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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啥重要事体？”蒋介石横过来一眼。
“最近，舆论方面不大好。尤其是华北。”
“什么舆论？”
陈布雷不无气愤地列举了一些报纸的名字，指责他们乱发消息，乱发议论。例如说特务乱抓人，宪兵三团在北平每天要抓三、五十人；谁说了一句抗日的话，就上了黑名单，不是活埋，就是扔到永定河里；说是北平有几口干井，死尸堆得满满的，永定河漂着死尸多少多少。陈布雷最后叹口气说：“这些舆论当然煽动性很大，使得各界都对政府和先生不满。
……”
“这是造谣！”蒋介石不等陈布雷说完，就愤愤然打断了他。
陈布雷笑笑说：
“尽管是造谣，但普遍有这种舆论，对政府、对先生也非常不利！”
一句话把蒋介石说火了，他把袖子一甩，愤然叫道：
“什么舆论、舆论、舆论！我拿出三万块钱开十个报馆，我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什么狗屁舆论！”
蒋介石说过，还用那双深陷的眼睛盯住陈布雷不放。陈布雷平时就很怕那双眼睛，他自己也说不清那里面隐藏着什么东西。只要那双眼睛直直地射过来，他的眼光就躲开去了。尽管他们朝夕相处，这一点并没有改变。今天亦复如是。再加上蒋介石竟说舆论等于狗屁，他不由一惊，把瘦小的身躯往沙发里一缩不言语了。
蒋介石也许觉得话说过了，把语调放得和缓了一些。说：
“叫何应钦去处理。……我叫他坐镇北平，为什么他回到南京还不回去？”
“也难怪咧！”陈布雷又试试探探地接上说，“一个中华民国堂堂的军分会负责人，北平行营主任，一个日本兵就敢闯进他的办公室直呼其名，唾了他一脸，这个官也够难当的了。
他怎么还有脸回去？”
“怕死就不要穿军服！”蒋介石又愤然说。
陈诚一向与何应钦不睦。从一九二七年十月，何应钦免去他的师长职务起，他就一直没有淡忘；何况未来的参谋总长究竟谁属，更是丝毫不能相让的显赫目标。陈诚听到这里，立刻义愤填膺地插进来说：
“如果国家的大员，都不愿为领袖分忧，那还算什么同志！”
陈布雷不愿在陈、何的矛盾上表示什么，又把问题拉回来，进谏道：
“现在全国要求抗日的空气这样高，反对内战的呼声这样强烈，为先生计也总要有个处置，暂时稳定一下华北政局……”
这几句话调子很柔和，说话的声音更是那么细声细气，谁知蒋却象挨了针刺一般，立刻转过脸，瞪着陈布雷说：
“拿什么处置？抽部队去？你看抽什么部队？哪个部队能和日本人顶？共产党把我们的人力财力物力都消耗完了，我拿什么去打日本？”
一连几个连珠炮式的问句，轰得陈布雷面红耳赤，不言语了。陈布雷即刻低下眼睛，那张本来枯黄很少见过血色的脸，竟一时泛起了红色。蒋介石还觉得意犹未尽，继续教训道：
“一些人老是空喊，抗日，抗日，我倒问问，用什么抗日？我们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我们拿什么去同日本人打仗呢？恐怕不打还好，要打顶多三天就亡国了。也许有人以为我的话是危言耸听，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准备，没有国防，就是从现在起准备个三十年，我们想靠物质的力量战胜日本，也还是等于做梦。
何况日本并不给我们准备的机会呢？”
这是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的一个基本观念，陈布雷和陈诚以及他们国民党的同志们，当然都不是第一次听到。陈布雷也无意于今晚同他讨论这些问题，不过出于对领袖和恩人的忠诚，仅仅想对不利的形势有些补益罢了。他的这一点拳拳之心，也是颇为动人的。
“先生，”他万分诚恳地说，“即是搞点表面文章也好。”
“表面文章？”蒋介石略一沉吟，脸色和蔼了一些，而且微露笑意。“那你们就搞一些么！多搞点文章在报纸上登一登。”
说到这里，陈布雷扼腕叹息，不胜感慨地说：
“我们不光是军事上打败仗，文笔上也不行。我们国民党有什么宣传人才？人才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你可以拉点中间党派，帮我们讲话。”
“唉，那些人都是一些老处女，要他们出嫁总还是羞羞答答地不肯应。”
“罢了，罢了，”蒋介石摇摇手，“这件事由你去做，至少你可以写一点。把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认认真真地讲一讲。明天我们还是要赶到重庆，要首先解决共党问题。”
陈诚和陈布雷都连连点头。
“我告诉你们，现在的事体不能掉以轻心。”蒋介石以严峻的目光望着二陈，告诫说，“薛岳给过我一个报告，说共党开过一个什么遵义会议，毛泽东又上台了，你们注意到这件事体吗？”
“是的，注意到了。”二陈一齐回答。
