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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章竹安在车水马龙的街头邂逅相遇，巧得有些俗套，像一个老掉了牙的艳情故事的开头。
那是一个初冬的下午，我一边闲逛一边吃冷狗。我喜欢在冬天吃冷狗在夏天吃热狗，这样的饮食习惯最大的好处不是立异标新、超凡拔俗，而是可以少排点队。
走到南京西路时，我被橱窗里陈列的秃头模特吸引住了。据说秃头将是在下个世纪上半叶成为时尚。我焦虑地盼望这种发式早日在上海蔚然成风，我就再也不必翻着一本又一本的《最新发型荟萃），揪着自己的头发犯愁发呆了。这样想着想着，就和迎面走来的一个人撞了个满怀。那个人就是章竹安。
章竹安是余重的朋友。余重是我的男朋友。章竹安和余重也许根本称不上朋友，仅认识而已。但我和章竹安认识纯粹是通过余重的介绍。忘了是在一个熟人家里的生日派对，还是在什么人的婚宴。反正只是那种礼节性的介绍，真难得我们居然彼此记住了。章竹安当时穿了一套极挺刮的黑色西装，结一条鲜红的领带，手里端着一杯鲜红的红葡萄酒，满面春风，笑意盈盈，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他全身从头到脚地散发着、洋溢着三十七岁男子独特的成熟魅力。
章竹安和我，那天下午，站在风中的路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谈了几句天气，诸如风真大、天不冷、今年怎么还不下雪之类的，好像英国人一样。最后他给我留了他的电话号码，我就也留了我的，两个人互相说着以后再联系，就各走各的路了。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约而同地留了单位电话，都没留家里的。
我捏着那张有电话号码的小纸片笑了，同时加快了脚步。凭直觉我知道这是一个开头。
回去以后我没告诉余重遇到章竹安的事，我像往常一样，裹了一条浴巾，湿漉漉地从浴室里出来，头发还滴滴嗒嗒地淌着水。我把干毛巾扔给靠在床头看电视的余重，他接过毛巾就没轻没重地乱擦一气，手里仿佛不是头发，而是一把杂草，眼睛一刻也没离开电视上的球赛。
我恨死球赛了，恨死电视了。我断定假如电视机能生儿子，肯定有一大批男人不愿讨老婆。
把音量放小一点儿。我提出第一个要求。余重摸过遥控器照办了。
能不能再小一点儿？我恶声恶气地提出第二个要求。余重翻着眼睛，看看我，长叹了一口气。
我的第三个要求是：关掉吧，求求你了。
偏巧马拉多纳不合时宜地跌了一跤，余重火了：女人怎么这么得寸进尺、无理取闹、给脸上鼻梁？
我赶忙噤了声，去收拾还摆在桌子上的杯碗盘碟。他动气了，我就不吱声了。
反过来也一样。在这个屋檐下大男子主义和女权主义比翼齐飞。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老人家当年打游击那一套：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正是凭了这条金科玉律，我和余重才吵吵闹闹地爱了七八年，无数次地有惊无险或化险为夷，但最终又不可能永保太平。
我捏了捏口袋里的那张小纸片笑了。因为是余重介绍我认识章竹安的，这就更增加了我对余重的背叛意味。
余重说：你好端端地笑什么。
我说：咦，好端端地我怎么就不能笑呢。笑好看呀，还不是女为悦己者容。好呀，你现在根本不悦我，所以才不管我好不好看呢。
我噜里噜索地唠叨着，一头钻进被窝，把一双冰凉的脚搁在余重的腿上，男人的身体真是冬暖夏凉。
等我完全暖和过来之后，我就一转身把光光的脊背给余重。余重过来扳我的身体，我用力抓住床沿，执拗地不肯翻过身去。余重曾经告诉我说，对身体的要求是一个男人能给予女人的最隆重的赞美。我没理睬余重给我的最隆重赞美，背对着他一觉睡到天亮。
从法律的观点看，我和余重的行为是“非法同居”，因为我们没有领结婚证。好在我向来视法律如敝屣，余重没有我这么偏激，但在这个问题上，也把结婚证看得和废纸差不多。我无意结婚，余重也并不勉强。我不结婚不是还想有朝一日另觅高枝儿，只是懒得完成这个仪式。或者说我是害怕用一个仪式郑重其事地结束快乐无忧、不负责任的青春。
另一方面，我同余重合住也是迫不得已。我是外地留沪的学生，单位不给我分房子。而余重恰恰有一套现成的房子。余重让我搬来，我就二话没说地搬了过来。
