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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列夫一听乐了。看来鲁子凡并没有被运动吓倒，石大夯也没被那顶帽子压垮。他俩还在为群众着想，心里不由地一喜。他想去看看老鲁，可一时又离不开。于是对碾子说：“你给老鲁捎个信儿，让他抽空到地区找我一趟。”
鲁子凡听说陈列夫找他，激动得一夜没睡好。他想地委可能要安排自己的工作了，天不亮就坐公共汽车到地委去了。没想到陈列夫不跟他谈工作安排，而是让他到省委党校去学习。
对于上党校，鲁子凡很不感兴趣。这几年，党校的学习跟着运动跑，变来变去的没个定盘星。上次刚学了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下次就进行批判。还是那些老师，还是那几张嘴巴，今天这么讲，明天又那么讲，越学越糊涂，简直白浪费时间，他不想去。可陈书记指定滏阳县就让他去，只好遵命了。
进党校学习，鲁子凡早有戒备。尽管每次都重申“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揪辫子、不扣帽子，结果总是出头的椽子先烂。反右时，他因如实反映了农业社的一些问题，就挨了十几天的批判。要不是历史清白，工作积极，差点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他遇事加了几分小心。然而，山难改，性难移。大跃进那年，县里逼着他们公社放卫星，他不满地说了句“简直是发烧说糊话”，反右倾时再次挨批判，并受了严重警告处分。这两次教训太深刻、太沉重了。他再也不敢掉以轻心，随便开口说话了，遇事慎之又慎。会上会下都要管住自己，一是情绪，二是嘴巴。无论开会还是学习，他从不主动发言。就是领导点到自己头上，也是人云亦云地应付几句，决不敢掏心窝子说话。尽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有人旧事重提，给他扣了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罢了他的官，大会小会批斗了若干次。后来是因造反派起内讧，打派仗，才把他这只“死老虎”扔下。因为他为人和气，不摆架子，人缘极好，“查三代”也没查出什么问题，才没有受什么处分，只是让他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次来党校学习，他再次告诫自己，处处谨慎，多加小心，在政治上再不能裁跟头了。他抱定这样一种态度：多学多想，决不外讲。
在开学典礼上，他却觉得这期党校与往常不同。学习内容不再跟着当前工作跑了，要学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毛主席的《实践论》。省委书记在开学典礼上讲，“我们党是靠‘两论’起家的。在工作中却只注意了《矛盾论》，忽视了《实践论》。工作不从实际出发，习惯于凭想当然办事，解决问题也是简单地一斗了之。结果阶级斗争抓过了头，经济建设却落了后。要想把工作做好，就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一定要补上这一课。”
鲁子凡从省委书记的讲话中，捕捉到了一种信息，感到了一种令人兴奋的变化。在人们的议论中，在报纸广播里，他曾听到过一种新的声音，感到了一种新的气息。他把这些看作是夜幕的星光，是黎明的希望。然而，这些新意见、新观点刚一露头，就遭到了迎头痛击。《人民日报》刚登了一篇支持包田到组、包产到组的文章，不几天就有人公开质问：这是不是党中央的精神？有没有红头文件？并断言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他觉得这颗刚钻出来的小星，又被厚厚的乌云遮住了。星光能否再闪烁？天空能否放晴？他一时看不出。现在省委组织县级以上领导干部集中到党校学习《实践论》，让人们学会用这把尺子衡量工作，判断是非。这个动作非同小可。这话出自省委书记之口，肯定是党中央的精神。那天他激动得一夜没睡。激动之余，他想到了整风反右，因而再次警告自己：这次学习绝不能太幼稚，太天真，太书生气。要以百倍的警惕，注视着党校里和社会上的一切动静。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习的深入，在不知不觉中，他那颗提吊的心慢慢放了下来，紧张的情绪也松弛了。学习虽然安排得很紧，气氛并不像过去那样紧张。无论领导讲话，还是老师辅导，没有像过去那样上纲上线，都能用实践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去衡量与检查过去的工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恰如其分地指出一些偏差、过失和错误。有时甚至涉及到伟大领袖。开始他感到后怕。否定伟大领袖，就是现行反革命，是要杀头的。然而，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衡量，是非就看得清清楚楚。他真正感到了《实践论》的伟大，是照耀各项工作的灯塔，是发现问题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是判断是非的标尺。他越学越用心，越学越上瘾。星期天也舍不得上街。过去上党校脱产学习，是一种休闲。离开工作岗位，没有了繁杂的工作，也没了各种烦人的应酬。只是单纯的学习，而且以自学为主。即便集中辅导，每周也只有一次，其余时间全是自学和讨论。自学靠自觉，凭良心。鲁子凡却觉得比在机关工作还紧张，还辛苦。听讲他特别认真，非常专注。自学他一丝不苟，逐字逐句地咀嚼。课下和晚上，他不是整理笔记，就是到或阅览室查阅资料。他感到这次学习收获很大。
