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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陪我去动物园，他肯定认为我疯了，除非是五年前。
动物园人不多，我们像国家元首检阅三军仪仗队一样，检阅了这群无所事事又愁眉苦脸的动物们。
你说多不讲理，凭什么猴子看我不要花钱，而我看猴子就要花钱？我愤愤不平地问。
因为你吃饭也要花钱，猴子吃饭也不要花钱。章竹安说得好像颇有哲理。
绕过各色各样的鸟笼子，就到了一片湖前，湖水中有天鹅怡然自乐，湖心岛看来是它们的家。比起那些悲惨的鸟们，天鹅显得养尊处优。软禁到底要好一些。
湖边有一片干草坡，在阳光底下荒凉又安静，掉光了叶子的树枝向天空无奈地伸长手臂。这景色很像一幅十九世纪的印象画，只是颜色要比透纳的作品黯淡许多。章竹安拉了我坐下来。他靠着一截树干，我坐在他的对面，抱着双膝。我给他讲在学校时如何偷偷地用300W的电炉煮小排骨，如何把钢笔水洒在教室第一排靠过道的桌子上，让教音韵学的老师沾了一手，以惩罚她上学期只给我一个“中”；还有，一个报考古典文学的研究生，看到试卷上有一个“建安风骨”的名词解释，就在下面写道：“天哪，太痛苦了，我从来没听说过！”讲着讲着，我才发现我的学生时代还有这么多值得留恋的事，那原本是一段我恨透了的单调乏味、冗长又枯燥的日子。
你的广告公司做些什么生意？我说了半天才想起来关心一下这个眼前的人。
就是用真假掺半的话编造一些没有恶意的谎言。章竹安说。
你对广告的这个定义可以上魔鬼辞典，一点不比安·比尔斯那个洋鬼子差。我真心实意地恭维了一句。
这句话本来就是从魔鬼辞典上看来的嘛。章竹安有些恶作剧的表情。
对了，这才真正体现了中国人的幽默！
我们两个都笑起来。
这时候有一个聪明的乞丐跑来讨钱，竹安给了他一块钱。后来又有一个乞丐来了，竹安还是二话没说给他一块钱。不一会儿，我们这里就乞丐络绎不绝了。我很不高兴地拉长了脸。我是个铁石心肠的人，从来不同情弱者。当我自己是弱者的时候，也不稀罕人家的同情，不过自认倒霉罢了。
二
刚刚开始同余重谈恋爱的时候我才十八岁。多年以后我还常常为与余重相遇太早而怅然若失。现在看来，那场恋爱开始得简直如同瞎猫撞上死耗子一样偶然，毫无理性可言。后遗症之一就是我最不喜欢给人牵线搭桥、介绍对象。因为介绍对象这种形式免不了双方要谈谈条件，每每这种时候我就要承受懊恼的折磨，恨自己没有经过这份挑挑拣掠的快乐。结婚之后，我更加坚信经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缔结的姻缘是最为合理、最为可靠、最为稳固的。爱情不过是一种临时性的精神病。就像某一本书上说的，因为爱情而结婚，就像想用坛子把庐山上的云海装回家一样徒劳无益又荒唐可笑。我很想用指腹为婚的方式为我的儿子订个娃娃亲，如果他不是坚决反对的话。
我刚开始恋爱的时候有个惊人的决心，要把爱情爱到地老天荒。余重也舍命陪君子，跟我一道不分白天黑夜地说着那些发高烧的话，一不小心就说过了夜里十一点，被女生楼下的老太婆关在门外。每天晚上十一点以后，都会有迟归的女生在叫门，阿姨长、阿姨短地叫得人肉麻兮兮的。我十八岁时唯一有气节有骨头的作为就是从来不可怜巴巴地恳求老太婆开门，我宁肯和余重绕着足球场一直走到天亮。
我早就记不清那时候日日夜夜地在说些什么，说个不停。我同余重现在对话的主题多半是“你弟弟结婚我们出一千还是两千？下班回来别忘了捎两袋洗衣粉，还有卫生纸也快用没了；要我去接孩子你就去买菜，我做饭你就洗碗，让我一个人做我可受不了，不爱干你请保姆，我又不是你花钱雇的老妈子；我说过一百遍了，剩菜放进冰箱里要套个塑料袋，或者干脆放保鲜盒里，这么着东西全都串了味儿！”
诸如此类的。但如时候没有冰箱、没有孩子、浚有弟弟要结婚，卫生纸分开来用，怎么还会有那么多说不完的废话呢？或许那时候每天走过来走过去的缘故，人比较瘦，细胳膊细腿的，余重一连几个小时抱着我也不嫌累，我要自己坐着，他就一会儿说地上太凉，一会儿说椅子太硬。韧恋的女孩娇贵得像纸糊的，伤不得，碰不得。现在就不同了，余重的腿仿佛变成纸糊的了，特别容易压麻，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
因为那时候我从来不对余重说半旬谎话，也就理所当然地要求余重对我赤胆忠心、心无穷骛。
