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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大夯便向人们招呼：“在地头上歇会儿，抽袋烟，缓缓劲再干。”
尽管杨旭也是农民出身，又一直在基层工作，经常下乡与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也不如成天在地里摸爬滚打的庄稼人。他捶捶累得发酸的腰，在地头上一坐，感慨地说：“看来不锻炼是真不行啊！”
李碾子说：“杨部长，你没必要这么真杀实砍地干。你往地头上一站，就是对我们莫大的鼓舞。要不是你带头，今天说啥也割不了这么快！”
杨旭红着脸说：“哪里哪里，言过其实了。”
老鼠四瞥了李碾子一眼，开玩笑说：“我说二社长，拍马屁拍在马蹄子上了吧？”
老鼠四这么一说，李碾子的脸忽地通红，反唇相讥道：“都说老鼠好闲磕牙，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李仁杰也趁机追问：“碾子哥，你怎么老在后头呀！是不是昨天晚上把劲儿给嫂子了？”
小物件儿趁机追问：“老实坦白，昨天晚上几回？”
“去你的！”李碾子没好气地揍了小物件一拳。
小物件并不怕，边跑边说：“看他今天这个熊样，昨天晚上少说也得三回。”
“三回也打不住。”韩六子爱跟年轻人开玩笑，“都说‘二十更更，三十夜夜，四十一集，五十半月’。碾子正在旺头上，还不通宵达旦呀！”
又是一阵哄笑。人们四处瞅瞅，幸亏春秀早晨没来。她怀孕了，腆着大肚子割麦子不方便。 。
“李大昌！”石老大喊了一声，把人们的视线引过去。只见他手里拿着一把麦子，向二迷瞪招呼，“你怎么割的呀，丢了这么多！快过来拾干净。”
这时，人们又拿李大昌开心了：“二迷瞪，闹了半天你还没睡醒呀，杨部长一再说要精收细打，颗粒归仓，你怎么当耳旁风呢。”
李大昌从小没有这样跟人们比试着干过活，今天因杨部长在，只顾往前赶了，质量就没保住。细心的石老大当众揭了他的短，他羞红着脸去拾麦子，嘴里还不住地嘟囔着骂石老大：“吃包了撑的，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在人们说笑着休息的时候，杨旭在一旁跟石大夯商量工作。杨旭问：“按这个速度，几天能割完呢？”
“五天。”
“天气预报说，这几天有雨。尽量往前赶，免得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杨旭接着又问，“预分方案做出来了吗？”
“做出来了。”
“人们的口粮留了多少？”
大夯充满忧虑地说：“因为估产过高，统购任务太大，社员们的口粮剩下不多。再说，这口粮是按县里规定的杠杠按人头分的，男劳力一天一斤，女劳力九两，半劳力八两，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和不满十二岁的孩子七两，人们意见可大了。”
韩一强说：“杨部长，干活的时候你想着俺，吃麦子的时候就把俺忘了吧？庄稼人都是大肚子汉，一个整劳力一天才分给一斤麦子，磨成白面也就八两多，一顿吃还凑合。要分成三顿吃，还不够塞牙缝哩。”
韩天寿想讨好杨旭，凑过来说：“我们要显示高级社的优越性，就要多向国家做贡献。”
杨旭立即表扬说：“天寿的觉悟就是高。”
“觉悟高顶个屁！”韩六子不满地向韩天寿撇撇嘴，“一斤你小子能吃饱吗？”
石大夯对杨旭说：“高级社的优越性不能光表现在给国家做贡献上。”
杨旭听着人们的议论，也觉着分配的口粮低了些。他向人们解释：“区里分给你们村的统购任务是大了点儿。因为你们是全县第一个高级社，县委陈书记叫你们给全县做个榜样，显示一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嘛。”
杨旭这么一说，人们嚷得更欢了：“这优越性是虚的，俺们不要空名要实惠。”
韩天寿见社员们意见很大，躲到大树后边撒尿去了。
大夯对杨旭说：“高级社后社员们的积极性确实挺高，今年的收成也确实不赖。丰收了，首先应该把社员们的生活安排好。口粮定这么低，有人说风凉话了，‘高级社好是好，就是分的粮食吃不饱’……”
杨旭眉头一皱，警惕地问：“什么人说的？”
“贫下中农呗。那些地主富农大气都不敢出，敢说风凉话吗？”
李碾子说：“杨部长，口粮最高一天一斤，‘够不够，三百六’。你们当干部的蹲办公室还凑合，俺这卖力气的庄稼人真不够。”
杨旭见碾子也跟着社员嚷嚷，把脸一沉，严肃地说：“碾子，你是党员，又是副社长，说话办事可要站在党的立场上，不能光听落后社员瞎呛咕。我们要顾全大局，为国家着想，为国家多做贡献。”