在结业的那天晚上，哲学系的曲章老师把他叫去小叙。老曲长他三岁。五十年代曾在滏阳县委党校工作过。那时，鲁子凡在五区当区长，经常向他请教。两人又都是竹筒倒豆子的脾气，很谈得来。反右时，耿直的曲章因直言敢谏遭受批判，鲁子凡去县委给他求情，才没有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为此，曲章把他视为知己。这次来省委党校学习，老朋友多年不见，曲章坚持让他在家吃住，鲁子凡婉言谢绝了。一来党校纪律不允许，二来怕给老曲一家添麻烦。
曲章执意要他来家坐坐，以酒为他送行，同时叙叙离别之情。鲁子凡觉得应该和老曲好好交流一下思想，有些问题让这位老兄再指点指点，也就没有再推辞，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两人边喝边聊，谈得非常投机。
那些日子，曲章一直处在兴奋之中，早就想和鲁子凡推心置腹地聊聊。一见面，就兴致勃勃地说：“子凡，你看出来没有？这场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很有来头，这很可能是中国革命大转折的前奏。”
“但愿如此。”鲁子凡的话刚出口，却又转了个弯子，“依我看，这二十多年的极左，不是一下子能够扭过来的。起码现在还看不出什么眉目。”
老曲习惯地摸了一下那歇顶的脑袋，思忖了一下说：“老弟所言极是。现在理论界犹如初春开冻的河水，呈激流奔腾之势，思想非常活跃。新闻界却受到领导的控制，不会一下子放开手脚。不过，据说这场大讨论背后有大人物支持。”
鲁子凡知道曲章这里消息灵通，打断他的话说：“曲兄，我看还是冷眼看时局的好。我们党的政策历来多变，你我又在多变之中栽过跟头，吃过苦头，还是看看再说。你我都是快到知天命之年的人了，再也不能那么天真幼稚，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了。”
曲章知道老鲁的忠告发自肺腑，是一番好意。但他仍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说：“子凡，我们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折腾，特别是近十年的动乱，我们的党和人民已经吃够了苦头。痛定思痛，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开始反思了。舆论界觉悟得早，已经开了先河。这是潮流，不可抗拒的潮流，人心所向啊！”说着，他端起酒杯向鲁子凡示意，“喝！”
鲁子凡和老曲谈得最多的是东堤下大队的石大夯的问题，这也是他在党校学习期间联系最多的实际问题。石大夯在他手下当过兵，当过村支书，是他的知心朋友，至今还戴着坏分子帽子。他为石大夯鸣过不平，替他写过申诉信，都无济于事。粉碎“四人帮”后，石大夯为平反的事找过他。然而，那时的口号是“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两个凡是”。石大夯得到的答复是“翻案不得人心，你要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
鲁子凡在这次党校学习中，对石大夯的问题看到了曙光。老曲满有把握地说：“这次我敢打保票，大夯的问题肯定会解决，而且为时不远了。”
鲁子凡被老曲说得豁然开朗，信心大增，不料刚回到县里，就碰上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
鲁子凡从省委党校回来，想把这好消息立马告诉石大夯，就让司机小吴把吉普车直接开到东堤下大队。刚下了黑龙河大堤，他碰上了一队队长老鼠四带着一伙人，气势汹汹地迎面走来，就让小吴把车停下。
老鼠四见是鲁子凡，高兴得不得了：“老鲁，这些日子你去哪儿了？怎么不见你了？”
小吴接腔说：“鲁县长去省委党校学习回来。”
“老鲁，你来得正好。”老鼠四说，“你说这叫什么事！这么好的西瓜秧子，韩天寿硬叫拔了！”他双手抖动着那打了蔫的西瓜秧子，气得浑身哆嗦。
“《六十条》明文规定生产队有自主权，他韩天寿凭什么给俺拔了？俺们去公社告他！”几个年轻社员吵嚷着。
鲁子凡那淡淡的眉毛皱了起来。他知道现在领导们的思想还僵化在老框框里，甭说到公社，就是到县里告也是白搭。他说：“大家消消气，西瓜既然已经拔了，到哪儿告也不会再活了……”
人们对老鲁的回答显然不满意，“难道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吗？”
鲁子凡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他们还要挖根子，想找大夯叔的麻烦。”一个小伙子喘着粗气说，“这事要不说个是非，这地没法种了！”
看来东堤下大队的形势并没有因为全国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而好转，鲁子凡说：“走，到村里去说说具体情况。”
因为上级逼着上“纲要”平均亩产斤）、过“黄河”平均亩产斤）、跨“长江”平均亩产斤），东堤下大队的种植一直是单打一，工值老是一两角钱，就是这点钱也分不到社员手里。老鼠四想种点经济作物卖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