第二天上班我没迟到。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很难得了。办公室的小梅疑惑地看着我，那眼神无非是在问：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我们主任到底是领导，比群众到底是觉悟高，不比小梅之流。主任像发现了新生的好人好事一样，发现了我这个落后青年的进步倾向，并及时地给予肯定和鼓励。他用那青筋绽露的老手拍了拍我的肩膀作为表扬，我麻木不仁地冲他做了一个叫做“笑”的表情。我知道他批评我的时候，也会语重心长地拍拍我的肩膀。不过这老色鬼有贼心没贼胆，最多也就拍拍肩膀而已，夏天还不敢轻易动手。
我拎起桌子上的暖瓶，乒乒乓乓地下一楼去泡开水。老色鬼也拎了个空瓶跟着凑热闹，我穿着钉了金属鞋掌的高跟鞋，走起路来掷地有声，老色鬼则走得轻手轻脚，走廊是水泥地，又没蚂蚁，他真犯不着这么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开水房有五个水龙头坏了三个，剩下这两个水还特别小，每每早上、中午都排了好几个人在等。两个水龙头就悠悠地用它们的细水长流培养人的耐心。老色鬼耐性这么好，一定是在这儿年头呆长了，锻炼出来了。
也没个人儿张罗修修。我抱怨着。
就说是呢，修好了大家方便。老色鬼附和着。
中国人还不就这么着，从来不拿时间当个时间，不拿人当个人。我的发散性思维开始起作用了。
要不咱中国怎么就不发达呢。老色鬼永远跟我有同感。
我搁下暖瓶，还没在桌前坐稳，电话铃就响了。
是我。那边说。
我一猜就是你。而且我知道你今天一上班就会打电话来，所以我今天没迟到。
章竹安听了哈哈大笑。我有些莫名其妙，我实在是没说一句令人发笑的话呀。
这么一想，我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章竹安约我出来吃西餐。
我们隔着小方桌相对而坐。桌子中间的蜡烛欢快地蹿着小火苗，应和着那支著名的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也叫《一路平安》。我每听到这支曲子总会有好多联想，想到我最喜爱的电影《魂断蓝桥》，想到美艳绝伦的费雯丽，我看这部电影时差点魂断剧院，从玛拉和罗依的母亲会面，玛拉随手捡了一张报纸，误以为罗依已经战死那一刻起，我的眼泪就没断过。我喜欢看缠绵悱恻的爱情电影并容易动情，这和生活中的我可不大相同。我相信生活中没有那种让人着了魔的爱情，所以才耽于电影院里的幻想与满足。
章竹安用双手托着下巴，双肘搁在餐桌上。男人不常见这种姿势，他是在学我。玻璃罩里的小火苗映着两个相对的鼻头。这场景使我有种错觉，像《围城》里的方鸿渐和唐晓芙。这时候我才明白文学艺术这东西对人毒害多么深，它使人们往往把现实和艺术创作出来的意境与情绪对照、比拟，混为一谈。多年以后，我仍然怀疑我从来就没有真的爱过章竹安，我们一开始就相会在一个使人产生错觉的场景里。
你为什么要请我吃饭？
跟老婆吵架了。
假如光看字面，这句话颇有点勾引的意味，很像是一个有妇之夫的艳事的开头，实在俗不可耐，但章竹安讲这话的口气，更像随机、潇洒地开玩笑，也就让人觉得不俗了。
你为什么肯答应和我吃饭啊？他还是刚才的语气。
我是跑出来逃婚。我也用了同样的玩笑口吻。
哦，这倒好。你愿不愿意同我做一个情人游戏？现在开始到你结婚。你不想在结婚之前留下单身生活的纪念？
好吧，那就做个游戏吧。我很无所谓地说。
一言为定！章竹安冲我偏偏头一笑。我当时惊讶极了，他已经三十七岁了，竟还有一偏头的天真。
我们吃的是午饭。两个人都喝了点淡淡的王朝葡萄酒。我怀疑自己会有酒气，不想回去上班了。在老色鬼主任手下，我很自由自在。其实他对谁都不大管，更何况我，好歹也时不时地拍我两下子呢。按说我们编辑部原本也用不着坐班，一个月才出一期破杂志。可能是老色鬼三天见不着我们几个就会害相思病，所以逼着我们天天来上班，却说是上面的意思。也难怪我们要这么想，老色鬼五十多岁了，还是一条潇洒的光棍，日复一日地往远方寄着柏拉图式的情书。除了这种纸上谈兵的风流，再也找不出什么可编派的素材，大家早都对这老头子的韵事失掉了热情。
你是不是很有钱？从西餐馆出来的时候我问。我们的桌上剩了好多钱，我有点心疼，我不喜欢装作对金钱很漠视。这使我和章竹安的交往从一开始就很坦白，没什么装模作样。
有钱意味着他比别人拥有更多的自由。
太阳很好，天甚至是蓝色的，这在冬季的上海足以让人感动了。章竹安在马路边伸手拦了部出租车，带我去了西郊动物园。我一听他告诉司机去动物园，心里就乐开了花。倒不是想念那些光吃饭不干活的狗熊老虎们，而是喜欢两个大人像逃了学的小孩子的那种感觉。我如果要求余重陪我去动物园