回来了。正在犹豫是否要敲门时，屋里传出“吱噶、吱噶”的床板响声，伴随阵阵的“吱噶、吱噶”声，是一个女人畅快的呻吟。不是有意偷听，实为巧合，那是农村夜色深处的秘密。我们和村长笑了，转身离开。而村长告诉我们，李大阵去年结婚后十几天就出门了，一年后回来，妻子为他添了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调查中我们还见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情况。
黄求平，男，25岁，两年前结婚不久和妻子一起到深圳打工，将当时只有一岁的女儿交给母亲照顾，为了赚钱，甚至省火车费，他们中间没有回过家。今年春节夫妻两个实在熬不住了，黄求平买一张车票，让妻子回家看看孩子。他说他的“工作”很忙，脱不了身。妻子死活不愿意，非要和他一起回来，最后他下了好大决心买了两张车票。回到家里，快三岁的女儿，已经会走，会跑，会说话，会骂人。本来，难得的团圆，一家人应该很高兴的。但是，女儿却不认识他们，不和他们说话，不和他们亲近，躲着他们，任凭奶奶怎么解释，父母怎么拿好吃的东西哄她，她就是不和父母说话，到最后甚至哭起来。两口子很无奈，吃肉不香，看春晚也不笑。而黄求平一直不甘心地对我们说：“回来这一趟，要少赚好多钱呢。”据我们了解，春节他如果留在深圳，可以赚上几百块钱。
刘桂和，女，35岁，丈夫前年打工，意外死亡，工地陪了1000块钱。两个孩子正在读初中，家里周转困难。去年她也到浙江打工，在服装作坊接线头，两个孩子交给同村的姐姐照料。我们看到她的第一眼，不敢相信她才三十多岁：头发白了一半，脸上镌刻深深的皱纹，双眼凹陷，颧骨突出，手掌粗糙，皮肤松弛，腰也弯了。我们到时，她和两个孩子边看电视边包饺子，她做饺子皮，两个孩子包饺子馅，包出的饺子奇形怪状。虽然家里很苦，屋子空荡荡的，家具几乎也都卖掉了，但一家人很幸福，看样子似乎忘记了两年前的悲伤，守着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他们还是会发出难得的笑容，只是刘桂和不愿意向我们提及丈夫的事情，更不愿回答两个孩子留守姐姐家里的事情。
这个家是残缺的，不是因为丈夫死了；这个家残缺，因为活着的刘桂和出门在外。
春节她一定会赶回来，跟孩子们一起过的。她反反复复说的一句话是：“如果春节我回不来，两个孩子就太可怜了。”她所说的可怜，我们能真切地体会到。小儿子脖子上，至今有一块粉红的伤疤，像只蝴蝶，村里的人都知道这块伤疤，戏称它为“项链”，那是去年小儿子在姐姐家里，从桌子上取热水时烫伤的。
而外出打工的张百顺没有回来，并且永远地不再回来。
张百顺，在山西太原打工，半年前走的，前几天还一筹莫展地给妻子林菊花打电话，说弄不到车票，可能回不去了。当天早上，林菊花却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张百顺高兴地告诉她自己就要上车了，估计天黑可以到家。在张百顺家，我们只见到他的儿子、女儿和母亲，屋子里摆满一桌丰盛的饭菜，饭菜都凉了。孩子喋喋不休地唠叨奶奶：“怎么爸爸还不回来？爸爸什么时候能回来。”
林菊花见天都黑了那么长时间，丈夫还不回，焦急地去村口等了。
我们赶到村口。村口的风很大，吹在脸上犹如刀割，桥头亮着一盏手提灯，一道光柱射进黑暗里。灯后面一个黑影坐立不安地张望，那是林菊花。从林菊花口中，我们得知，张百顺在山西挖煤，走半年多了，一个月有1000多的收入，已经向家里寄了5000块。而林菊花是个跛子，走路不太方便，做不了重活，只能在家里做些家务和农田里的小活计，全家老小就依仗张百顺一人。
我们和村主任陪她等了20多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