有一天我去男生宿舍找余重，他不在。我坐在他的床上等他。余重把我的一张照片放大了，过塑以后，用透明胶纸粘在床头，于是我就永不疲基地冲他笑着。余重说他每次受了我的气回到宿舍，看到墙上的我睁着大眼睛甜甜地对他笑，他心里就好多了，像是充了电，可以精力充沛地等待下一次的甜蜜或灾难。无论如何，这个痴情举动让我心里很满意。假如我是男的，我自信能打动任何一个我看上的女孩子，哪怕我本人并不够十分出色，“我对她怎么样”完全能够弥补“我怎么样”的缺憾。女孩子就是这种思维方式。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大胆假设，小心追求”，凭她就是个仙女，也不怕她不思凡。
跟余重的床斜对面的床上，还有一位老兄，和女朋友并排靠墙坐着。蚊帐是放下来的，帐子外面并列伸出四只脚，两大两小。先是小的两只缩进去了，后来大的两只也不见了，帐子里面静悄悄的，无声无息，只剩鞋子们七歪八扭地躺在地上，两只大的，两只小的。
我不知道该起身走掉，还是继续等下去。
余重的被子没有叠，我替他叠了起来，掀起枕头的时候，发现下面压着乱七八糟的零钱和菜票，还有一双没洗的臭袜子。我把袜子塞到他床底下的球鞋里去，把菜票理一理放进一个空的硬壳烟盒里去。他那时候常抽的烟是“画苑”和“红梅”，但墙上却贴满了“三五”、“万宝路”、“红中华”、“红塔山”等中外各种品牌的香烟盒，花花绿绿的，颇富有创意，看着至少比贴一张半裸的香艳美女要舒服一点。
叠好被子，我又替他理了书架，把书分门别类摆放整齐，我以前也曾帮他这样整理过一次，可他不久就又弄得一塌糊涂，还说东西越整齐他越找不着，把我气得七窍生姻。
为了把抽屉来个彻底的大清理，我索性把它抽出来，底朝天地扣在床上。于是，我就意外发现了那个日记本。日记本里夹着一张女孩子照片。那女孩叫柳吉，也是我们班的，就是说，她是我和余重共同的同学。直到那天，我才如梦初醒，余重最初暗恋的竟是柳吉。
我气懵了！最气的还不是他在我之前爱了别人，而是他竟会对我瞒得风雨不透，而我连高中时喜欢过我的体育老师都告诉了他。我早就问过余重我是不是他爱的第一个女孩，还一再强调我不在乎事实，我只想他告诉我真话。当时我伏着他的膝头，仰着脸，眼巴巴地看着他，他坚定地说，当然，你当然是我的第一个。可见他实际上对我说了多少假话！
第一个冲动就是抓起那个小贱人的照片撕得粉碎扔到废纸篓里去。我撕了照片还不解气，又接着撕日记本，一边撕一边哭，想着余重说过的那些甜言蜜语，那些海誓山盟，越想越伤心，后来索性扑倒在我刚才柔情蜜意地叠起来的被子上，放声痛哭。
哭声惊走了斜对面床上的一对鸳鸯。
余重回来的时候，那个日记本只剩下一个撕不动的水粉色塑料皮，废纸篓内外满地都是碎纸片。我眼睛红肿，头发也弄乱了。一只抽屉还底朝天地扣在床上，零七碎八的纸张、钢笔、小剪刀、胶布、风油精、茶叶盒、磁带、打火机等东西散落一床、一地，好像刚刚遭了劫。
万万没想到的是，余重非但没有唯唯诺诺或痛心疾首地向我赔礼道歉、低头认罪，反而暴跳如雷地吼起来：你怎么可以偷看我的日记，你怎么可以撕我的东西！
你！你怎么可以趁我不在偷看！
我反而平静下来，抹了抹眼泪冷笑：是呀，我就偷看了，我偷看了你的秘密，我撕了你的心上人的照片，你心痛死了，快去跪在人家面前再讨一张吧。
那是我的过去，我自己的，你没有权利——余重红着眼睛盯住我嚎叫，像要把我一口吞下去，真让我不寒而栗。那眼光太陌生了，让我再也流不下一滴眼泪。
我当然没有权利，你把你神圣的权利给她去吧。
我挑衅地用眼角斜睨着他，悠悠地说完，扬长而去。
我们整整一个礼拜没说话。刚开始在图书馆、在自修室偶遇，两个人仇人似的怒目而视。几天以后就没了呕气的心思，碰了面赶紧扭过去，匆匆地走开。
他有好几天没来上课。再见到他时，头发仿佛一下子长得好长，乱蓬蓬像一堆枯黄的杂草，穿一件没系纽扣的格子衬衫，人显得失魂落魄。我放慢了脚步，他迎面向我苦笑了一下就掉头走了。
欧洲文学史是大课，近百名学生上，教室是五级的阶梯教室。我坐在靠近后门那一排的边上，离老师的讲台远远的。这个课是上午的三、四节，中途休息的时候总是溜掉好多人。欧洲文学老师喜欢拖堂，等她下了课食堂多半快收工了，连免费汤都打不上了。最后一节课教室里显得空荡荡的。后面忽然哼起细细嘤嘤的歌，自从相思河畔遇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悄悄地告诉你，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