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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到哪里好，也还提不出具体设想。部队究竟怎么办，这自然是渡过湘江之后又一次红军生死存亡的大事。
周恩来一面搓稻谷，一面反复思忖，不免心中愁闷。在愁闷之中，脑际忽然一亮，出现了两年前的一幅图画，一件往事。
一九三二年的秋天，临时中央就决心将毛泽东拿掉，首先是将他赶出部队，撤去他的军权。当时部队正奉命进攻南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都在前线指挥。而这几个指挥者都因南城坚固，觉得徒劳无益。可是后方主事者却坚持向南城进攻，并坚持要毛泽东离开前方。当时的中央虽有意让周恩来取而代之，而周恩来本人却毫无此意。他在后方主事者一再要求下，曾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由毛负责军事，周来协助；一个是由周负责军事，毛来协助。这两个方案都是为了让毛泽东能够留在前方。从这里也可看出，周恩来真是煞费苦心。然而，事与愿违，还是把毛泽东从军事岗位上撤下来了。周恩来清楚记得，在江西宁都的那个祠堂里，当毛泽东临离开会场返回后方的时候，尽管毛内心相当激动但却从容地站起来，跟大家握手，还说：“好吧，同志们，你们什么时候要我毛泽东来我就来！”周恩来终生难忘，当他握着毛泽东的手，听着这不多的话，曾使得他十分难受，他就这样怅怅地望着毛泽东从祠堂里走出去了。今天，他反复念着毛泽东这火一样的语句，想道：“那么，什么时候是他来的时候呢？难道今天红军处在这样的困境之中，还不是他应该来的时候吗？”
想到这里，他把那两块粗糙的瓦片丢到十分难搓的稻谷里，喊道：
“备马！”
“到哪里去？”小兴国问。
“红章纵队。”
当时，为了保密，军委纵队名叫“红星纵队”，中央纵队名叫“红章纵队”，这里自然是说要到中央纵队了。
不一时，枣红马停在小木楼前，周恩来翻身上马。两个警卫员也上了马跟在后面。走了不远，周恩来就抖了抖丝绳，红马立刻奔驰起来，在山谷里响起轻快的雨点一般的蹄声。
这时，在几里路以外的村寨里，毛泽东也住在一家侗族的小木楼里。
他的情绪比过湘江时显得轻快多了，尽管还是那么憔悴。
一早起来，他就对警卫员说：
“小鬼，老百姓有回来的没有？”
“回来一些了。”警卫员小沈说。
“去买只鸡，我要请客啰！”
“请谁呀？”
“请你们哪！”
“我们？”警卫员们笑了，“我们有什么可请的！”
“你看，从江西出来，已经一个多月了。”毛泽东扳着指头说，“天天走，都瘦得不象样子，再说过湘江多不容易，也该庆祝庆祝。”
警卫员们看见毛泽东脸上出现了笑容，又是惊异，又是高兴。三四年来很少看到他脸上有这样的笑容了。
毛泽东的厄运是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赣南会议开始的。这个会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指责毛泽东是“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免去了他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毛泽东自然心中不平。其实不止是毛泽东，苏区的广大干部都感到震惊和迷惑不解。因为刚刚过去的连续粉碎敌人三次“围剿”的大胜利，不仅大量歼灭了敌军，巩固与扩大了苏区，而且使南京朝野震动，难道天底下有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是，有中央代表团亲自坐镇，不满意也没有办法。不久，他就到瑞金以东二三十里的东华山养病去了。
东华山有不少松柏，还有一座荒废的古庙。他就和贺子珍、警卫员住在这座古庙里。每天读读书，翻翻文件，用来打发这段冷清和寂寞的日子。古庙阴暗而又潮湿，地下有不少青苔，贺子珍怕毛泽东添病，就同警卫员把铁皮文件箱抬出来，放在院子里当作桌子，弄了一块破木板当作凳子，毛泽东在这里一坐就是半天。百无聊赖时，他还把自己在马背上哼成的诗稿翻出来，给贺子珍——这眼前唯一的读者吟诵讲解一番。表面上他似乎装得若无其事，实际上却是人在山上，心在山下。尤其是对那场正在进行中的战斗——打赣州，表现得焦灼不安。他不赞成打这个仗，他认为这不过是夺取中心城市冒险战略的一部分。可是他又无法阻止。果然打了一个月还没有打下来，敌人的大批援兵赶到，弄得骑虎难下，空付出一大堆伤亡。这时，项英上山来了，请他去挽回局面。按说，他对这场本来不同意的战斗可以不去，但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临行时，乌云压顶，狂风急驰，正是暴风雨来袭的前兆。贺子珍劝他雨过了再走，他说：“人命关天哪，怎么好等呢？”贺子珍说：“你的病刚好一点，雨一浇会加重的。”他笑着说：“我一到了战场，病就好了。”说着便跃身上马，下山去了。还没有走到山下，已是大雨滂沱。他到了前线，依据战场情况，果断地撤了赣州之围，将部队拉下来休整。不久，就瞅准了敌人的弱点，率军东进闽西，连续攻克上杭、龙岩、漳州等地。但是没有想到却得了一个“执行中央攻打赣州不坚决”的罪名。