“这个人很难对付。在江西我们就吃了他很多亏。”蒋介石的脸上浮起隐隐的愁容。“我本来预计，共党是要分裂的，那就好收拾了，没想到毛泽东又上了台。这人善于声东击西，他的行动往往使人迷惑不解。这次他们突然回师遵义，就很象是他的手法。”
“先生说的是。”陈布雷频频点首。陈诚没有则声，似乎想起四次“围剿”，心里还有一种隐隐的恐惧。
说到此处，蒋介石不禁感慨万分，凑近二陈，声音不高，但是颇为沉重地说：
“老百姓受了共党的盅惑宣传，在那里高喊抗日还好理解，可叹的是，我们党内的同志，有些人糊里糊涂地也跟着喊。试问，共产党拉着我的后腿，不消灭共产党，我怎么抗日？我给你们实说了吧，日本人来了，我们总有办法对付；如果让共产党得了天下，那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这一点，你们懂不懂？”
他说完这话时，眼睛直勾勾地望了一阵陈布雷，又望着陈诚，他确实动了真感情了。虽然蒋介石这话决不止是第一次说，但陈布雷、陈诚听来仍有一种使人战栗的力量。
“先生的话很有深意！”陈布雷虔诚地点了点头。
“校长的训示，我陈诚从不敢忘，不消灭共党，我也是死不瞑目的！”陈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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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蒋介石飞抵重庆，建立了重庆行营。他发出的第一道命令是：
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我使命。仰各路通令所属遵照。中正手令。
这时，他下定决心，“拟将匪歼灭于乌江以西，赤水河以东地区”。一方面他积极调动部队尾追、堵截，一方面又告诫他的部下不要随意轻进。他在给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的电报中说：
我周纵队主力，必待匪情明了，方可大举。但有力之搜索队，派遣愈多愈远愈好。夜间应特别活动远探。吴纵队到达鸭溪附近，即须搜索前进，不可随意轻进。但无论周或吴部，如闻有一个纵队与匪激战，则其它之纵队，必须不顾一切，向激战方向猛进，以期夹击干净，万勿稍加犹豫。
同时，蒋介石再度乞灵于碉堡战术，他向各县都发出了命令：
各县均应严密构筑碉堡工事。二碉间隔以目力火力能及为度，最好每里约一碉。对于渡口，尤须严密坚固，并分段指定部队及团防负责守备，并速派员考察督促。匪未到，则行封锁；匪已到，则死守待援。
对于红军统帅部来说，这样一来，仗就越来越难打了。
遵义大捷，使红军声威大震，部队士气十分高昂。统帅部这时很想再打几个好仗，以便打开局面。他们那股跃跃欲试的劲头儿，简直和部队的小伙子们差不多了。所以，红军主力略事休息后，就由遵义西移鸭溪、白腊坎、枫香坝一带积极寻战。如果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红军是想方设法摆脱敌人，这时却是要瞅准敌人找上门去了。统帅部瞅准的第一个目标，是驻守在鲁班场、长岗山一带的周浑元纵队的三个师，可是周浑元是颇善于接受教训的一位将军，他见吴奇伟吃了大亏，因而万分谨慎。尽管红军将士们手心痒得难受，也无从下手。
红军统帅部的领导者们，围着地图冥思苦索，终于从敌人丛中找出了一个县城，这就是打鼓新场，那里驻有王家烈的一个师。打鼓新场这个名字作为县城是很新鲜的，老长征们都记得这个名字，多年后，周恩来在讲党史的时候还提到过它。为了这个小小的县城，开了半天的会，大家众口一辞，都说这是不大不小的一口菜，而且这个师正惊魂甫定，吃来一定非常可口。但是在讨论中却出现了一件意外的事，就是毛泽东一个人不同意打。尽管毛泽东那时有很高威信，但是大家求战心切，你一言，我一语，很快就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把他的意见否决了。从今天看，这是党内民主生活相当健全的表现。会议最后决定，由周恩来当晚将作战命令拟好，于第二天一早发出。
周恩来起草好命令，天已经是后半夜了。三月的夜还是很有些寒意。小兴国给他烧了一壶热茶，他喝了一大杯，暖了暖身子，才睡下来。矇眬间，只听有人“卜、卜、卜”在敲自己的窗棂。接着是轻声地呼唤：
“恩来！恩来！”
周恩来虽一向很警觉，但由于过分困倦，不知不觉间又睡熟了。
过了一会儿，窗棂又卜卜卜地响了几声，接着又叫：
“恩来，你睡了吗？”
周恩来挣扎着睁开眼睛，定神细听，是毛泽东的声音，就一骨碌爬起来。那时，长征中的红军将士们，几乎人人都不脱衣服睡觉，所以起来得很快。
他把煤油灯捻亮，开了门，见毛泽东披着大衣，手里提着马灯，站在夜色里。
“毛主席，你怎么一个人来了，警卫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