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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看表，晚上六点。我说，你是谁呀？
对方伶牙俐齿地说，你给我打电话，你凭什么问我是谁啊？我要问你是谁啊？
话说到这个分上，我基本上明白乌海是接到了一个打错了的电话。我体乏手抖，不想和她啰嗦下去了，刚要挂断电话，她好像突然睡醒了，说，哦，我知道你的是谁的电话了。他怎么啦？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了？我那天晚上等了他一夜呢！
这番话，说得我一头雾水。这是一个什么女人，为什么和乌海这样熟络？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想到这里，我想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稳住这个女人。我对她说，我是乌副市长的好朋友，是他绝对信得过的人。受乌副市长之托，我有要事需尽快告诉你，请你约定一个时间地点见面。
我知道乌海之死的消息还没有通报公众，因为要排除有人暗害的可能性，公安部门还在调查中，一般人并不知实情。
那边的女子很痛快地定了一个小时之后在茶楼见面。
我怎么才能认出你来？我问。
他没告诉你吗？女子有些纳闷地说。
我心如刀割，说，没有告诉。你知道他很忙。
女子说，我穿一双红袜子。
我回到病房，对护士说，我要到街上去一下。
护士为难地说，这可不行。
我说，我一定要去。因为这事我父母还不知道，我要想想怎么亲口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是从别人嘴里知道了这事，也许会出人命的。我的情况已经恢复了，我还有很多事要处理。如果你们不让我出去，我就再也不回到这里来。而且，我还是会走。
两个护士只好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小心，我一一答应下来。紧赶慢赶到了茶楼，我先定了一个靠窗的小茶室，狭小到只能坐下两个人。然后到大门口去等。
一个穿红袜子的女人。她到底是谁？她和乌海是什么关系？好奇像一道金边镶在了悲痛的四周，让悲痛更加醒目。
一个又一个的女人走了进来，她们穿着白袜子肉色袜子，还有穿黑袜子和没穿袜子的，但是没有一个女人穿红袜子。我等得有些绝望，这不会是一个恶意的玩笑吧？愤怒地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
一个女人夹带着悦耳的手机铃声走了进来，她的袜子上嵌着两道红边。看到我，她走了过来，伸出手说：“让你久等了。”
贺顿说：“今天就到这里吧。在我们没有讨论完之前，请你不要采取任何不可挽回的措施。”
李芝明说：“什么叫不可挽回？”
贺顿说：“就是你以后也许会后悔的举措。想要破坏不必着急，破坏永远来得及。”
乔玉华有点佝偻，病痛的折磨让她不能挺直腰杆。领导的威严和行将就木人的智慧，奇妙地交织在一起，令人仰视。贺顿对自己说，不要退缩。如果你退缩了，你就帮不了她。
“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是一百零一个洋娃娃？而不是一百零二个或是九十九个？”顿问。
“这不是问题。洋娃娃是一个又一个买来的。买的时候很随意，喜欢就买。买得多了，就数一数。数完了也记不住，有的时候多一个有的时候少一个。并不是特意凑的数。”乔玉华胸有成竹地回答。她稍稍拱起的背部，仿佛一只栖息的蝎子，静静地举着尾巴，微笑着蹲踞在路旁，等待着贺顿经过。
“这是一个问题。”贺顿寸步不让。
“你说是问题就是问题啦？我不服气。我到你这里来，不是为了生气，是为了讨个主意。你如果没有主意就算了，犯不上故意找出个话题来说三道四。”乔玉华反驳。
老年人都是固执的。但心理师认准了的道理，会更固执。贺顿说：“一百零一个，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数字。在这后面，一定隐藏着什么。”
“没有。没有隐藏。我就要死了，一个快死了的人，没有任何隐藏。”
“您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绝。这样，就封闭了一切可能性，我们就很难找到出口。想一想吧。我觉得一定有一扇门藏在一百零一这个数字后面，找到了它，我们就可能有了出路。”贺顿热切地说。她对老年人，特别是濒死的老年人，总是怀有深切的眷恋。
姨妈病了，托人带信来，说临死前想见妈妈一面。贫穷是一种奇怪的东西，会让亲情要么变得很淡，要么变得很浓。妈妈和姨妈家分属不同种类。当绛香家非常贫困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姨妈在哪棵树下乘凉，现在妈妈有了一个能充当长期饭票的男人，姨妈也就重新浮出水面。妈妈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但同胞手足的呼唤总是令人难以抗拒，再加上病入膏肓。死亡有大于一切的魔法，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妈妈以最大热忱准备探亲的用度，直到最后一刻才想到绛香怎么办。