毛泽东遭到的最沉重的打击，便是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批判了他那套“诱敌深入”的方针为“等待敌人”的右倾错误。会后调他去做政府工作，接着撤去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他回到家里，一句话不说，只是一支接一支的抽烟。贺子珍问了许久，他才叹了口气说：“他们把我从军队里赶出来了。”从此以后，他的身体便越来越坏，两颊瘦削，一双很有神的大眼睛，也陷进深深的眼窝中了。不久，贺子珍到长汀生孩子，他也到长汀养病，有时一整天坐在贺子珍的床前默然无语。孩子生下来了，取名毛毛，他们就从这个婴儿每天的生长变化中取得一点点安慰。除此以外，就是同贺子珍一起沿着长汀河畔散步，或者黄昏独坐吹洞箫了。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毛泽东会吹箫，更没有听说过他有此爱好，不过借此吹去自己的一腔烦闷罢了。他每每把洞箫一放长叹着说：我的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什么时候才能觉悟呢？他们就象长久不吃东西的饿汉，总想一口吃成个胖子，不晓得这是办不到的，搞不好，是会要撑死的！……
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入江西苏区，“反右倾”的弦拧得更紧了。从二月起便开始了对“罗明路线”的批判。人们很清楚，实际上是对准毛泽东的。和毛泽东接近的人很快就受到了影响。且不说罗明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受到打击，就连贺子珍这个小小的秘书也变成了收发，机要文件也不要她管了。接着贺子珍的妹妹贺怡，还有贺子珍的父母都受到牵连。贺子珍的父母本来在基层做些勤杂工作，刻刻钢板，印印文件，这些工作也干不成了。这时，毛泽东和贺子珍已经带着毛毛回到瑞金。过去是高朋满座，笑语喧哗，现在却是门可罗雀，没人敢上门了。毛泽东怕牵连别人，一连几天，甚至几星期不同人讲话。这是令人深深感到寂寞和心酸的时刻。
可是，一向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毛泽东是不能忍受这种生活的，他尤其感到不做工作是最大的痛苦。他安慰自己说，前方的事不让我管，就做点后方工作吧！在他身体稍稍好转之后，他就骑上一匹马，背上一把雨伞，提着一盏马灯，一头扎到调查研究中去了。大约在半年时间内，他爬山涉水，走了苏区大大小小的无数村镇，在街头、巷尾、田间、塘旁同形形色色的人物促膝谈心，探索着革命的经验和规律。他那些有名的文章，如《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就是那时写出来的。
一九三三年九月，敌人空前规模的五次“围剿”开始了，由于“左”倾领导的错误指挥，苏区疆土日蹙，战局迅速恶化。毛泽东陷入沉重的忧虑之中。这时他忧虑的既不是个人的得失，也不是路线的是非，而是苏区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尽管他的意见不被重视，一些会议不让他参加，他还是殚精竭虑，力图挽救危局。发生在十一月中旬的福建事变，使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这是红军打破被动局面的大好机会。他打开地图，认真研究了敌我友三方的战斗态势，还搜集了福建蔡廷锴部的情报，经过深思熟虑，郑重地向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联合蔡廷锴，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一是将队伍拉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地区，威胁敌人老巢，从外线打破这次“围剿”。哪知信送出后，就石沉大海。毛泽东耐不住性子，亲自到中央陈述意见也毫无结果。忧思过度的毛泽东再一次病倒了。随着根据地的缩小，他的疟疾也越发厉害，一连几天剧冷剧热，烧得昏昏迷迷。兴国的失守，更使他大为震动。一天黄昏，贺子珍来到他的屋里，却为一幅景象惊呆了：原来桌子上铺着很大一张军用地图，毛泽东披着衣服，正深深地俯在地图上，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在画着什么。也许由于光线太暗，他的鼻尖都快碰到地图上了。贺子珍抢上去把他拉开，把他扶到床上，责备他不该这样做，他说：“我在想，看还有么子办法没有。”
毛泽东就是这样带着病弱的身子和沉郁的心情踏上长征道路的。当然，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他的内心虽然藏着许多伤痛、不满和过多的压抑，但却并不悲观。他相信一切对立物都要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否极泰来几乎是生活的定理。错误路线也是这样，一般来说，它是不能自己纠正的，但总有一天在发展到极端的时候，也就是头破血流的时候，会有别的力量来纠正。毛泽东一直在默默地观察。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