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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留守儿童是农民工留下的。由于农民工本身的许多特点和现有的政策制度的尚且不完善，导致农民工外出，不得不把孩子留在农村。这些特征包括：农民工自身的流动性，居无定所，没有长久确定的工作地点。区域性的省内流动，或许还有可能允许农民工带着孩子，也大多只是存在于理论上，因为省内流动也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居多，而大部分的农民工则是跨省流动，向东南经济发达地区倾斜。而表现在具体的农民工身上，还常常存在省内和省外流动的交织，令流动性的表现更加混乱。因此，农民工不可能像背着包裹一样地把子女在各个城市间背来背去，这样孩子受教育和生活状态都会受到显著影响。
“浙江、广州、山西、东北，我都跑，一年换一个地方，三个月换一个地方，像打游击，带着孩子能行吗！”“带着孩子打工？要是能让我在一个城市干三年五年，我就带，但是没门！”“一年光坐火车我都吐了好几会，带着孩子能行吗？”
“明天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这样的日子孩子是没办法过的。”“带着孩子？他们还要上学呢，寒假暑假让他们到城市玩一下，还可以……”
这些问题，都是在调查中农民工反复提到的。
再者，农民工工作环境艰苦恶劣，生活条件差，工作时间长，工资水平太低，处于城市职业人群的最底层，从事最脏、最累的非主流职业，比如建筑业、体力性工业、层次较低的服务业、家庭雇佣等；住的是集体宿舍、在建建筑物、工棚、甚至就睡在野外，吃些没有营养的蔬菜、硬米饭、难得见到肉和油；工作每天早出晚归，早时凌晨4点就起床，晚时要到翌日凌晨才能回去。
山西省总工会的一个调查显示，大约有84％的农民工不能享受法定休息时间，约45％的人没有休息日，连续超负荷劳动；工资也低的可怜，“农民工状况虽说比农村劳动者好，但一直只能获得低工资，在最近的10多年里，有很大部分农民工和雇工的工资一直处于400—500元的水平，没有任何增加。”这些残酷的现实决定了农民工没有条件把子女带在身边，带在身边也没足够的经济能力让孩子生活得更好，更遑论有闲暇时间照顾孩子了。
调查中，农民工常常给我们倒着苦水：“孩子去了，我们也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只能让孩子一个人待在住地，还不如留在家里，城市孩子又不熟悉。”“我都没有住的地方，孩子去住哪里？总不能让他和我们睡大棚吧，又热又臭。”“我每天干活回来，都累的要死，怎么带孩子过去？谁给他吃，给他穿，在那里也不能上学。我没有钱，没有心力，还是让孩子在家好。”“住没住的地方，吃没吃的东西，孩子来到会受的，在家里东西便宜。”“孩子去了不还是一样，每天起早贪黑，又见不着。”“你知道我们干活多累，工地太乱，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砸死了，让孩子去太危险。”“我告诉孩子，我打工的地方很好，吃的好，睡的好，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像个熊一样累的样子。”
一个农民工的话对我们的触动是最剧烈的。他说：“你要知道，我们是去打工的，不是去工作的！带着孩子？可能吗？！”
当然，农民工的处境只是留守儿童存在的一个方面的原因。与此同时，城乡本身又存在二元壁垒。这种壁垒首先是生活环境上的：乡村很简单，到处是山、水、泥土路、原野、草地，而城市是复杂的，是钢铁、焰火、楼房、公路、川流不息的车辆，这些都是农村孩子生活在城市的潜在危险。一个农民工坦率地告诉我们：“说实在的，我很害怕孩子会被马路上的车撞死，我宁愿不让孩子来城市。”
其次，城市与乡村在文化理念上也存在太大差异，乡村人的衣着、行为、语言、甚至长相都和城市格格不入，农民工自己有着深切的体会，他们已经在城市承受着歧视，承受着最底层的卑贱。城市人干净、体面、进高档餐厅、穿名牌衣服、开小车，这种生存的差距孩子是很难承受的，农民工担心免不了孩子也会受歧视。“我自己都成了孙子还不够，还要让我的孩子去遭人白眼？”一个农民工气愤地说。而这种担心并非是多余的。
我们曾亲眼见过，一个城里的孩子向农村的孩子炫耀嘴里的“麦当劳”汉堡，一个站在店里，一个站在店外，中间隔着玻璃。那个农村的孩子一直盯着城里孩子满是油腻的嘴，直到最后哭出来。
还有，在二元结构壁垒中最大的障碍，是二元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由于种种原因很不完善，但是不完善的制度却有绝对的效力。于是形成了一种“现实中的农民进了城，制度中的农民没有进城”的尴尬局面。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汇集多种功能于一体，主要表现在户籍制度与就业、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制度相结合。农民工作为农业户口人员，在城市存在就业、保险、教育、住房等各个方面的制约，由于这些原因，特别是教育制约，令农民工不能带子女进城。