“你到村头的李婆婆家住几天。”妈妈说。
“几天呢？”绛香问。
“不知道。”妈妈说。
“姨妈会不让你回来吗？”绛香问。
“不会。”妈妈回答。
“那你怎么不知道自己几天才能回来呢？”绛香不解。
“因为不知道你姨妈的病是好是坏。”妈妈回答。
“好了会怎样呢？”
“好了妈妈就很快回来了。”
“坏了会怎样呢？”
“坏了妈妈也会很快回来。”
“几时能好呢？”绛香问。
“不知道。”
“几时会坏呢？”绛香再问。
“不知道。”妈妈再回答。
于是绛香不再问了。她很伤心，因为她知道妈妈此刻只想着姨妈。那个她从来也没有见过的女人。绛香乖乖地到李婆婆家去住。在这个村子里，只有李婆婆不嫌弃她们娘俩。
绛香在妈妈走的头一天，到了李婆婆家。第二天早上，绛香在送妈妈的路上，说，我不到李婆婆家去了。妈妈大惊，说为什么？绛香说，李婆婆的腿是烂的，骨头碴子都变成黑的了。妈妈松了一口气说，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腿烂了是老毛病，不传染，你放心住好了。绛香还想说，你一走我就跑回家，可是她没说。她是个乖巧的女孩，知道这样说了，妈妈就会不放心。她没有什么送给妈妈的礼物，就送一个放心让妈妈带着上路吧。
妈妈走了，带了卤好的猪心猪肺猪肠子猪肚子，这都是妈妈这些天不让绛香吃，攒下的。长途汽车等了很久才来，妈妈上车的时候，对绛香说，听话……妈妈含糊其辞，没有说清是听她的话，还是听李婆婆的话，还是听“长期饭票”的话。总之，绛香决定谁的话也不听，只听自己的话。
放学之后，绛香到了李婆婆家，对半聋的老人说，我今天晚上不来了。李婆婆说，哦哦，你妈妈今天没走成啊？绛香就学她的声调，说哦哦。李婆婆就不再问了，专心敲打着她发黑的腿杆子。
苏三先生戴着鸭舌帽和硕大的遮阳墨镜来了。当时阴天。
寒暄之后，贺顿问道：“真的是血吗？手心和额头？”
苏三说：“不是血。可是在我心里，它和血是一样的。甚至比血还可怕。”
贺顿说：“请继续说下去。”
苏三说：“和外国人的谈判也就罢了，原则是事先制定好的，和谈判人员的临场发挥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在日常的工作中，影响就太大了。我没有办法清楚地阐释自己的观点，以至于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意见得不到支持，当然也就形不成决议，得不到实施，给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
贺顿回应：“你很想改变这种状态，很大的成分是为了工作着想？”
苏三说：“基本如此。不过，我没有你想象的那样高尚。”
贺顿说：“苏三先生还有什么更隐秘的动机？”
苏三说：“你不会笑我吧？”
贺顿说：“我哪里会笑话您？对于说实话的人，我会敬佩。”
苏三说：“好，那我就告诉你。我想当官。这种发言恐惧症，严重地影响了我的升迁。”
贺顿说：“你非常在意升迁这件事吗？”
苏三非常郑重地说：“是的，非常在意。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来找心理医生的原因。如果你对别人说自己很想当官，所有的人都会嘲笑你，如果你说自己想去偷东西，反倒没有那么多人惊讶。连我老婆都不理解我，她是做生意的，我们家有很多钱。她说我们早已超越了小康，到了大康特康的程度，我什么都不干，也可以过非常富足的生活。可是我不想这样平庸地活着，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古代酋长的儿子，很想掌握更大的权力，在危机的时刻挺身而出，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说得更大一点，为世界贡献更多的力量，为更多的人谋福利。做一个政治家，这就是我的理想，你会笑话我吗？”
“不不，我不会笑话你，相反的，我很佩服你这种勇气和献身精神。你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人生的目标和理想。”贺顿赶忙回应。这并不完全是一个技术性的策略，而是她的真实想法。在这间心理室里，很多人谈出他们的苦恼，谋求改变。像这样为了众人之事，思谋改变自己的毕竟是少数。
“谢谢你这样理解我。”苏三宽慰地舒展了一下眉头，紧接着眉宇又绞在一起，说：“口才限制了我。在现代，一个政治家没有好的口才，就像一个女子没有好的身材要当模特一样，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为了口才，我非常苦恼，这是一种智慧和才能上的残疾。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苏三求贤若渴。
贺顿说：“恕我直言，我觉得您谈的很可能是一个伪问题。”
苏三先生大惑：“此话怎讲？”
贺顿说：“在我和您谈话这么久的时间里，我没有发觉您的口才有任何问题。”
苏三先生不满地说：“我不是已经跟你讲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