大夯接着杨旭的话茬说：“多给国家做贡献，我没意见。现在的问题是没收那么多，硬腆着肚子吹牛，让社员的肚子包屈挨饿。按说高级社应比初级社分得多，才能看到优越性。如果连肚子都填不饱，讲优越性就会卷蜷舌头，社员们的积极性也会受影响。你这农工部长是管农村政策的，回去跟县委说说，麦季俺们少交点征购行不行？秋后我们补上。”
杨旭不满地瞅了大夯一眼，冷着脸说：“为了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县委想让你们再多交点呢，怎么能少交呢！”
老鼠四冲杨旭做个鬼脸，“杨部长，俺们还指望你往上反映意见哩，没想你跟俺不是一个心眼儿，看来没戏了。”
石大夯觉着再这样议论下去影响不好，抬头看看天不早了，便对老鼠四说：“换地块吧。”老鼠四便站起来向人们招呼：“走，到龙头拐去！”
老鼠四这一吆喝，人们都站了起来，伸伸懒腰，抖抖精神，跟着队长挪地块了。
李大昌见太阳升起老高，心想该回家吃饭了，没想到叫挪地块接着割。他掐着酸疼的腰，呲牙咧嘴地直起腰来，嘟嘟囔囔地说：“麦子不叫多吃，活却不能少干。”
在去龙头拐的路上，正好路过李能三的麦地。李能三和大菊也在割麦子。李碾子见他的麦子长得不强，故意大声挖苦说：“李能三，你这麦子长得 不赖啊！”
李能三见碾子讽刺他，不服气地说：“别看我这麦子长得不强，吃到嘴里的比你们多多了。”
杨旭见李能三对农业社公开挑战，脸上有些挂不住。他问大夯：“对他怎么就没办法呢？”
“这个人就这么怪。”
“想法把他弄进来。”
“他就是要一条道走到黑。”
李能三见一大群社员稀稀拉拉地走过来，讥讽说：“这高级社就是高级，连割麦子都排着队。”
大夯说：“三叔，你多会儿想入社，对我说一声。”
“农业社除了多交公粮，我看不出什么优越性。”李能三摇摇头说，“我还没那么傻！”
“你让他堵我们的嘴了。”大夯低声对杨旭说了这么一句，跟上大队人马去龙头拐了。
东堤下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三夏”工作，在全县获得了三个第一——平均亩产第一，人均征购第一，夏种完成任务第一。
区委书记鲁子凡对东堤下村的三个“第一”，并不感到光荣，反而觉得 耻辱。因为产量不实，结果造成征购多，口粮少，社员们不够吃，怨声载道。他一贯主张实事求是，反对虚报产量。因这个社是杨旭抓的点。他好大喜功，想显示自己，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肚里咽。杨旭鼓动县里开庆功大会，表扬东堤下村的“三个第一”。大夯不仅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高兴，却烦得厉害。他说：“这简直是糊弄傻小子！俺不要这空名儿，还是想法解决社员的缺粮问题吧！”
石大夯为啥发火，鲁子凡心里清楚。产量评高了，征购任务也就加大了，社员的人均日口粮才八两六，牲口饲料日均不到一斤。对此，社员们骂骂咧咧，到处说风凉话，说什么“互助组的饺子，初级社的面，高级社里喝稀饭”。眼下，地里草苗一起长，棉铃虫闹得厉害，又下了几天连阴雨，草密得简直插不进锄。面对这些挠心事，作为一社之长的石大夯，怎么有脸去县里邀功请赏呢？
下午，他把各队生产队长叫来，打算研究一下当前的工作。人们凑到一起，又七嘴八舌地抱怨起来。大夯本来就烦，这么一嚷，心里就窜火苗子，没好气地说：“谁也甭念杂儿，这怪我吗？我顶得住吗？他一个劲地逼你，拿党性压你，能不听吗？再说，咱是翻身户，对党能有二心吗？咱少吃一口算什么，不要说三道四了！”
石大夯这么一说，人们才不言语了。他接着说：“遇事要往前看，不能光往后看。发牢骚不解决任何问题。眼下地里活赶疙瘩，一定要好好铺排铺排。”
为了把农活赶上去，大夯在劳动管理上动了脑筋。原来不论干什么活，也不管干多干少，干得怎么样，一律按天记底分。这就等于奖了懒的、滑的和打马虎眼的，很不合理。为这事他琢磨了好几天，最后想实行“三包一奖”，即社里对各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各生产队可以对作业组或社员实行定额包工包产，或以产定工、按劳定产。他把自己的想法拿到管委会上去讨论，多数拥护，说这办法科学；也有人嫌麻烦，怕费事。韩天寿极力反对，他拨楞着脑袋说：“这么一包，还是各干各的，跟单干有什么区别！这不是又退回去了吗？”李碾子打断他的话说：“现在这地是集体的，干活是给农业社干的，将来分东西也是从社里分，怎么跟单干一个样？”大夯说：“这是新办法，究竟怎么样？谁也拿不准。咱还是交给社员们讨论吧。”
散会后，石大夯回家吃饭，碰见平安放学了，就迎上去，关心地问：“平安，最近学习怎么样？”
平安骄傲地说：“在班里净考第一，从来没考过第二名。”
石大夯高兴地竖起大姆指：“好样的，再加油。”
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