一位农民工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我又不是城里人，带孩子进城怎么办。”这个“城里人”应该是包含多重含义的，“怎么办”也同样含有复杂的成分。说这话的农民工未必能够完全明白其中的不公平，但是已经有所察觉。
由农民工产生留守儿童，相应地农民工问题也带来了留守儿童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的表现是和农民工问题完全不同的。一个是走出去，一个是留下来，一个在发生在城市，一个扎根在农村。
农民工走了，但一双眼睛留了下来。
下表列出了我们对湖南省农村留守儿童调查的部分基本数据。
有一双眼睛一直睁开，无论生死，都一直挂牵；
有一种心痛一直伸展，无论去留，都一直顾念。
父母走后的世界
人们常说：“父亲是山，母亲是水！”山庇护着孩子，水滋润着孩子。那是父母还活着，父母在身边。如果父母走了，没了山的庇护，孩子就要面对一切的危难；没了水的滋润，孩子就要遭遇成长的艰险。
“以前有什么事情，我都和爸爸妈妈说。打从爸爸妈妈走了，我不知道和谁去说。”“爸爸在家的时候，谁都不敢欺负我，爸爸一走，谁都来欺负我。”“以前爸爸在家的时候，总是说我这，说我那。他不在家，我就自在好多，但是心里总是害怕，。”这都是我们在对留守儿童问题调查中听到最多的话，也是最简单的话，司空见惯，简单地容易让人忽略。
作为一个儿童，其成长生活环境总体概括就是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应于农村儿童来说家庭由父母和其他近亲构成，学校由老师和同学构成，而社会环境主要就是农村社会大环境。这些本来是一个整体，整体产生推动力使儿童健康的成长。但现在的整体破碎了，至少是残缺了。
父母的离开，看上去只是少了一部分，其实是少了全部。农村有句老话叫“谁的孩子谁知道疼！”对孩子的爱，没有什么角色比父母更深、更真、更义无返顾、更有理由。父母应该是孩子最安全的保护伞和最忠诚的卫士与向导。孩子是最依恋母亲的，是最听父亲的话的。虽然父母未必不会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但是，用心绝对是好的、无私的（极少数父母排除在外）。因此，父母的角色是一切的基础，是最强有力的。
父母走了，孩子的世界本身就遭遇了危机。调查显示：离婚和死亡导致的单亲家庭里成长出来的孩子，出现问题的几率要比正常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高出很多。
据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第三小学州级课题2003年发布的《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研究》记载：
“近年来，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存在着一部份后进学生的群体，他们在校内外的不良表现尤为突出。不思学习、任意逃学、欺小凌弱、吵嘴打架、损坏公物、偷窃剐钱、野宿不归家……。虽经老师多次教育帮助，仍屡教屡犯，引起学校和老师的关注。经过深入调查、了解、分析后，知道这些学生中大多数来自于不健全的家庭。据我们对全校1093名小学生家庭调查来看，属于父母离异的家庭学生有60人；在父母中有死亡的家庭学生有28人；父母因违法犯罪被劳改、劳教的家庭学生有6人；母亲被拐卖或失踪的家庭学生有6人；寄养在亲戚家里的学生有3人；共计103人，占全校小学生总人数的9。1％。其中，学习差的有33人，表现差的有13人。再从家庭教育看，属放任不管或粗暴型教育的家庭学生就有41人，占单亲家庭学生的40％。”
这里的单亲家庭是传统意义上以婚姻关系作为分水岭的单亲家庭。而农民工走后，在农村产生了无数的另一种畸形的“非离婚、非死亡”的单亲家庭，甚至是“孤儿家庭”，规模之大，分布之广远远要超过正常的“单亲家庭”。这本身就埋下了留守儿童问题的潜在不安全因素，加上农民工又并非离婚，并非死亡，还活着，却不在身边，对留守儿童心理上就造成更大的冲击，也势必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农民工一走，便在孩子的心灵上留下阴影。调查中很多孩子就说：“爸爸妈妈不要我了，不疼我。”“我觉得是我太不听话了，爸爸妈妈躲着我，我可以很听话，但是爸爸妈妈还是不回来。”“看着别人的妈妈给他带好东西，我总是想，为什么我的妈妈不在我身边呢？妈妈真狠。”“我躲在旮旯里哭，但是哭没用，哭妈妈也听不见，也不会回来。”“爸爸说他过年就回来，可是什么时候才能过年呢？”“有时候我就想，要是我跟人打架妈妈会不会回来？以前我和人打架，妈妈总是会去学校。”“妈妈是个坏妈妈，爸爸也是坏爸爸，他们不要我，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